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出走中国前夕,中共当局不准我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话别,多名国保警察押送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到飞机的登机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丁老师和蒋老师。不过,我请朋友将蒋老师几年前送给我的一张镌刻着胡适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邮寄到美国。

蒋老师是一位美学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刘晓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他是评委之一。蒋老师心灵手巧,书法、篆刻、木雕,样样拿手。他在乡下寻觅到一块经历了沧桑岁月的门板,锯成四十公分见方,将我最喜爱的胡适的这句话镌刻其上,作为给我的生日礼物。

如今,我把这张蒋老师亲手制作的木板挂在书房,写作累了,抬头看看,便能从中汲取无限的力量。丁老师是丁文江的姪女,丁文江是胡适的密友。从胡适、丁文江到丁子霖、蒋培坤,再到刘晓波和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抗争与悲情,九曲回肠、历历在目。

印章与洋酒背后的故事

位于台北郊区南港的胡适纪念馆,分为三个部分:一为胡适当年的住宅,现辟为故居。二为陈列室,为美国友人史代于一九六四年捐赠建造。这两部分都在中央研究院院内。三为胡适公园和墓园,则在中研院大门之外。胡适的墓园建在小小的山岗之上,居高临下,可以遥望草木枯荣、云卷云舒。

纪念馆的馆长、历史学者潘光哲博士,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老友。胡适是其一辈子研究的对象,由他亲自来导览,自然是如数家珍,很多看似寻常的展品和陈设,一经敷衍,顿成精彩故事。

在展出的胡适的日用品中,有几套现在看上去仍然崭新的西装革履,有各种证书,还有几方印章。潘光哲提醒我留意其中一方看似寻常的印章,旁边之落款为“学生胡颂平赠,台静农刻,一九六一年于台北”。

作为五四那代学生的台静农,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后半生只能纵情诗酒,醉心书法和篆刻,心境之幽微与作为老师的胡适十分近似。

胡颂平和台静农这两名胡适的学生,一名出自中国公学,一名出自北大。而这两所学校正是胡适一生中服务时间最久的地方,胡适对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始终很“偏心”,能照顾就尽量照顾。

北大自然不必说了,走到哪里,胡适都能聚集起一群“北大派”。而胡适担任过校长的中国公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学校,不少国民党达官贵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胡适在任上力抗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也许害怕这所学校的自由主义特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中国公学未能顺利复校。

在胡适故居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胡适生前饮用了一半的白兰地酒。胡适并不嗜酒,偶尔喝几口,也是饮少辄醉。他随身带上一小瓶酒,是提防心脏病发作的“救命药”。

然而,偏偏在那场为学生吴大猷举行的庆功会上,胡适忘了带上这瓶酒。据潘光哲说,馆方将这瓶酒留在原处,是要“引诱”老先生哪天晚上回来,可以偷偷地喝上两口。

胡适心脏病的第一次发作,是在驻美大使的任上,那时他只有四十七岁。从此以后,这个危险的疾病就如影随形。那时,胡适马不停蹄地展开民间外交,直接诉诸美国民众,到各大学和民间社团演讲,获得了三十三个名誉博士。然而,由于争取美国援助未能成功,胡适受到蒋介石的猜忌而去职。

一个爱热闹的孤独者

在台湾,很多名流的故居都是日治时代的日式老宅,胡适的居所则是少有的美式平房及院落,是蒋介石拨出专款为胡适修建的“院长官邸”。

胡适是个爱热闹的人,访客络绎不绝,谈笑者固然大都为博学鸿儒,往来之人中亦有若干“白丁”阶层。胡适夫人江女士喜欢打麻将,胡适偶尔也陪着打上几圈,这也符合胡适所说的“一等人怕老婆”的原则。

不久,有风言风语说,中研院院长的官邸中传来麻将声,有辱斯文。为了避嫌,胡适在台北另购一处住宅,让夫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那里打麻将。于是,这座郊区的“院长官邸”,夫人很少在此居住。在白天,还有秘书和工友随侍左右;到了晚上,就只剩下胡适一人独居了。

有一年,颱风来临,屋顶漏雨,胡适亲自动手抢救藏书,忙了一整夜。第二天,请工友来修屋顶。多年后,那位工友回忆说,当他从梯子上走下来时,发现院长笑吟吟地端来一盘包子慰劳他。

