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8日早上,张祖桦的家门口突然出现警察值守,而刘晓波外出也遭到警察跟踪。晚上23时左右,警察强行闯入张祖桦的家里,将张祖桦以“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带走并抄家,抄走其三台电脑、存折、现金、信用卡。与此同时,警察也强行闯入刘晓波的家里,以同样的罪名将刘晓波带走同时也进行抄家。在传唤12小时之后,张祖桦被释放回家,然而刘晓波却被关押。

张祖桦在《传唤、抄家亲历记》中写道,2008年12月8日晚上23点,北京市公安局的姜庆杰警官带人进家,并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和“搜查证”,并要他在上面签字。“传唤通知书”上的罪名栏上写着“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随后,警察催促他马上和他们一起走。

张祖桦继续写道:为首的姜警官宣布询问开始,……说:你知道《零八宪章》吗?我说:知道。他说是你起草的吗?然后拿出一份《零八宪章》给我,我看了一遍后回答说:我确实参与了这个文本的起草,但不是全部。他问:你都参与了哪些部分?我说:其中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和联邦制的部分和正文中的一些条文,我参与了起草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再问:都还有谁参与起草?我说不知道。

《零八宪章》最早是由张祖桦起草,一些朋友参与修改,此后刘晓波才介入《零八宪章》的修改,然后张祖桦与刘晓波一起共同征集签名。对此,丁子霖、蒋培坤在《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中说:“《零八宪章》的初稿原是由张祖桦起草的,后经多人多次修改,仍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以共同的智慧来完善这个政治文本。很自然,我们首先就想到晓波,也想到过×××、×××。我们在2008年9月去了无锡以后,又多次询问和催促晓波,了解文本修改的进度。”

丁子霖、蒋培坤还透露,在刘晓波被抓前一天即2008年12月7日下午,当时蒋培坤病重住在北医三院,他半身不遂,连讲话都困难。丁子霖不让亲友去看望,可刘晓波夫妇执意要去。刘晓波、刘霞在蒋培坤的病床边坐了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零八宪章》。刘晓波兴奋地一件一件告诉蒋培坤:《零八宪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签名……

据我所知,为了让《零八宪章》发挥更大的影响,张祖桦和刘晓波曾共同去找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支持,然而却遭到拒绝。

我是从张祖桦老师那里得到《零八宪章》的,那时可能是在2008年9月底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张祖桦老师家里看望他,他将《零八宪章》的草稿给了我们,并让我们提修改意见。回来以后,和几个朋友商量,都觉得应该增加公民教育这一条,我就通过Skype告诉了张老师,后来在《零八宪章》的发布文本中就增加了公民教育这一条。

《零八宪章》原计划在2008年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公布。然而,因为北京警察在12月8日晚上对刘晓波、张祖桦的传唤与抄家,促使《零八宪章》提前一天于12月9日公布。

12月9日早上,我接到朋友的skype,告诉我因为《零八宪章》,张祖桦和刘晓波被带走并遭到抄家,而且我留在张祖桦老师家里的个人护照也一起被抄走。

在此之前,我和张祖桦老师原计划在2009年1月份一起到泰国参加人权培训活动。张老师将他的护照给我,委托我为他一起通过中介到泰国驻北京大使馆办理签证,我去办理签证时,本来我要求签证办好后将我们的护照分别快递寄回给我们,但他们却搞错了只收了一份快递的费用,我反复询问他们,他们仍只收了一份的快递费。签证办好后,他们却一起将护照快递到张老师家里。

随后,因为张老师与张思之律师等人一起去德国参与海茵里希-伯尔基金会将“佩特拉-凯利奖”颁发给张思之律师的颁奖典礼,直到2008年12月7日才回来,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取护照。没想到张老师回来第二天,警察就对他进行抄家,并将我的护照抄走,却留下他的护照与港澳通行证。

得知我的护照被抄走之后,我就给朋友说,《零八宪章》我暂时不签名了,等我要回护照再签名。所以在《零八宪章》正式发布时,公布的303人名单中并没有我的签名。然而,由于我之前就签了名,只是最后即将发布时将我的名字拿了下来,因此国保获得的签名名单里是有我名字的。

而且,在2009年5月,由张祖桦、李晓蓉编著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一书中,收录的《零八宪章》签名名单,其第一批中就有我的名字。张老师后来告诉我,他提供的名单本来是没有我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却被列在了里面。

特赦杨佳

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我曾发起要求特赦杨佳的签名活动。2008年7月1日,杨佳闯入上海闸北分局,杀死多名警察。当时,看到这一消息之后,和一位好朋友讨论,他就说应该对杨佳进行特赦。

