余辈时值青年,血气未定,为事不慎,一言一行,动辄得咎,将恐日陷于恶,而不自知矣。

汪寿华

一九五零年冬,中共开始镇反运动,清除国民党遗留的党政军人员以及民间秘密会党。

上海当局将一九二七年被杜月笙诱杀的工运领袖汪寿华的屍骸挖出并厚葬,将其血衣放在工人文化馆展览。参与杀害汪寿华的马祥生和叶焯山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翁,安土重迁,不愿离开上海。谁知共产党念念不忘一九二七年共进会消灭工人纠察队的“血海深仇”,两人很快就逮,被押到沪西公审。当局组织成千上万民众前往“观审”。

马祥生年纪大了,犹在刺刺不休的申辩;叶焯山则自始至终傲然屹立,不屑一语。主审官高声一问:“当年暗杀汪寿华,你们俩个有份吗?”至此,马祥生亦无话可说。随即,两人被牵下公审台,当众执行枪决。[1]

与此同时,杜月笙的另一名得力助手杜维藩为自香港冒险化装北上,潜入沪滨,前后逗留一年多时间。杜维藩在上海时,亲眼看见“汪寿华的血衣展览”在被改成工人文化宫的东方大饭店举行,旁边有文字说明指出,那套血衣是汪寿华被害时所穿的。

杜维藩看了暗笑不已。回到香港之后,杜维藩向杜月笙、顾嘉棠报告此事。杜月笙摇摇头说:“共产党总归免不了要骗人。”当初负责诱杀汪寿华的顾嘉棠回首前尘往事,这才说出汪寿华还未被掐死就被活埋的秘密,而汪寿华只是被打昏过去,衣服上绝对不会有血迹:“芮庆荣那一阵手劲,力道不曾用足,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偏偏芮庆荣把它当做奇耻大辱。”顿一顿,顾嘉棠继续追忆的说:“如果那一天我不去拦住芮庆荣,不让他再请汪寿华吃一顿铁铲,那么,共产党现在展览的那套血衣,可能就是真的了。”[2]

魔鬼藏在细节中,这是工商管理界的名言。中共的历史叙事和文教宣传,却从来不注重细节的真实。伪造汪寿华的血衣可以激发民众对国民党以及投靠国民党的帮会的仇恨,却被当事人揭穿了真相。

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史,被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当作党史的一部分,仿佛共产党真如其党章中所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工人运动跟共产党的夺权运动并不完全重合,有时甚至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共产党当然不会提及作为“革命烈士”的汪寿华跟杀害他的杜月笙具有同样的身份——青帮弟子。早期的工人运动,不可能脱离青帮和洪门等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组织系统。共产党用阶级斗争之类的革命言辞来标榜,但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中共在组织工运方面取得了令人激动的成功,但“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加。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3]

中国历史上的剧烈变革运动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个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既成政治展开批判的运动。从东汉党锢事件中的清流派士大夫,到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东林党和复社,再到清末的维新派和立宪派,他们是连绵相继、脉脉相承的。另一个是从秦末陈胜、吴广暴动,到太平道、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种底层民众的造反系统。这两大派别在二十世纪以前基本上是持续对立或平行发展,两者之间互不应援。努力使两者携手合作的最初尝试始于孙文的革命运动。[4]

到了二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设立农民部和工人部,致力于“唤醒民众”。一九二六年夏天开始的北伐战争的急速发展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使得国民革命的冲击波很快遍及全国。此时,拥有悠久历史并曾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种民间祕密结社也被席卷进来,并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应新的局面。于是,便发生了汪寿华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对决,他们同时帮会中人,而他们身后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的胜负也就预示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胜负。

谁,又不曾是热血沸腾的“五四青年”?

汪寿华并非根正苗红的工人出身,而是受五四思潮影响的知识青年。那一代的莘莘学子,谁又不是思想左倾的“五四青年”?

