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政府剥夺了回国权的小乔（李剑虹）女士的访谈录《我的一九八九》就要在香港出版了。作者嘱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自知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诚意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众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是年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动地、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事件，“九华天上人知得，一夜风雷撼万山。”人们从关于当年的宏大叙事中，看到大量描述菁英豪杰英雄事迹的激扬文字，自然令人敬佩，令人神往。但是，请不要忘记，参与到一九八九年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变中的有数以千万计像王维林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成了八九民运的主体，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壮烈行动展示出中国人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的坚定信念，正是他（她）们用自己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为中国人在自由民族之林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如果说我的上述议论有些抽象的话（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一九八九的80后和90后来说），那么，小乔在《我的一九八九》一书中则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十多位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当年八九“六四”事件的普通亲历者的生动事迹和心路历程，为读者奉献了大量的真实可信的故事情节，也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马国春，原北京首钢公司第二建筑公司职工。1989年，已有10年工龄的马国春是单位的技术骨干，担任班长，参加过多项大型工程的建设，受过多次奖励，薪水较高，生活稳定。4月学潮开始后，他基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立即投身到支持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他在访谈中回忆道：“学生运动提出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的主张，大家都很支持。我那时下班没事就往天安门广场跑，听学生演讲，我还给学生捐钱。”后来，到了6月3日晚上，“我听到广播里说军队奉命戒严，市民不要外出，否则后果自负。我感到问题严重，不放心广场的学生，我就出去了，当晚我主要在新华门、六部口一带，我亲眼看到军队开枪杀人，好几人中弹倒下，有人当时就死了。我还看到翠微路那儿一辆军车翻车起火，当时就是他们车开得太快，转弯太急车翻了，火一下子烧起来，旁边的人根本没法救！我进去后听说那辆车烧死了6个军人，当时政府的宣传说是被”暴徒“扎了轮胎什么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开翻的。我还看到被坦克压死的人，人被压成薄薄的一层，象画儿似的，我们旁边的人想帮着收尸都不行，根本就拈不起来。我还帮着救助伤员，当时去了玉泉路的402医院，还有复兴医院，医院的停尸房都停满了，伤员摆满了过道。可惜当时我手上没有相机，不然一定拍下这些作为历史的见证。”
马国春激于义愤，为保护学生向戒严部队投掷了从军车上拣来的催泪弹，被当场抓获，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9年出狱后，由于年纪大，又有“前科”，只有靠四处打工获取微薄收入勉强养家糊口。
但是，马国春至今仍“坚持认为，当年学生是爱国的，学生要求民主没有错，是促进国家进步、社会公平的，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是非常错误的。我虽然坐过牢，但这不是什么耻辱的事。当初我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做那些事，我至今认为自己没做错，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毫不犹豫做同样的事情。有一句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六四“镇压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劫难，不是我一个人的。我相信女儿长大以后，也会理解我的，她会认为爸爸当年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必须向着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从国家来说，司法要独立，权力要有监督；从个人来说，人民要有言论自由等各项权利。否则，”六四“的悲剧说不定哪一天还会重演。”
武文建，原北京燕山石化总厂职工。一九八九年时才19岁，当时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厂（注：简称“燕化”，与“首钢”并列，是首都北京的两家最大的国有企业）餐厅做学徒工。从小喜欢画画，专门到文化馆拜栗树庭老师学习油画，并准备考大学继续深造。他原本对政治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不太关心。胡耀邦去世后没几天时，他搭乘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发现街上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这个情景打动了他，使他从心底里同情争取自由化的学潮。5月19日“戒严令”颁布以后，燕化职工自发组织了多次声援学生的游行，他前后参加过4次声援游行。6月3日晚上，他在电视里听到说不许市民上街，预感到当局要采取镇压行动，忧心如焚，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地赶赴城里。结果，看到街上一滩一滩的血迹，还挨了解放军的大棒，若不是腿脚利索跑得快，恐怕当场就会命丧黄泉了。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跑得慢了点，就被枪子撂倒了。等当兵的走了以后，他和躲在胡同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送他去附近的同仁医院，可个小伙子的脑袋都被打变形了，多半是救不活了。在医院里，他看见过道上一溜排的伤员，到处血迹斑斑，医院的楼道也全给伤员占满了。
第二天中午他回到燕化后，满腔悲愤，找了件T恤衫，自己用毛笔在T恤衫前面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面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后穿着这件T恤衫在燕化厂区游走，到处宣讲自己看到、听到的城里的情况。转着圈让大家看他衣服上的字，然后又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后背让解放军棍子打的红肿的印迹。之后，又领头带着大家在燕化厂区举行游行示威（“六四”大屠杀后在北京只有燕化举行了几百人的游行抗议）。后来这些事迹都被写进了他的《判决书》，把他定性为“暴徒”，逮捕入狱，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直到1995年11月才获释。
二十年后，他在诗中写道：
一颗子弹射入心脏，
也葬送了青春绿翠，
欢笑似乎成了耻辱，
遗忘又预示着堕落，
六月夜晚依然绯红，
刺眼夺目一如当初，