2008年9月1日至9月13日,我和妻子李昕艾等十多人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参与国际人权服务中心组织的有关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培训活动并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在此期间,一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杨佳事件,一位主张非暴力的朋友说杨佳是暴民,精神有问题。我当即反驳说,杨佳不是暴民,我主张对杨佳进行特赦。

讨论结束之后,一同参与培训的一位律师与我一同草拟了四条要求特赦的理由:一、废除或者暂缓执行死刑已是国际社会大势所趋;二、1959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过去有对战争罪犯和其它刑事罪犯实行过特别赦免的先例;三、本案存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背景及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四、我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留养承嗣”以及国家重要时期特赦的人道传统。回国之后,我与我的好朋友一起讨论,补充完善了建议书的具体内容。

在建议书拟好之后,我就私下发给一下朋友,并征集修改意见以及他们的签名。10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对杨佳死刑的一审判决。当天,我就发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最高法院: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以及首批44人的签名名单:

艾未未(北京艺术家)、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杜光(北京离休人员)、于浩成(北京法学家)、戴晴(北京学者)、张祖桦(北京学者)、王俊秀(北京学者)、古川(北京编辑)、陈永苗(北京律师)、李苏滨(北京律师)、江天勇(北京律师)、黎雄兵(北京律师)、唐吉田(北京律师)、杨凤春(北京学者)、王治晶(北京自由撰稿人)、夏业良(北京学者)、冉云飞(四川编辑)、廖亦武(四川作家)、张博树(北京法学家)、萧默(北京学者)、刘序盾(北京学者)、李智英(北京学者)、李槟(南京教师)、孙岩力(北京教师)、王卫星(北京记者)、谭洪安(北京编辑)、于赤阳(黑龙江公民)、张辉(山西民主人士)、贾瑞明(河北农民)、谢军(深圳设计)、王靖禹(旅英学者)、华乔(上海摄影师)、释妙觉慈智(广东法师)、林树坤(瑞士出版人)、范冲(北京学生)、张志强(北京打工之友)、李勉之(深圳工程师)、曹王澜(广东民工)、张赞宁(江苏教师)、龚光云(广东学者)、郭玉闪(北京学者)、周曙光(湖南公民记者)、淮生(北京自由职业者)、马萧(北京记者)

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通过网络签名就获得超过3000人签名支持。2008年11月2日上午,我和朋友将3032名中国公民、海外华人以及外籍人士的联名签署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寄送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主席胡锦涛。(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11/200811031010.shtml)

随后签名仍在继续,到2008年11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最终获得了4643人签名。对于中共当局杀死杨佳,我和朋友还发出《杨佳特赦支持者的声明》(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11/200811281108.shtml)表示:“我们强烈谴责这场背天逆人的虐杀,这绝对是中共当局犯下的又一次不可饶恕的罪行。”

声明最后表示:“杨佳先生用行动发出了寻求正义、争取自由的时代强变音。杨佳先生让广泛的中国民众重新燃起了心中的良知与勇气。杨佳先生震撼了中共集团残忍、懦弱、臭气熏天的丑恶权势。杨佳先生是我们时代最尊贵的生命之一。杨佳先生将永载中国的自由史册。”

与以往签名不同的是,参加这次签名的囊括了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界人士,包括学界、政界、法律界、舆论界,工程师、IT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平面设计师、心理咨询师、摄影师、会计师、律师,作家,艺术家、企业家、音乐家、精神病专家,教授、教师、退休教师、留学生、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实习生,公务员、程序员、软件程序员、技术员、策划员、外资职员,个体经营者、技术员、外贸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海运工作者、审计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志愿者、慈善工作者、纪录片作者、广告从业者、自由职业者、无职业者、维权者;外企高管、退休干部、下岗职工、个体户、飞行员、自由撰稿人、导演、警察、家庭主妇、农妇,商人、工人、股民、医生、护士、企业主、经理、企业主管、总经理、民工、农民,电影人、音乐人、经纪人、诗人、法人、策划人,司机、秘书、会计、翻译、职员、清洁工,宗教人士、基督徒、佛教徒、民主党派人士、中共党员、民主人士、传道人,退伍老人、国军老兵、退休军官、军转干部、退休人员、退休职工、外来人员、访民、网络作家、网站站长。

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杨佳事件发生之后,余杰认为杨佳是暴民,写了多篇文章进行批判。刘晓波因主张非暴力的,也对杨佳有所谴责,当然也不认同我们的特赦行动。而张祖桦老师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第一批签名,我们甚至将张老师作为我们特赦行动的发言人。由于张老师与刘晓波关系密切,对于杨佳特赦行动,他曾与刘晓波进行讨论,并说服了刘晓波支持我们的特赦行动。