一九零一年,汪寿华,原名何景亮,生于浙江诸暨檀溪乡泉畈村。父亲是一名秀才,原本做着千百年来士大夫“学而优则仕”之美梦,清廷废除科举,使之永远被凝固在秀才这个最低的功名之上,不情愿地以基层士绅的身份终老于乡间。汪父与山西乡绅刘大鹏的人生极为相似,是转型时代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甩出既定轨道的传统读书人,其理想的破灭和家庭的衰败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变革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历史书写。[5]幸运的是,浙江的乡村远比山西的乡村富庶,汪家靠着田产和商铺过着富足的生活,汪寿华不必像刘大鹏家的孩子那样下地干活。汪父教导儿子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也送儿子去新式学堂学习新文化。

一九一七年,汪寿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费对普通人而言相当昂贵,汪家可以支撑,汪寿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还能僱佣脚伕搬运行李。两年后,五四思潮从北方奔腾到南方,一师成为杭州引领新思想的先锋。五四不单单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的活动,更是指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精神结构的、持续十数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罗家论所说的“使中国‘动’”这一颇富戏剧性动主张,成为五四运动神话的精髓,它显示了与过去无可避免的彻底决裂。[6]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的士大夫转型为新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和对世界的看法与前一代人有了天壤之别。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理念,不是民主和科学,乃是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7]

一师学风趋新,设有英文、博物、足球、体操等新式课程,汪寿华在日记载了学习踢足球的经过。国文老师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济学家陈望道,或许汪寿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自于陈望道。汪寿华在日记中对某些虚伪的共产主义者的“单面道德”不以为然:“共产主义——见人有物说共产,自己有物,一声不响,这真是现在底讲共产主义者。”汪寿华与一般学生不同,反对分数至上,“分数为虚名,今堂堂丈夫,甘牺牲其生命,为分数奴隶者,亦可怪矣”。在国文考试中,他就“今后之学生当如何”这个题目回答说:“研究科学”和“开启民智”。他从各种新杂志中晓得,青年的责任是“养成身心健全的人,做纯粹神经用的事”。他更发誓要“苦学”,要改造“我国真正的弱点”,“努力,努力,无时无息,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8]

在此期间,汪寿华大量阅读新潮书刊,思想日渐左倾。他在日记中记载,从《星期评论》上读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情形,并评论说:“此次外交失败,全从自己取来的。所以虽有美国极力帮忙,总是无能为力,你看可怜不可怜?”此时,他对美国的态度还算友好。还有一次,他因穿着一件用日本棉纱做的衣服,遭到一名市民的质问:“此日本货也,你们还可买么?”汪回答说:“此已早出中国钱购来,明是中国货,则买无妨。”对方继续反问:“如此,你们何必奔走东西,去劝导人不买日货。”汪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当时“愧愤交集”,“自后宜谨慎小心”。几年后,他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外国工厂对中国的压搾:“中国人的衣、食、住都发生问题,处处要靠外国人,弄成不死自僵的现象。”[9]

一九二零年九月,经同学俞秀松介绍,汪寿华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年之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对苏俄十月革命的鼓吹,使汪寿华等左倾青年将苏俄视为人间天堂,自发组织“留俄团”到苏俄考察,却在哈尔滨边境遭到奉军逮捕。一九二一年,他再度从海参崴赴莫斯科,却因白俄军队阻隔交通,只好在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的华工中活动,组织华工团体,“以革命知识为训练,颇着成绩”。[10]

一九二三年,汪寿华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次年又当选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并创办五一俱乐部于海参崴北京街,又组织远东一带的中国矿工工会,还设工人补习学校于各地。[11]汪寿华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受到莫斯科的注意,让他作为远东职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会议。挑选有发展前景的左派青年到莫斯科开会、参观、受训,是苏俄“演变”中国的重要策略之一。

汪寿华在苏俄停留长达三年时间,与工人同吃同住,与苏共干部广泛接触,其阅历之广、见识之丰,远超过只是在学校念书的邓小平、王明、蒋经国等留学生。一九二四年底,莫斯科认为汪寿华才堪大用,可以派他回国搅动中国的“一团死水”了。

上海工运:乱鬨鬨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九二五年初,汪寿华在家乡结婚后的第三天,便赶赴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会后,他留在上海发动工运。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在上海这座空气中瀰漫着金钱和血腥味道的城市度过的。

一八四三年上海刚刚那个开埠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长江入海口的小渔村,会变魔术般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大都市。中国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工业密集区:南满、上海、香港-广州地区。在上海,工业和运输业的劳工占总人口的两成以上,他们是第一代劳工。[12]在中国的所有城市当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着。过去数十年里,预示全国政治形式变化的工人运动呈周期性爆发,其背后有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即每隔二十年发生一次大事件。也许,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描述美国那样,每一代新人都发现有必要采取自己的革命行动。上海工人的抗议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党派、政权和个人命运的兴衰,都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有关。[13]在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向民意作出让步,并非害怕北京学生的罢课,而是难以承受来自上海的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所造成的经济压力。

