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马建，大家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他1980年代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成名作《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我看到大陆作家冯唐这样评价马建的这部作品：“在写西藏的汉语里，最好的就是这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个中篇仿佛用的不是汉语，写的环境仿佛不是人间，写的色情仿佛是担水吃饭”——哈，冯唐的文字果然是不改他的痞子本色。
而旅居德国的学者仲维光则这样评价马建的作品：“我必须要说的是，马建的文字修养不深，但是，他天生有一种驾驭文字的能力。如果马建有张爱玲那样的文字修养，他将会更上一层楼，他的文字甚至会让张爱玲望其项背。在这一点上，马建是有才能的。”
我不知道马建是否同意仲维光先生的这个评价。我个人则以为，张爱玲的文字，仿佛是沾了金粉的毛笔，落在“朵云轩”泛黄的稿纸上；而马建先生的行文，给我的感觉则像是一番痛饮之后，用手沾了酒直接就在大漠的沙地上龙飞凤舞起来，随心所欲、酣畅淋漓。
无论如何，马建先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纯粹的、真性情的人，写文章如此，做人亦然。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请嘉远给我们介绍一下马建先生的生平。
马建，1953年8月生于青岛，中国著名作家。
1987年2月，在移居香港一年之后，马建的作品《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经作家高行健的推荐，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引起轰动，但这个中篇随后在中国被禁。
1997年，马建从香港赴德国鲁尔大学任教；1999起定居英国伦敦专事写作。
除了《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马建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你拉狗屎》、《怨碑》，长篇小说《思 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红尘》、《肉之土》、《阴之道》、《北京植物人》等等。
著作丰厚的马建先生在西方文坛入围多个国际著名奖项，其中长篇小说《红尘》还获得了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好，谢谢嘉远，今天我们的采访，就从马建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红尘》谈起。
记者：您好，马建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在做访谈之前希望您推荐一部您的作品让我拜读，您推荐的是《红尘》。我看了才知道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就叫马建，这是您的自传体小说吗？我很好奇这部小说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
马建：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国的一个大学里教书了，时代也变了，生活环境也变了，包括我的记忆也在变，所以我想给自己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忆。这个记忆包括在中国时代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我内心是否也跟着产生了变化。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要被警察跟踪…
记者：您说的是您80年代在中国流浪的时候，是不是?
马建：对，流浪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完后我当然要用我的名字。这本书因为用我的名字，同时它又是一个旅行文学，这个旅行文学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就是描述的。这本书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走，走进一个8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在接近80年代尾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正在裂变，包括在农村的变化、在城市的变化、还有所有市民的变化、作家的变化，深圳慢慢建了工厂，少数民族跑到了广州办展览。那么各种思潮的变化，导致这个社会一点点开放，最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大家能够看到这点。
记者：您的小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坦白、真诚，很多地方的黑色幽默让人忍俊不禁。我想请教一下您写作的时候有受到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吗？
马建：如果仅仅说这本书的吧，我能够想到的影响一个是塞万提斯写的《唐吉珂德》，还有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写的《在路上》。这两本书的结构也好，还是那种人物的荒诞、离经叛道、特立独行，都使我感觉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会不断地受到他们的影响。
记者：我看有评论称您为中国的“先锋作家”或“荒诞派作家” ，您如何给自己定义？
马建：我觉得作家这个职业是用文学的方式写一个故事，从而进入别人的内心，然后，打开一个窗户让别人去看到。我发现从80年代之后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民族的所有悲剧其实都超过了小说的想象。我给自己定义吧，就是超验现实经验的一个作家。再补充一句，就是作家在一个荒谬或者非人性化的时代，他也只有超越现实的经验，从这个视角才能把这个小说更加戏剧化或者重新构建。因为在这么一个荒诞加上政治恐惧的一个社会，我想，先锋其实就是具备了一点写作的勇气。
记者：您说到“荒诞和政治恐惧”，您觉得今天中国的“荒诞和政治恐惧”，和您之前经历过的80年代之前的“荒诞和政治恐惧”相比如何呢？
马建：如果要说比较的话，我认为几乎没有变化。只是80年代可能进监狱的人更多，判刑更严重。你仔细想想，现在来讲，无论是从维权律师的角度还是从访民的角度，关进去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
记者：我看到您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如果你从纳粹集中营出来﹐不写集中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应该算是一个人”。
您能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涵义吗？
马建：我的意思是在一个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的社会——我是说80年代之后，如果作家不描写心灵的这种缺憾，或者政治腐败的根源，这样书、这样的作家毫无意义。我忽然想到卡夫卡（《变形记》里）写的小职员格里高尔，当他变成虫子以后，他感觉他更像是（处在）人的困境而不是动物了。我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把人的处境呈现得更加真实，让陌生人都能够互相产生同情、怜悯。
记者：您刚才提到卡夫卡，我想和他同时代的一些捷克作家 、文学家写的内容、风格不一定都象卡夫卡，就像鲁迅当年和他同期有很多作家，不光是鲁迅。在您看来如果鲁迅是一个文学家的话，那您觉得林语堂呢？梁实秋呢？甚至是张爱玲呢？
