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敌人意识”与“没有敌人”

Share on Google+

身陷文字狱的刘晓波先生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句话引发了一些批评:有人不解,有人不满;有人诧异,有人反感。

我猜想,有些人之所以对“没有敌人”感到失望,大概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听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惜乎晓波先生已届中年了)那样的狱中豪言。不过,处在刘晓波当前的位置,如果我们读到的真的是另一种版本的“最后陈述”——比如,“我一个也不宽恕”,或者“与独裁政府斗、与专政机器斗,其乐无穷”——恐怕也同样会引起争议,或许是更大的争议。

一、“敌人意识”与毛泽东

关于“敌人”的话题,中国人是很有发言权的。国家公敌、人民死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外国的敌人、党内的敌人,武装的敌人、伪装的敌人,战场上的敌人、会场上的敌人,政治上的敌人、文化上的敌人,组织上的敌人、思想上的敌人,公开的敌人、隐藏的敌人,……;从美帝到苏修,从国民党到走资派,从孔老二到林彪,从王实味到胡风,从反革命到右派,从精神污染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百十年来,还有什么样的敌人我们中国人不曾见识过?

中国人民一向缺吃少穿,缺自由、少人权,缺幸福、少尊严,从来就不曾缺少过敌人!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敌人当中,而且似乎已经习惯了与人为敌、相互为敌、以邻为敌、以洋为敌、四面树敌、须臾离不开敌人的日子。心中有鬼,大白天也能见鬼;眼中有梁,草木皆兵;写小说的可以反党,写宪章的岂非颠覆?晓波先生说得对,这就叫做“敌人意识”。

毛泽东是无可争议的敌人问题专家。人称毛主义为“斗争哲学”,其实也可以叫做“敌我哲学”。早在1926年,青年毛泽东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个议题上大做文章。毛泽东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敌人无处不有;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划出阵线、分清敌我:依靠谁、团结谁?统战谁、孤立谁?打击谁、消灭谁?此事万万不能含糊;人类社会可以一分为二: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人民战胜敌人,就是敌人压迫人民;在战场上,敌人是打出来的,在和平时期,敌人是可以根据红头文件“划”出来的——按出身、按表现或者按思想:“划”敌人又是可以定指标的:大约95%的人可归于“人民”这边,另5%的人则必在敌人那边;敌人就象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旧的敌人消灭了,新的敌人还会产生,永远没有穷尽(所以要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社会矛盾分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靠专政,后者靠教育,但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屡教不改,事情的性质就变化了。

毛泽东还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大的民主,对敌人实行全面的专政;人民民主,也叫做人民的独裁;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绝不能施仁政,要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的此类表述多不胜数,其“敌我哲学”不仅影响了共产党的思维和政策、塑造了中共政权难以消解的“敌人意识”,实际上它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流毒之剧,至今余毒尚存。包括我们这些争民主、求自由的异议者、抗争者在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毛主义的思维陷阱,竟以为争民主、求自由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确定、进而消灭民主运动的“敌人”,似乎非此不足以争民主、求自由。

二、“敌人”与施米特

关于“敌人”这一政治议题,让我们也来看看外国的情形。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被称作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他也是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评家之一。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说,“划分敌我是政治的标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而所谓“敌人”,意味着“始终存在的发生斗争的可能性”、“肉体杀戮的现实可能性”。

依照这种对政治的敌我化理解,施米特认为,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多元主义否定了统一的、确定性的敌友划分,而国家只能是政治的统一体。他说,自由主义的典型难题之一是把经济上的敌人仅仅视为竞争对手,把伦理道德上的敌人仅仅视为辩论对象,自由主义标榜国家在政治上(即敌我划分上)的中立性,试图以此限制国家、逃避政治,“但这些所谓非政治的、甚至在表面上反政治的体制,要么为现存体制服务,要么导向了新的敌—友划分,却不能摆脱政治的后果”。