汪寿华不是产业工人,要像楔子一样打入工人社群,最快的捷径便是加入帮会。自古以来,帮会便主宰着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无论是传统的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意义上的暴力革命,都离不开帮会的参与。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都属于四种祕密会社(青帮、在理教、红帮、天地会)中的一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青帮。中共劳动部门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上海劳动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主张共产党员应当重视帮会工作。[14]

从五四青年和工运能手摇身一变成为帮会分子,对汪寿华来说似乎并不困难。青帮原来是围绕大运河沿线的苦力组成的标榜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而随着上海经济的崛起,它成为以上海基地的具有近代化特征的黑社会组织。[15]青帮很欢迎汪寿华这位知书达礼且有留洋经历的年轻人加入,此类新鲜血液可以帮助青帮改善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狰狞形象。汪寿华成为青帮中人,且是“通”字辈,比杜月笙的“悟”字辈还高出一辈。他比杜月笙年轻,但若论资排辈,杜月笙该叫他一声师叔。

靠着在苏俄所受之训练,汪寿华在工人中影响力迅速跃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节节高升。他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委员、常委、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五卅运动爆发时,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结束后,李立三、刘少奇相继离沪,汪寿华遂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挥师东南,共产党也想火中取栗。汪寿华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大规模罢工,并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暴动。第二次暴动失败后,孙传芳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四处搜捕汪寿华。汪寿华改名换姓、东躲西藏。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等。汪寿华“专做政治活动,与小资产阶级周旋”。[16]

汪寿华颇懂得“统战”之术。在第二次工人暴动时,他一再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为了确保第三次暴动的成功,他积极活动,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频繁联系。汪寿华负责“统战”的头号人物,是上海商界大佬虞洽卿。此前,虞表示支持罢工,参与劳资双方的调解,还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事宜,共产党的宣传媒体称赞其为“红色商人”。汪寿华常常出入虞洽卿住宅,密谈至深夜。双方的合作并无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只是利益上的互相利用。[17]

一九二六年十月,孙传芳对江浙和上海的统治摇摇欲坠。虞会见汪,策划召开一个工商代表临时会,商议以“上海市民维持会”的名义组织政府。对此机构,中共谎称不会占主要地位,只是暗中指导。然而,当孙传芳的军队崩溃,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之后,共产党以为大权在握,立即让虞靠边站。虞洽卿也悄然改变态度,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表示不会参与共产党控制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四月九日,汪寿华把一份中共起草的《告全上海市民》的宣言送给虞,希望他参加联署,虞未同意。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18]

虞的变脸意味着上海的权力已悄然发生转移。此后,直到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去世,虞洽卿长期与蒋介石密切合作,成为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之间的重要纽带。政治投资是风险最大、收益也可能最大的投资,投资蒋介石使得虞洽卿在个人的工商生意中、在日益隆升的社会地位上,都获得丰厚回报,这一切是汪寿华与共产党不可能给予他的。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正代表着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一种全新的“政商”体制悄然成形。[19]

自命上海王,魂断枫林桥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东路军第一师薛岳部占领上海龙华。二十一日,中共发布总罢工命令,制订各部作战计划。罢工后一小时,转入暴动,上海七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开始攻击警察以及正在与北伐军接洽归降之直鲁联军部队。汪寿华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全面指挥战斗,日夜不息。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成功,离不开汪寿华的准备和筹划。一九二七年二月底,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到达到二十八万九千人,对外号称八十万人。三月四日,汪寿华主持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决定组织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还请来军事教官对纠察队员进行作战训练。

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占据上海的政府机关和交通枢纽,上海成了汪寿华梦想的“赤旗的世界”。当天,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十九人。汪寿华名列其中。次日,在市政府委员会议上,经汪寿华的说明,决定接受总工会在第三次起义前提出的“二十二条政治经济总要求”。

在这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汪寿华俨然是上海的新主人,根本不把卧榻之畔的国民党军队放在眼中,更不服从中共中央那些白面书生的指挥。三月二十三日,他下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二十四日,上海总工会迁至富丽堂皇的湖州会馆办公。二十七日,在汪寿华的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有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会上,汪寿华报告起义经过,并提出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工人武装自卫、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和整顿工会组织等十七项任务。会后,汪寿华检阅工人纠察队,以此炫燿武力。次日,执行委员会推选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区委主席团会议又内定汪寿华兼任市政府劳动局局长。