发布《零八宪章》

在我们发起特赦过程中,朋友温克坚曾对我表示,虽然不支持你们的特赦行动,但你们的签名行动为《零八宪章》的签名行动做了铺垫。温克坚不仅是《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名者,而且曾参与《零八宪章》的修改以及推动签名工作。

对此,张祖桦在为温克坚的文集《微风巨浪》写的文章《破解百年难题,穿越“历史三峡”》中特别提到:“温克坚不仅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宪章的筹划、起草和发起,对《零八宪章》的成功推出和文本论述贡献良多。”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我很早就得到了《零八宪章》的电子版以及参与签名的人员名单。我还在Gmail注册了《零八宪章》的签名邮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而且我还将参与特赦杨佳的签名人员的邮箱复制下来,通过这两个邮箱向他们发送邮件,征集《零八宪章》的签名。在获得首批303人的签名名单之后,我甚至将他们的名单放在Excel文档中,准备对他们的职业与省份进行排序整理,以备以后总结签名行动时利用。

12月9日早上,因为张祖桦、刘晓波被带走,我们决定提前一天公布《零八宪章》。由于当时我妻子李昕艾名义上担任维权网的编辑,实际上因为她怀孕在身,所以由我负责编辑。我就首先将《零八宪章》极其第一批303人的签名发布到维权网,随后其他网站相继从维权网转载。当时,本来准备让我负责做后续签名的整理工作,但考虑到风险,最后还将整理工作交给在海外的人士负责,我就将签名邮箱的注册密码告诉了海外的人士。

“喝茶”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共当局极其惊恐,他们首先在内部传达其定性。有朋友告诉首批签署人徐友渔,称上面已经对《零八宪章》作了定性,说是国内敌对势力勾结海外民运的活动,图谋颠覆政权。

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两件大事,我都参与了。前者就是指我们在香港出版的《改革之死》。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着《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姚遥写世道《畸形发展引发的火药桶》,袁剑写民生《中国大裂变来了?》,何忠洲写乡土《掠夺下的抗争》、我写传媒《谎言体制下自由媒体的扩展》,陈夏红写法政《从政治到法治》。最后部分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召开的《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共维稳机器开动,对首批签署的303人每人都进行约谈恐吓,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丢失工作。虽然我在发布之前取下了我的名字,但由于中共当局获得的名单有我的名字,因此我理所当然也被“喝茶”。

正好是《零八宪章》发布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9日早上,我接到住地所在的香山派出所朱警官的电话,说有人在派出所等我聊天。我去了之后,发现是以前在2005年曾经多次找我“喝茶”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王峰与另外两位属于海淀分局的国保,在香山派出所二楼会议室等我。王峰与一个国保坐在中间是空的一圈会议桌南侧,我坐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国保坐在我旁边。

王峰对我说,是不是很久没见面,以为我们把你忘了呢?他们问我知不知道《零八宪章》,我说知道。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博讯上知道的。又问我签没有签名,我说我认同,但没有签名。问我认不是认识刘晓波、张祖桦。我说认识刘晓波,但不熟,与张老师是朋友,经常去他家借书。

在“喝茶”过程中,我妻子李昕艾给我打电话,手机响了。他们不准我接,并要求我关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就把手机关机放在桌子上,后来王峰中途出去回来,走到我旁边,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手机拿走。“喝茶”快结束时,王峰与他旁边的那个国保出去,我想趁此机会去拿回手机。当我站起来路过我旁边的国保时,这个国保(姑且称之为“倒地国保”)拦着我,我使劲往前走,他就假装被我推,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后,紧紧抱着我的腿,试图也把我放倒,并且还大声呼喊另一个国保的名字,让来帮忙。那个国保听到后,与王峰一起回到屋里,把我们分开。分开后,“倒地国保”站起来后,又试图用腿将我扫倒,被我躲过。平息下来以后,“倒地国保”还诬赖我打他,并威胁说,只要我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我的麻烦。我说,我敢打你吗,这是派出所,你们的地盘。我只是要拿回我的手机,你挡着我,自己倒地的。王峰说,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喝茶”结束以后,王峰边上那个国保还送我下楼,并安慰我,说他与“倒地国保”都是八零后,我们是同龄人,希望我谅解。