马建：文学这个圈子很大，但是你发现如果一百年之后、八百年之后，或者是两千年之后能够让别人阅读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苛刻的标准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好的文学它一定是警示的，把那个年代真正的人们的困境、人们要解决的问题给挖出来了，然后影响到我的思想，我再去展示我这个时代。
记者：您提出过一个说法叫“作家的道德昏迷症”。您所谓的“道德昏迷症”指的是什么？
马建： 我主要指的是那些御用文人。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恐惧已经超过了唐代、宋代、明代、清代…如果在这样的时代，你作为一个作家只给读者灌输一些毒鸡汤、假鸡汤，让他们没法看透 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也就不能创造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作家的道德昏迷”它会让读者变得更昏迷。
记者：那我本来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文学应该对大众负有义务吗？不过根据我之前跟 您的对谈，您是不是觉得文学是应该对大众负有义务的呢？
马建：对，我当然是认为文学其实是平衡人的精神空间和现实空间之前的一种关系。我认为小说必须要承载命运的对照、或者事务的内在意义。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文以载道”吧， 我认为作家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报警器，社会出了事，它就嗡嗡地响了。眼下吧，正是一个谎言被掩盖的时代，有思想闪光的文学必须是负有一定的义务。不然，我在想一个读者凭什么要看你一个作家的故事。
记者：您对今日中国的文坛和作家有关注吗? 您觉得当今中国文学面临哪些挑战？
马建：它最大的挑战当然是存在于作家的创作自由，或者说作家不是一个独立的作家。你会发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自我限制，你在中国的作家里面很少能过看到他们能够描写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天安门事件，比如说文革。当然这些作家也会慢慢出现，但是他一定不是官方的作家，他可能叫民间作家。这就是中国的文学没有办法进入到西方让更多的人去阅读，因为你从他们的小说里面，故事里面你感受不到一个作家的思想。有几个作家还是不错，象阎连科、象余华、象廖亦武，我不知道慕容雪村最近有没有小说可以翻译成英文，甚至象严歌苓，还是有一些作家在努力描述自己的历史。
记者：您现在算是一名流亡作家，对吗？您现在不能回去吧?
马建：是的。
记者：那您觉得流亡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呢？
马建：其实流亡本身并不产生文学作品，但是流亡可以产生创作的激情、或者沉沦。因为流亡也是你个性被扭曲、异化的开始，下一步需要的是你的天才或者勇气。在一个多元化或者是自由的社会，流亡者也面临着被第二次处决。我说的第二次被处决是指你自己的精神自杀，因为有可能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失掉了自己的语言、失掉了一切。作为一个流亡者你必须明白审美意识是文学产生在专制之外的，也就是说你在体制之内，你没有办法，你离开了这个体制，你的审美思想才能慢慢地展开，就像那个花才能慢慢地生长。你想到了这点，对于流亡作家的写作，或者成为一个独立意识的作家， 你就会迈过这个坎。比方说我写 “89天安门”事件的《北京植物人》，它展示的 就是80年代末的一个长篇小说，在中国之内我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周围的环境都是在封闭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植物人他本身就是反政治乌托邦的一个悲剧。你出来之后你的心灵就可以完全打开了。我觉得流亡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记者：所以您自己是迈过了这个坎， 不过您之前也提过、其实我自己也观察到，就是很多本来在国内有很多作品的作家，他们流亡之后 沉默了、沉沦了，或者是偶然有作品发表，也是少有灵气。您觉得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马建：他们的问题就是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可能面对一个政治强权你会产生创作激情，是一种叛逆或者是一种批判，但是一旦把你流亡了之后，就像拳击比赛的时候变成你一个对着空中在打拳击了，你就忽然失去了这种激情。原因是你没有做回你个人的独立意识。你知道中国过去所有的大家们，从屈原到孔子到唐诗宋词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被流放、被流亡，那么，你个人意识在极权社会没有建立，你到了另一个国家你必须马上建立，你必须看到这种自由的环境正是你找到独立个性的开始，如果你失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原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作家。
记者：那您自己移居英国那么多年，您现在还有没有“失去土地”的那种痛苦感吗？您现在对英国这个国家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愫呢？有没有想过写一些和英国有关的故事呢？
马建：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流亡伦敦》，以这个主题，是一个哲学随笔。
记者：您说的哲学随笔怎么解释呢？
马建：它其实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就是什么是流亡？流亡带给你什么？然后流亡与你被流亡之间的关系。从哲学上来讲就是，流亡者和被你流放的政府之间，其实就隔了一条河。你那边是岸，我这里也是岸。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在伦敦你就可以生存下来，你可以隔岸观火。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哲学随笔，它扯到了作家的心态、作家的思想形成，然后我与这个社会的街道，与这个社会的中国人物，与这个社会的墓地、戏院、音乐厅、学校所产生的一种关联。那么反过头来，我用这些所有积累的东西，怎么看你的国家，怎么看把你流放的那个政权，因为从这个里头你会发现一个作家政治意识的觉醒，恰恰是在被流放后给激发出来，小说中的政治语言变成了我写作的关键词。我经常会提到奥威尔的《1984》，我最近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叫做《中国之梦》，推出之后大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流亡的作家， 你怎么看待你们国家？你怎么看待你们国家的文学？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题目都会出来了。
唐琪薇：马建告诉我，虽然他新写的这两本书里并没有写到英国本身，只是他作为作家的内心思考。但如果没有不是客居伦敦那么多年，自己应该不会有今天的感悟。马建说，这也算是流亡给他带来的好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马建访谈录的第一期。在下期节目中呢，马建先生将和我们聊聊他在北京南小街53号的日子，聊聊中国的1980年代，欢迎您到时收听。另外，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再会！
（第一集 完）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