汪寿华瘦小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无穷的能量,他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登上人生巅峰的汪寿华并未意识到,共产党的失败和他个人的死亡已指日可待。拥有四千多枝步枪和二十多挺机枪的工人武装,连杜月笙等人组织的黑帮武装“共进会”都打不过,更不可能与蒋介石的正规军相对抗。

三月二十七日,汪寿华面见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汪寿华汇报了会见蒋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其实,汪当时的答覆是:“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卫组织。”[20]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中,汪寿华志得意满,沉浸在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中。

蒋没有当场捕杀汪,不是不敢,而是不愿手上沾满鲜血。蒋并没有放汪一条生路,他早已宣判汪的死刑,只是执行者另有其人。

四月十一日晚,绰号“杜大耳朵”的杜月笙正式下帖子邀请汪寿华到刚落成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喝茶。

当时,双方已然剑拔弩张。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劝汪不要赴此鸿门宴,时任工人纠察队中队长的顾顺章建议带一个排的武装去,均被汪拒绝。汪认为自己与杜私交颇好,辈分上是杜的师叔,杜不至于“欺师灭祖”,“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而叫人耻笑”,只带一名司机和一名保镖前去赴约。[21]

杜月笙并不遵守帮规,对杜来说,政治或利益远高于帮规。杜公馆杀机四伏,等待汪自投罗网。

到了杜公馆门外,汪寿华的司机在车中等候,汪寿华只身一人入内。等汪进入大门,停在不远处路口的另一辆汽车悄然开过来,靠近汪的座车。数名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制服了汪的司机和保镖。一切在瞬间悄无声息地完成。

一进大门,迈向杜公馆灯火辉煌的大厅,往内一望,汪寿华便发现情形不对:张啸林、马祥生、谢葆生等人在大厅中横眉怒目、杀气腾腾。正要转身离开,中门里外,早已埋伏了“四大金刚”。以前,这些“晚辈”见到汪,总是毕恭毕敬,此刻却面露凶光。

汪寿华询问杜月笙何在,众人沉默不答。汪欲大声呼救,立即被叶焯山和顾嘉棠打昏过去。汪没有看到杜一面,更没有跟杜说上一句话。

听到外面有动静,杜月笙才在二楼现身,并吩咐手下说:“不要做(杀)在我家里,否则新房子变成了凶宅。今后还有谁敢到我家来?”于是,这帮打手将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一口大麻袋,扔到一辆轿车的后车厢中,运到郊区的枫林桥就地活埋。[22]

杜月笙为何投靠蒋介石?

解决了汪寿华,上海总工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凌晨时分,杜月笙组织的黑帮武装“共进会”从各处攻击工会据点,工会猝不及防,毫无还手之力,据当时担任《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史诺估计,约有五千名共产党分子被打死,“共产党计划实施恐怖统治,结果却由他们自己享受了去”。[23]

上海总工会垂死挣扎,组织示威游行。白崇禧、周凤岐等国民党将领命令军队开枪镇压。蒋介石在日记中简略而冷静地写道:“四月十二日,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会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产党煽动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蒋不会记录军队开枪杀人的细节,更不会透露是青帮帮助他清除政敌——蒋本人早年曾拜在黄金荣门下,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黄金荣退回了他的“门生帖子”。

“四一二”清党的最高决策者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执行者是杜月笙。真正的“上海王”不是昙花一现的汪寿华,而是从此之后实际上统治上海十多年的杜月笙。杜月笙是孤儿,十四岁到鸿元盛水果行、潘源盛水果店当学徒。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投靠黄金荣,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一九二五年七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进入主流社会。

杜月笙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以及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更会散财。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黎元洪、章太炎、杨度都是其座上客。

杜月笙持葡萄牙护照,只受其领事的法律监督。有西方记者发现,杜月笙利用法租界贪汙、无能的风气,成为法租界的真正统治者。杜氏在法租界的家,就像一个兵工厂。从这个兵工厂中,统治着他的王国。由于他拥有数百名武装便衣人员,他的命令被奉行不二。[24]杜月笙的存在,源于上海的外国当局,默许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对警察广泛的渗透,因为只有与“暴力的买办”勾结,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25]