此后,我们于2009年4月搬到天通西苑。当然,并不是害怕“倒地国保”找我麻烦,而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在天通西苑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搬到天通西苑后,一直没有事情。只是中途的时候,香山派出所的朱警官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住香山,我说不是。他问我具体住在哪儿,我没告诉他,只是说反正不是在香山。直到刘晓波第一次开庭之前,昌平分局两个国保与东小口两个警察才来找我,在我家“喝茶”。据说,他们把我的地址弄错了,敲了我邻居家的门。后来,他们找到房东,终于找到了我。刘晓波第二次开庭时,昌平分局的这两个国保又来我家“喝茶”。他们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让我在刘晓波两次开庭时,都不要去现场。第二次开庭时,由于我当时正忙于考驾照,再加上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需要照顾,也就没有去围观。不过,这两次国保找我,可把房东吓坏了,以至于不敢再继续租房给我们,让我们到期就搬家。

网络战

中共当局除了对首批签署人进行喝茶之外,还采取网络战对其签名运动进行阻击。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没过几天,我注册的两个邮箱就遭到中共当局的第一次“黑客攻击”,使密码无效而不能登录。为此,我只好根据注册邮箱时设置的安全提问而重新设定密码,其后才能继续使用这两个签名邮箱。为了分担风险,我又注册了第三个签名邮箱[email protected]

然而,到2010年1月22日第十一批签名公布之前,这两个邮箱又再次遭到“黑客攻击”。这次不仅是密码无效,而且连注册邮箱时设置的安全提问也被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使用这两个签名邮箱,只好声明“三个Gmail签名信箱作废”,同时公布另外两个邮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作为签名邮箱。

在第一次“黑客攻击”失败之后,中共当局还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干扰签名:一方面将从国内邮箱服务商发出的签名邮件进行拦截,如一位江苏签名者的hotmail信箱被拦截,甚至因此他的电脑无法浏览;另一方面向签名邮箱发送每天达几百份标题为“宪章”、“声援”、“报道”、“坚持”、“签名”等的垃圾邮件。不仅如此,中共当局甚至还盗用名义开通所谓10个新的签名信箱来进行捣乱。这样的“黑客攻击”签名邮箱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

攻击签名邮箱只是中共“黑客攻击”的一个方面,他们还直接向发布有关《零八宪章》信息的网站,如民主中国、维权网、参与、博讯、新世纪新闻网等网站发起攻击,试图植入木马盗取网站密码并破坏网站数据。这样的攻击方式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几乎从“零八宪章运动”开始就一直持续。有时,中共当局甚至同时攻击多家网站,如2010年1月23日,独立中文笔会、维权网、参与、新世纪新闻、民生观察等五家网站就同时遭到中共当局的“黑客攻击”。最终导致维权网因此瘫痪并且数据丢失,直到半年以后维权网才重新注册了新的网址,开启新的网站。

“黑客攻击”之外,中共当局还开启“网络防火墙”,封锁《零八宪章》的相关信息。2008年12月26日,中共当局封锁《零八宪章》的“网络防火墙”正式启动。百度(www.baidu.com)、谷歌中国(www.google.cn)、雅虎中国(www.yahoo.com.cn)都根据中共当局的要求,分别将“零八宪章”设置为“关键词”而搜索不出结果。当天中午,在谷歌中国搜索“08宪章”时,所得结果是三十五万多条,但到当天晚上十时后,搜索《08宪章》却只有一条讯息。除此之外,中共当局还指令将大量转载《零八宪章》的网页删除,甚至将转载了《零八宪章》的牛博网(www.bullog.cn)关闭。

2009年6月2日,中共当局将微博客推特(www.twitter.com)封锁。虽然,中共当局封锁推特,并不是因为《零八宪章》,只是为了应对“六四”二十周年的到来。因为通过伊朗事件,中共当局已经看到了推特的巨大能量。但是,让中共烦恼不堪的是,大陆网民不仅翻越“网络防火墙”,利用推特发起了声援《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黄丝带运动”,并利用推特进行直播。而刘晓波被判刑之后,著名学者崔卫平,又利用推特发起一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拷问行动,当时拷问了150多名知识分子。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国网络上开始流行“网络四大铁”:一起签过章,一起传过黄,一起骂过党,一起翻过墙。这里的一起签过章指的就是一起签过《零八宪章》。从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发布到现在,已经相继公布了36批,一共13519人签名。

其最新一批签名是在刘晓波去世后的2017年7月16日,第36批有82人签名。《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表示:“我们相约所有的《零八宪章》签署者,所有渴望自由、民主与正义的国人继续撑起《零八宪章》的旗帜,继续奋斗,直到《零八宪章》的诉求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以此告慰晓波先生!”

文章来源:公民议报7/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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