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遮遮掩掩到明目张胆:奥运前后中共暴政的变迁

 

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共独裁统治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一样。

独裁国家举行奥运会的模式竟然都是如此相似。奥运之前,他们对国际社会伪装出一副真诚谦卑的面孔:纳粹释放了许多犹太人和异议人士;中共也承诺给予西方记者完全的采访自由。但是,一旦奥运顺利开完,他们立即变脸:纳粹很快将犹太人送入死亡集中营,进而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共的暴力维稳也迅速黑帮化,甚至对西方记者拳打脚踢。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论,这种变化对照鲜明:奥运前夕及奥运举行过程中,我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国保官员约我谈话,告知在在此期间,不得前往比赛场馆附近,出门亦需要乘坐他们提供的车辆。另一方面,他们也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客人可以到我家访问,我在居住的小区内也可以自由活动。有许多西方媒体来访,均未受到拦阻,我在小区内的一家小书店中接受了二十多家媒体的访问。我家的电话和网络也保持畅通。在我家楼下负责监控的国保警察,不愿被邻居们发现,遂躲藏在树丛后面,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大概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奥运会的“和谐”气氛并不符合。

而在二零一零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全然不顾“面子”问题了。我被非法软禁在家长达两个多月。这是一种不能走出家门半步的、与世隔绝的软禁,不仅我被软禁,我妻子也被连累享受跟我一样的待遇。我家的电话、手机和网络全部被切断。监控者干脆就用一张大桌子抵在我家门口,并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他们已经不害怕被邻居知晓他们的身份和工作。我家楼下的监控者和摄像头,成为小区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之后,我又被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拷打至昏死。

进入二零一一年春,茉莉花事件让中国的春天比冬天还冷。上百名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失踪”,其中多人遭到与我类似的残酷折磨。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倒退,倒退到比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还要严峻的地步。由于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成为这个政权首要的“核心利益”,为了保护这一“核心利益”,他们不惜再次像“六四”那样开枪杀人。在北京杀人与在西藏、新疆杀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深陷金融危机的西方,已无暇谴责中共的所作所为了。

二零一二年的“两会”上,有“盖世太保条款”之称的刑法七十三条获得高票通过。从此,秘密警察可以肆意抓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可以不通知其家人,将其带到秘密地点拘押。这是连东德的斯塔希都梦寐以求而未能获得的无法无天的特权。由此,我在几年前的预言坐实了:中共正在大步迈入纳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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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散文家和批评家,独立中文笔会前副会长,2012年「公民勇气奖」得主,他的三十多本书在中国大陆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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