对于慈善事业,杜月笙是一个极为慷慨的人捐输人。他做很多收买人心的事情,持续多年请客,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

那么,为什么杜月笙愿意为蒋介石杀人放火呢?当然不是因为他认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承诺赐予他在上海贩卖鸦片的特权。“并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关系促使上海鸦片三巨头向总司令靠拢,维持其赚钱买卖的现状才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蒋介石当然也愿意制订出一个双赢的计划,以得到这些有势力的帮会大亨的支持。”[26]三月下旬,蒋介石派遣跟黑社会有密切联系的三名亲信陈群、杨虎和王柏龄赴上海,与上海青帮三巨头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旨在反对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四月三日,英国警务处在一份报告中称:“张啸林等人重新组织共进会,会员主要是帮会中人。目的是为了反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中的激进势力。此举是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

汪寿华是被杜月笙诱杀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杜月笙帮助蒋介石清共,被授予少将参议头衔。黄金荣看到这个后起之秀的老辣,叹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此退隐。杜月笙迅速跃为帮中第一人。同年九月,杜出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一九二九年,又出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他先后担任诸多企业及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董事之职,据说头衔数量达到一百五十多种。[27]同年,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的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重量级人士,中汇银行业务颇为兴旺。杜月笙在追求非法利益的同时,也不放弃在合法的贸易、工业和金融业中的纯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任何一个黑帮头子都会有将自己“洗白”的企图。

杜月笙的枯荣与蒋介石的成败遥相呼应,他是秘密帮会在国民政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戏剧性体现,正如美国战略情报局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机密报告中所说:“国民党起于一个秘密会党,在另一个秘密帮会的帮助下步入权力顶峰(前者指洪门,后者指青帮),认为有必要在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目标下组织其他形式的秘密帮会,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统治局面。”[28] 所谓“其他形式的秘密帮会”,大概就是蒋介石的门生们组建的具有法西斯特质的蓝衣社吧?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以及对杜月笙的利用,显示了南京政权“政府犯罪化,以使犯罪官僚化”的本质。其实,早在孙文的反满革命中,“清洪门的贡献颇大,在中国政治史上,可说是一件奇异伟大的事迹”。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希望拉拢清洪门的力量,将昔日“反清复明”的口号进化为当下“反共抗俄”的使命。[29]

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未能如愿以偿当上上海市长,发牢骚说自己是被蒋介石用完后就扔到床下的一把尿壶。很快,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走向崩解,中共军队攻占上海。杜月笙没有像黄金荣那样留在上海而备受羞辱,也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避居香港直到死去。

国共两党都不是工人的同路人

对于国民党来说,“清党”使得南京政府治下的城市不再有活跃的工人运动,“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政治的主要角色”。戴笠的秘密警察和杜月笙的青帮的合作,共同创造出“黄色工会”,接手被镇压下去的“红色工会”的位置。[30]

对于共产党来说,以汪寿华被诱杀为开端的国民党“清党”屠杀,以及此后在南昌、广州等城市暴动的惨败,使共产党放弃了依靠工人和旧军队夺取权力的苏俄模式,转向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活动在城市的中共中央头目们视毛为“流寇”。然而,随着毛掌握的枪杆子越来越多,毛在党内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中国早期的工运领袖,如汪寿华、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等人,都有几点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曾赴苏联访问和受训,是苏联打造出来颠覆中国政府的“第三纵队”;其次,他们都兼有工人领袖和帮派头目的双重身份,生活作风上不脱流氓本色,这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第三,他们最终都死于非命,毛泽东等在乡下反倒幸存下来,说明在城市从事地下反对运动,比在农村从事农民起义更加危险。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有过五任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秦邦宪,张闻天,向忠发是唯一的一名工人领袖。向忠发曾在武汉的兵工厂、轮船公司等多个工厂工作,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出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早期工运领袖罗章龙描述说:“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脸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31]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宁汉双方相继清党,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向忠发在会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向忠发参加代表团赴苏俄,出席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演讲,出尽风头。[32]如果汪寿华没有在一九二七年被诱杀,向忠发的位置或许属于汪寿华——上海作为工业中心的重要性高于武汉,汪寿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地位也比向忠发高。更重要的是,向忠发是个半文盲,汪寿华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五四青年,教育程度和理论水平都远高于向忠发。