狰狞的子弹嚣张狂欢，
炫耀一排排白骨盛宴，
疤痕仍在流血，
二十年未曾止，
抚着伤口穿过黑夜，
奔着黎明方向前行。
——《前行》
孙立勇，北京橡胶供销公司保卫干部。1980年学校毕业后曾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当过五年管片警察，之后又在分局预审科工作两年。因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主动申请调离公安机关，终于在1987年11月如愿调离公安机关，到北京橡胶供销公司做专职保卫干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人们自发地涌向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悼念清正廉洁的胡耀邦，期盼党和政府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人民以更多的民主权利。孙立勇从一开始就很关注这场自发的民主运动，同北京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一起，经常到天安门广场，卷入了呼唤民主的潮流。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他参与过游行声援活动，并给学生捐了款。
5月中旬的学生绝食抗议开始后，孙立勇一方面为同学们的生命健康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也对抗争的方式产生了疑问和忧虑。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手段最好是和平非暴力的，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新的暴政，方励之等人倡导的“和平演变”策略是正确的；同学们用绝食的方式向中共施压，动机虽好，客观上却将中共逼进了死角，中共自动下台绝无可能！镇压便成为其唯一的选择……6月3日晚上，震惊世界的屠杀开始了！大约晚上九时许，他在金水桥前看到了由西往东飞奔而来的平板车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受伤者，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中共政府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吗？随后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他：屠杀是千真万确的！从那时起，他就暗自下定决心：“我挺身而出的时刻已经到了！一定要为死难者讨回公道！让真理和正义得到伸张！让屠杀者血债血偿！”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创办了《民主中国》（后改名为《钟声》）刊物，主旨是呼吁为“六四”平反、结束专制、普及民主常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邮寄和投递两种方式进行传播。他们前后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到1991年4月，几位同仁纷纷被抓捕。孙立勇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98年4月出狱后，孙立勇先是靠摆地摊卖旧书维持生计，之后又开了一家面积不足8平米的小书店，收入微薄，不足以维持家庭支出。直到2004年，他历尽艰辛设法来到澳洲，申请政治避难。由于不懂英文，只能干体力活，先是靠拣瓶子维生，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因惦记着国内的难兄难弟，所以，来到澳洲后几个月，他就与这里的几位朋友在2005年3月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用大家从辛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支援国内的政治受难者，每年援助国内大约30名政治受难者的家属，让这些人感受到外界没有把他们遗忘。用孙立勇的话说“因为我自己也在牢里呆过，知道外界的援助对在牢里的人和他们的亲人在精神上有多么重要。”
孙宝强，女，原上海炼油厂职工。从1968年参加工作直到1989年被捕，孙宝强女士在上海炼油厂工作了21年，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六四”以前，她是上海炼油厂的打字员，业余喜好读书，遇事爱独立思考，经常在石化报上撰文针砭时弊。1989年6月3日夜里，她从“美国之音”收听到军队在北京半夜里清场，屠杀无辜学生、市民的事情，禁不住悲愤交加！6月4日清早，当她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报的“通缉令”和对“暴徒”的大批判，气愤填膺！怒火中烧的她奋勇地挤进人群大声疾呼说：“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会对自己的学生大开杀戒。”在面对公众的演讲中，她还猛烈抨击了平素所见的社会阴暗面和单位里的一些黑幕，直到把嗓子都讲哑了！
6月5日，她在上海街头公开演讲谴责“六四”屠杀，号召民众起来反抗镇压，抵制暴行，为冤死的学生伸张正义。并带领群众，把马路一侧的篱笆搬到马路当中设置路障，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行为。结果，当晚被人从家里骗出来秘密抓进了虹口看守所收容审查。两个多月后，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公职。多年来艰辛打工自立图强，并在困境中写作《红楼女囚》狱中回忆录和其他作品计百万字。她在接受小乔采访时讲道：“我只希望各位追求民主自由的同道能够精诚团结，为中国的明天共同努力，绝不做互相倾扎亲痛仇快的内耗。我希望我的同胞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克服‘斯德哥尔摩症’和内心的恐惧，为自己去争人权、争自由，为国家去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我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能够尽快出版，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
艾鸽，诗人，画家，原《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1989年学潮时，他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长驻云南。他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很左，为此，他曾经在报道及《内参》中多次揭露和批评省里的问题。如《中国青年报》连载过他写的报告文学《热带森林悲歌》。“六四”前他写的反映当地军人欺压百姓的《内参》，送到了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高层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曾作过批示，产生了较大反响。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学潮一开始，他就非常关注。5月初的一天，报社有人打电话给他，是否参加首都新闻界千人联名的公开信声援学潮，他立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公开信抗议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和撤销钦本立职务，抗议当局对学运的新闻封锁，要求新闻自由。可以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界第一次的集体觉醒，新闻界由此开始介入八九运动，学潮也逐渐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张新闻界示威的照片，上面写着：“学生不是动乱，我们反对动乱，有人希望动乱。”