按照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毛式语汇,施米特的理论或许可以这样转述:政治(无论民主的、或不民主的政治)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条:划分敌我、对敌斗争;不是敌人阵营被打倒或者被消灭,就是我们的阵营被打倒或者被消灭,没有妥协调和的余地;而(刘晓波式的)自由主义者们竟然宣称“没有敌人”,无非是虚伪的自欺欺人;谎称国家权力应该内政中立,应该无分敌我、对所有的公民一视同仁,其实是以自由平等的名义掩饰客观存在的敌我矛盾。

看来,毛泽东若生在纳粹德国,或有可能成为戈培尔领导下的“桂冠政治理论家”;施米特若生在毛时代的中国,亦有可能成为标准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三、“没有敌人”注解

“我没有敌人”不是平常的法庭辩护词,它更象宗教话语。很容易让基督徒联想到《圣经》登山宝训:打右脸给左脸,拿外衣给内衣,“爱你们的仇敌”;也会让佛门弟子想到佛陀的大慈悲:摆脱仇恨、恶意、苦恼与焦虑,示众生(包括恶人)以慈爱;在中国典籍中,“没有敌人”与孟子的“仁者无敌”同文而异义(“仁者无敌”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没有足以为敌的人),与墨子的“兼爱”、孔夫子的“以直报怨”、老子的“报怨以德”,或有些相交之义。

刘晓波不是教徒,也不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毫无疑问,我国所谓“国家政权”正以他为敌——哪怕只是假想敌,这“没有敌人”是何涵义?何以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敌人”的批评者们倒是所言不虚、批之有据。他们的观点,我大致总结、转述如下:第一,就“客观事实”而言,自由民主力量与专制独裁体制之间对垒分明、无可调和,现政权欲借国家暴力置民主运动于死地而后快,既然如此,有敌人是明摆着的事实,“没有敌人”则是自欺;第二,就立场和态度而言,在自身安全与自由已遭受直接且重大的侵害之际宣称“没有敌人”,无疑是意志薄弱、丧失原则的退让(甚至有“美化”、“媚共”、“共特”之嫌),在政治上则是绥靖主义、不抵抗主义、不设防主义甚至是投降主义;第三,即使作为一种策略,“没有敌人”也是荒谬的,貌似宽容、实为软弱,共产党可不吃你这一套。在中共治下,自由民主是“乞求”不来的,只能在敌我交锋中打出来、斗出来。

我必须声明,我完全不同意上述对晓波先生的批评意见。刘晓波的“没有敌人”与批评者们的“有敌人”,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两种范畴、两种语义、两个场域、两个话语空间,这种争论,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刘晓波是在严格、精确的意义上使用“敌人”一词(从词源学上讲,敌人乃是指战争状态下对立方的参战人员,即如施米特所言,“敌人”意即“否定对方的生存”、“肉体杀戮的现实可能性”)。而刘晓波的批评者们显然是在引申的、比拟的意义上使用“敌人”一词。在他们那里,敌人不必是具体的某人(或某族群之人),而可以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物化的权力、制度:比如说,专制制度是民主的敌人,中共政权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仍有小小疑问:难道共产党员、中共官员就不属于“中国人民”吗?)。当然,在比拟的意义上,你的确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说马克思和约翰·密尔相互为敌人,恐怕马克思和密尔都不一定能同意。这样的争论有什么意思呢?

刘晓波先生之所谓“没有敌人”表明:第一,他不以拘禁、起诉、判决他的警务、法务人员为私敌,不以执行过不正当职务的具体的公务人员为私敌;第二,他拒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同态报复理念,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对待那些敌视他、压迫他的人;第三,更一般地,他否定“敌人意识”、“斗争哲学”,拒绝接受毛主义的敌我两分法,他认为,政治社会乃是由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公民所构成,而非“人民”与“敌人”不断斗争的“对立统一体”。

和那些坚称有没有敌人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的批评者们恰好相反,我以为,晓波先生之“没有敌人”主要是一个价值陈述,意即:不以“敌人意识”、敌对姿态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哪怕他是一个以敌对之道待己的执法者或执政者。善哉刘晓波,大哉刘晓波!

谨以此文向《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当代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刘晓波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2010-2-15

——原载:民主中国

阅读次数:1,08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