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知识分子多于工人;一九二八年,六大的中央委员,工人则多于知识分子,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二十二人,向忠发名列第一,周恩来愤愤不平地说,“暴徒一大堆”。[33]到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被架空,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城市工人运动被弱化。向忠发一怒之下,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周恩来称其“堕落”了。这种堕落,不止向忠发一人,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中,二十二名工人出身者,除向忠发被捕变节并被处死外,相继投降国民党的有十四人。若汪寿华在一九二七年不死,即便当上总书记,亦难逃一死。

另一名中共早期工运领袖和特工头子是顾顺章。顾早年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工人,后加入青帮,因敢打敢杀脱颖而出,既受青帮大佬的青睐,也被共产党看中,一度担任鲍罗廷的侍卫。一九二六年,顾顺章与日后成为中共开国大将的陈赓一起赴苏联接受“政治保卫”训练。据国民党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被苏联克格勃训练成为“特务大师”,文的方面如化妆、魔术、操作机械、心理学,武的方面如双手开枪、爆破、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无一不精。[34]在上海工人暴动中,顾顺章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密切配合汪寿华的工作。若汪寿华去拜会杜月笙时,有顾顺章及其率领的“红队”特工人员严加护卫,杜月笙的手下便难以下手,汪则未必会命丧黄泉。

国共分裂后,顾顺章配合周恩来主持军委特务工作科,成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不过,顾顺章虽然成为中共党内要人,但他并不真正信奉马列主义,他本质上是一个热衷于投机和赌博的流氓,“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是其生活的常态。中共方面也承认,“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35]而中共起用顾顺章,说明在城市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帮会的力量,才能掌握交通、情报网的一端。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立即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中共中央从此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江西瑞金的“苏区”。若不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潜伏了中共特务钱壮飞,钱壮飞通知中共若干要人迅速转移,周恩来、王明、博古、康生、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人很可能全军覆没,中共的党史或许因此而改写。而中共要人向忠发、恽代英、蔡和森等人都死于顾顺章之告密。一时之间,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出尽风头,还出面劝降被捕的中共人员。[36]此后,周恩来指挥中共特务将顾顺章一家老小灭门屠杀,而顾顺章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也被国民党军统杀人灭口。

继向忠发和顾顺章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做中共领袖。[37]然后,中共的实际权力转移到毛泽东手上,象征着在中共的高层,城市边缘知识分子和农民出身的军头取代工人阶级。

文革期间的工人运动有汪寿华的影子吗?

汪寿华这样的工运领袖,就这样在中国革命中消失了。工人从此不再是革命中的领导阶级。直到文革中才出现汪寿华式的人物——比如,像王洪文这样的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工人造反派。汪寿华等早期工运领袖的故事被演绎成各种版本,年轻的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与老一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海国棉十六厂——王洪文的发迹之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曾是工人发动暴力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时成为斗争的策源地,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可能并非巧合。”[38]

如果说汪寿华时代的工人运动是共产党躲藏在背后遥控,参与工人尚有一定自主性;那么,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是“奉旨造反”,沦为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他们的造反对象只能被毛泽东圈定。文革中可以对除毛泽东本人而外的任何干部造反,但不能对共产党垄断一切的权力造反。”[39]在此大环境的制约下,文革时期的工人造反派领袖,无人具备汪寿华那样的个人魅力。

即便如此,毛并不真正信任工人造反派,当上海人民公社宣布成立时,毛关心的是“党在哪里”,在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之上,还必须有党。毛泽东否定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后的上海人民公社:“对毛泽东来说,就像对蒋介石来说一样,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也可能对政府控制构成潜在威胁,无论是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一样。”[40]换言之,党永远要有效地领导工人,而不是相反。

文革期间最崇拜毛泽东的主要是三类人:工人、学生和解放军。工人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间发生了残酷的武斗,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底层工人热血澎湃地参与其中,他们在造反运动中很少提出劳动权益方面的要求,他们的人权意识并未觉醒,他们悲剧性地成为毛个人野心的炮灰。