胡适的书房并不大,且採光很差。向阳的一面墙,设计颇有问题,墙上只有几排小小的方孔透光,让人有坐牢般的感觉。若是按照热爱光明的殷海光的意思,必定要把整面墙都改成亮堂的落地窗户才罢休。随和的胡适没有提出修改意见,随遇而安地在这间并不舒服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

作为中研院院长,胡适的应酬和公务颇多,仍忙里偷闲、手不释卷。在书架上,可以看到诸多胡适精读过并加以批註的书籍,如魏特夫之《东方专制主义》、哈耶克之《到奴役之路》——后者是他买来“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一些后辈学人的著作,胡适也虚心阅读,如周策纵之《五四运动史》、夏志清之《现代中国小说史》等。

潘光哲指着客厅“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最顶层一排的《大汉和辞典》介绍说,第一册和其他诸册,版本明显不同。第一册是作者赠送给胡适的日本原版,其他各册都是台湾的盗版。可见,读书人爱书如命,连胡适都会买盗版书。

一般的参观者通常不太注意洗手间的设置。我发现,胡适故居的洗手间内,放置着主人使用过的洗发液、沐浴液等日用品,全都是美国的产品。其卧室内的桌子上则摆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机,在电视尚未普及的时代,胡适通过这台收音机来瞭解世界局势,好几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都是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潘光哲说,这台收音机放入电池,仍可收听短波节目。卧房内还有当时台湾难得一见的美式暖炉,南港的冬天阴冷而漫长,暖炉大有用处。

这些只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寻常的生活用品,但在当时的台湾,堪称最高级的享受。胡适长期在美国生活,有过对现代文明的切身体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这样的体验,梁漱溟和钱穆也都没有这样的体验,他们的政治立场、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想像,都与胡适迥然不同。

在胡适心目中,对于如何让所有同胞过上现代、文明、自由、丰裕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与切实的规划。可惜,战祸瀰漫、赤潮汹涌的现代中国,并未提供给他一展身手的空间与时间。

中研院是一个做什么的机构?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专程去爱荷华大学探访聂华苓女士。作为硕果仅存的《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聂华苓给我谈起了六十年代的往事,对胡适未去探望狱中的雷震颇不谅解。

而潘光哲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史料,又作出了一番新的阐释:胡适一度想去探视狱中的雷震,身边有人却劝他不要去。对此,胡适不悦地反驳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由他人干涉”。然而,胡适最终未能成行,背后必定又有一番惊涛骇浪。那大概是学者们的一个新的考据题目了。

在二零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中,中研院一批年轻学者成为学生们的“义务智库”。总统马英九赴中研院为一个学术会议致辞,有学者进入会场举牌抗议。由此,引发关于中研院的地位及性质之争论。

某些保守派指责说,中研院是总统的智囊,岂能反对总统?还有国民党立委攻击中研院成了“太阳花研究院”,主张对黄国昌展开调查,甚至将其开除。

当我在胡适纪念馆看到题为“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的特展时,发现胡适早已就“中研院是做什么的机构”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该特展细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位核心人物之互动、情谊与冲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研院举行胡适就任院长及第三届院士会议之开幕典礼。蒋介石出席并发表讲话,盛赞中国传统伦常道德。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当场表示异议,认为蒋的说法“是错误的”。蒋介石气愤之至,在当天的日记中谩骂胡适“真是一狂人”。

这就是知识人之风骨。中研院虽然得到政府财政之支持,但其研究是为增进大众之福祉,而非充当独裁者之御用鹰犬。

如今,面对保守反动人士之压力,中研院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的声明,其中有一段如是说:

“学术研究无法自闭于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脉动相结合,实践人类对永恆价值的追寻。学者依其学术研究与知识探索所获得之确信,提出具体主张,应享有言论自由之保障,此恆为民主社会之常态。本院作为公立研究机关,本于维护学术研究不受特定立场干预,就个别研究人员的言论,向来尊重多元,兼容并蓄。”

这份声明,传承了蔡元培和胡适开创的自由思想之风。在当下台湾民主严重倒退的时刻,中研院适切表现出应有之格局。当年,身为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在蒋介石的压迫之下,抄录顾炎武的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来自勉,若读到这份半个多世纪后的声明,定可含笑于九泉之下。

“自由中国”与“自由台湾”的愿景,需要两岸新一代公民的共同努力。

《纵览中国》首发:Monday,September 15,2014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