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揭幕之际,我根本没料到自己会逃亡。

当时,共产党在西藏大开杀戒,几千名僧人死于非命,接着是四川大地震,近20万人灰飞烟灭。我刚巧用第一本英文新书《吆尸人》的版税,在成都远郊买了新房,正装修呢,大地就摇晃起来,我的屋顶顿时浮现几条裂缝。

作为地震灾民,也作为时代的录音机,我立马赶向重灾区采访,四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难属,四处都在诅咒“死尸堆上的奥运”。但是,中国的确通过举办奥运,体育金牌堆积,经济市场腾飞,吸引了全人类的眼球。

再接着,他们抓捕了我的朋友,《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并在次年的圣诞前夜,判处他11年有期徒刑。因为受难,刘晓波的事迹被广范传播,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囚徒刘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我却认为,这个奖是给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至今的逐渐磨损的中国记忆,刘晓波贯穿始终,他的背后或他的脚下,躺着数不清的生者和死者。

我没料到自己会逃亡。刘晓波得奖时,我正好在德国。我争取了15次出国权,终于抵达了自由世界。但是我谢绝了奥斯陆的邀请,没去参加颁奖仪式。我扭头归去,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不自由,我是底层老鼠,总是在警察的跟踪和监视中钻来钻去,在那块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我能刨出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故事,我高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深深地眷恋乡土,结果自投罗网。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由于经济衰退,由于廉价的市场和劳动力,西方社会争先恐后和中国做生意。在本国由于法律和舆论的限制,没法做的灰色或污染生意,也可以在中国做。于是,独裁者的狼尾巴越翘越高,终于在去年,由潜在黑社会发展为公开黑社会。法律的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绑架、殴打、失踪、诬陷进入每个异见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在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闯关失踪之前,我也受到严厉警告,虽然有护照和签证,但是也不准出书,也不准出国,否则就会突然失踪,生死未卜。

我不寒而栗。终于抛下国内的亲人和财产,光棍一条,冒险出逃。谢谢上帝,谢谢众多冤魂的庇护,我侥幸成功,并在西方出版了《我的证词》和《上帝是红色的》。我恍若隔世地坐在这安静的书桌旁,而在不太遥远的祖国,黑社会的厮杀愈演愈烈,王立军在逃,薄熙来在追,结果被更高更狠的黑帮头子双双拿下。

全国人大在阵阵狼烟中落幕。并全票通过一项史上最牛的恶法,为了对付恐怖分子(包含我等“文化恐怖分子”),警察可以随意抓人,并“依法”在半年内,不通知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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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作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在六四镇压后生活在监视和不断威胁下,记录中国普通底层公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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