5月19日，戒严令颁布和赵紫阳总书记被废黜后，激起了他的强烈愤慨，使得他便比以前更加投入地介入民主运动。他把自己写的报告文学集《混血世界》送给在昆明市中心广场上举行抗议集会的学生们，并频繁地到广场上和昆明的几所大学里发表演讲，谴责中共保守派元老集团违反民意的倒行逆施。6月3日至4日，他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了解了“六四”大屠杀的具体详情，北京新闻界的很多朋友都亲眼目睹了这场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屠杀，还有一些朋友向他提供了他们所调查到的死难人数和所闻所见。他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后，写了一篇《就北京64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之后，他一方面把稿件散发北京及发向海外，另一方面把打印好的稿件送给云南当地学生领袖。据学生们后来说：他们又复印了40万份散发，导致了昆明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学生们还抬着棺材示威，高呼“血债血还！”“严惩刽子手！”等口号。他还到团省委办公室去抗议，宣布：“我以个人的名义宣布不承认李鹏伪政权！”并提出要求更换总理。
“六四”后艾鸽被捕入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出狱后仍不时遭受政治迫害。2006年途径香港来到法国巴黎，从事诗歌、小说、绘画等艺术创作和其他事业。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祭三部曲”《死亡地带》、《后宫》、《自由的诱惑》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引人注目。
孔天乐，1989年时为河南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河南大学位于开封市，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那里发端较晚，结束也较晚。河南开封学生和市民成规模的游行在“六四”以后一直持续到6月21日，并被当局定性为“六二一反革命事件”，多人因此被判刑。受北京学潮的影响，1989年5月中旬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上千名学生终于冲出校园举行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在那天晚上自发成立了“河南高校自治联合会”。之后几天，他不顾家人的阻止天天跟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还参加了学生纠察队。游行时，市民夹道欢迎，反响热烈，好多人给游行学生送水、送食物。游行学生设立了募捐箱，为声援北京的学生向市民募捐，募到了上万元人民币。大家推举孔天乐和一些同学把捐款送到北京，结果有好几百人要求去北京声援。
当他和同学们到达北京时，已经是5月19号。一出火车站，他扛着一面带来的“河南大学”校旗，领着大伙儿直奔天安门广场。当晚，国务院就宣布了“戒严令”，广场的学生宣布结束绝食抗议。广场指挥部决定让女同学和一年级新生先回校，其他的自愿留在广场。他带着河南一起来的同学先是去二外语学院、广播学院、南苑机场那一带和市民一起堵军车，后回到天安门广场坚持抗议活动，直到6月3日被北京的亲戚带离广场得以幸免于难。“六四”以后，他回到学校继续和同学们一道不惧危险，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6月21日的游行抗议活动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七、八个同学因参与组织游行被判刑。他虽未被逮捕判刑，但也受到由省国家安全局、省、市公安局组成的三级“联合调查组”的关押审查，延迟一年才拿到毕业文凭，并不予分配工作，发回家里待业。他自己联系了一家学校，学校虽然同意接收，却迫于上面的压力不让他上讲台开课，后来又把他下放农村锻炼了大半年。结果迫使他离开家乡漂泊到外地打工。多年后历尽周折到达澳洲学习、工作。
孔天乐在接受小乔访谈时说得好：“转眼20年已经过去，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却令我刻骨铭心，就象是发生在昨天。它留在我心中的是一块永远也愈合不了的伤疤！虽然我现在能平静地坐在澳大利亚的家中，享受自由和宁静的生活，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痛，我时时想到当年北京那些死去的战友，还有家乡那些狱中的同学。我很遗憾至今没有看到对”六四“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让受害者得到迟来的公义和赔偿。我们八九一代，尤其是海外的八九一代大学生，面对安逸的生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管从历史责任还是道德良心，揭示历史真相，传承”六四“精神，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八九年我们举起大旗走上街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而死去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狱中同学身上的镣铐也时刻警醒着我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我不会忘记”六四“，我也会继续为努力揭示真相、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
《我的一九八九》一书通过对当年大事变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访谈，再现了一批从事不同职业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动荡年代的生活场景和责任担当，展示了大批普通的中国公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正义、人权与人的尊严做出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牺牲。他（她）们的参与、担当、奉献和牺牲必将永久地载入史册，成为激励人们为了追求民主宪政而不懈奋争的动力源泉。
崔卫平女士在《哈佛大学“红色遗产”会议上的缺席发言》中说：“对于我个人而言，‘6·4’这件事情实际上构成此后思想和工作的重要起点。……这种处境是我的，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们的。如何将这种被取消的、暗哑的处境，转变为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因而可以被恰当了解，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将‘6·4’称之为‘遗产’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身边的人们和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承受这个难以承受的事情及其后果。至今遇难者母亲们不能在公开场合中露面，压制母亲们的力量肯定也在压制其他悲伤的面孔。在大街上针对手无寸铁的人们所施行的暴行，对于我们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难以估计的。”
龙应台女士深情地写道：“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引自《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自由和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无数中国公民守望相助、坚持不懈、前赴后继地去努力争取。鲍勃？肯尼迪说得好：“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在一九八九年携手并肩筑就的道义力量的丰碑将永久激励着人们为了追求自由生活和实现民主宪政而不懈奋争！
2010年4月26日
此文于2012年12月01日做了修改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