安徽宣城的工人武斗惊心动魄: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就拖回八具屍体,轻重伤员十多名,死伤的都是“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当时尚是少年人的社会学家丁学良,亲眼看到此种惨痛景象:“一辆辆半新不旧的板车上——那是他们生前赖以养家餬口的伙伴——躺着满身弹孔的工人叔叔,他们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样威风不灭。失去丈夫的婶婶们携着半大不大的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吼叫;这些妇女多年相伴丈夫劳作于强者才能生存的码头,在刀口上添饭吃,养就一副粗放刚烈不认命的豪气,哀哭不出几声,落不下几滴泪,只嚷着要亲手报仇。”[41]

那么,谁是凶手呢?是拿刀枪或者劳动工具杀人的另一群工人吗?可是,凶手那方也有工友遭到杀害,如此冤冤相报,永无尽头。一群自以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工人,毫无怜悯之心地杀害另一群也是自以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工人。真正的凶手是在背后操纵工人彼此杀戮的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被共产党煽动起来暴动的工人杀戮他们所认定的右派和反动派,而投靠蒋介石的杜月笙等黑帮成员以及国民党的军队反过来屠杀暴动的工人;四十多年后的文革期间,工人造反派之间血腥屠杀,是一群信仰毛主义的工人的自相残杀。丁学良如此描述死难者出殡时的场景:

出殡那天,领头的是十六人持执的“联指”巨幅战旗;接着八部卡车,每部载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钢筋焊接而成,花也是鐡的)和一具棺材。接着是三百名“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每人手执一柄粗木棍——那是他们日常劳作搬运重物时支撑板车的杠杆,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带。他们以数百年不变的行头,护送着亡友。冽冽寒风中,众人均是粗布褴褛单衣,隐约露出古铜色的肌体;那场景,令我宛然重见秦末田横五百壮士。[42]

工人们以为是在用生命追求自由,没有想到却跌落到地狱的底层。毛泽东对死难者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人命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数字。

至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运动。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学生是先锋和主体,有少部分工人参与其中,却并未影响运动的整体走向。

本文选自作者新书:《一九二七:民国之死》

[1] 章君穀:《杜月笙传》(第二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公司,1968年),页14.

[2] 章君穀:《杜月笙传》(第二册),页15.

[3] (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20-121.

[4] (日)三谷孝:《祕密结社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3-4.

[5] (英)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7.

[6]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页10.

[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97.

[8] 《汪寿华日记》,上海革命理事博物馆筹备处整理。

[9] 汪寿华:《日本棉纱业在中国之发展》,载于《民国日报》之《觉悟》副刊,1925年8月15日。

[10] 《汪寿华传》,《牺牲》第一集,(上海:中国济难全国总会编印,1929年)。

[11] 黄美真:《汪寿华传略》,内部资料。

[12] (德)奥斯特哈梅尔(Osterhammel):《中国革命》,(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页83.

[13] (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页2-3.

[14] (日)三谷孝:《祕密结社与中国革命》,页24.

[15] (德)奥斯特哈梅尔(Osterhammel):《中国革命》,页87.

[16] 《汪寿华传》,《牺牲》第一集。

[17] 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142.

[18] 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页163.

[19] 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页249.

[20] 上海总工会拒绝执行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的命令,并得到武汉方面的背书。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在本党未组织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参阅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研究中心:1977年),页660.

[21] 黄美真:《汪寿华传略》,内部资料。

[22] 章君穀:《杜月笙传》(第二册),页10.

[23] (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John B. Powll):《在中国二十五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页140.

[24] (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John B. Powll):《在中国二十五年》,页139.

[25] (德)奥斯特哈梅尔(Osterhammel):《中国革命》,页90.

[26] (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页146-147.

[27] (日)三谷孝:《祕密结社与中国革命》,页25.

[28] (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页106-107.

[29] 帅学富:《中国帮会史》,(香港:现代出版公司,1961年),页8-9.

[30] (德)奥斯特哈梅尔(Osterhammel):《中国革命》,页91.

[31] 参阅罗章龙:《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

[32]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32.

[33]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页237

[34] 王彬彬:《顾顺章叛变之后》,见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6.

[3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页109-110.

[36] 左翼作家丁玲被捕后,顾顺章曾前去劝降,丁玲记载说:“顾顺章每次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他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避免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有一天,他在外厅催眠了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他完全依从他,听他命令,做他平日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形是令人心惊的。”见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转引自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页33.

[37]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页251.

[38]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256.

[39]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册),页811-812.

[40]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册),页258.

[41] 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台北:联经出版,2013年),页112.

[42] 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页11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