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一部让我心生敬畏的乐曲,犹如我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感受一样,这个既诞生了康德哲学却也孕育了希特勒纳粹的国度,既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却也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度。

德国甫一诞生就是个矛盾体。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利与弊都被德意志人充分接纳,并发挥到极致。人本主义思潮的传播,宗教改革、世俗政权的兴起,主权国家观念的诞生,最终推动着德国走向真正的统一。但是,极度的理性却也暗含着极度的脆弱,犹如一根弦一般,一旦崩解便会引燃狂热之火,尤其是对日耳曼这样充满血性的民族而言。

狂热可分为两种:极度感性与愚昧而引发的狂热与极度理性与聪慧而引发的狂热。前者,比如中国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火焰,终究可以以理性来将其熄灭。而后者,却是由理性之弦的崩解所引燃,比如当年的法西斯与纳粹主义,此时理性成了火上浇油的东西,或者说理性已毫无意义可言。

我们如何才能扼住理性的咽喉,并且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贝多芬生活的年代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是德意志早期的封建割据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异军突起的时期,以两国为主体组建了德意志联邦,德国正处于走向真正的统一、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前夕。历经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洗礼,日耳曼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现代性意识。人们唾弃支离破碎的封建割据,盼望主权国家的统一,寻求个体权利的保障机制与群体归属感。

贝多芬当时,黎明前夕的德国——包括整个欧洲——都处在焦虑当中。这是一种理性与理念、觉醒与觉悟、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权利与权力的焦虑——《命运交响曲》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焦虑感。它高扬的是人类文明的旗帜,挑战的是上帝的神威,暗暗标示着理性之弦愈加绷紧,一触即发。贝多芬最后的巅峰之作《合唱交响曲》,则昭示着理性之弦已趋向崩解的极限。

依然的大气磅礴,依然的华丽绚烂,依然的憾动人心,依然的意蕴深远——《合唱交响曲》所展现的,既是贝多芬登峰造极的音乐才赋,也是这位终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音乐家内心的——理想国。交响曲第四乐章别出心裁的人声合唱《欢乐颂》,无疑是他向这似乎即将到来的“理想国”的献礼。音乐家满怀欣喜地告诉人们,欢乐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而非上帝的恩赐,欢乐一定属于我们!

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并未预知到,理性之弦行将崩解,悲苦将笼罩大地。唯有静居乡隅的哲学家康德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现象界是妄非真,而德性就是力量,实践理性的自主所导向的德性的圆成才是生命的超越之路,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大自由。”康德已经预知人类过度标榜自身理性与文明的后果,并且指出了一条“超越之路”。但这谆谆之言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合主流之拍,终被狂欢的人群所忽视。

贝多芬之后,德国音乐史上出现了一对交相辉映、相反相成的双子星:瓦格纳和勃拉姆斯。

十九世纪,“理想国”的制度根基已在欧洲确立下来,但人们并未真正享受到多少欢乐,欧洲大地上冲斥着纷争、反复、混沌与惶恐,随之而来的便是理性之弦在整体范围内趋向崩解。但终还是有少数理性与理念的掌控者,比如瓦格纳和勃拉姆斯。

两位音乐家都深受自己的前辈贝多芬的影响。瓦格纳的歌剧承袭了贝多芬作品的大气与绚烂,却更加激情与张扬。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则更直接地继承了前辈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却更显出温情与圆熟。瓦格纳除了是个音乐家外,还是个革命的践行者。他积极入世,紧随时代,亲身参与革命运动,甚至拿起武器与敌人战斗,后流亡国外,待德国共和政权巩固重返祖国时,他已誉满天下。博拉姆斯则于低调中终生沉浸于艺术创作,退避三舍,以温情脉脉的姿态将自己的理念融入作品,融入听者的心底。

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当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人类理性,已走上一条势必崩溃的不归路,瓦格纳与博拉姆斯是少数能自主而自我地扼住理性之咽喉的人。由于大势已定,根本的前途脉络也已明晰,所以他们已没有了贝多芬的满心焦虑,而是——瓦格纳更富于激情,是理性的激情化,这可溯及至黑格尔。博拉姆斯则敛于温情,是理性的温情化,这可溯及至康德。

当理性之弦崩解之际,真理丧失了本初之意义,人们失去理念作支撑,那些极少数能够掌控理性与理念的人,便在混沌中拥有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可以成为上帝与英雄,或者创造出上帝与英雄;也可以成为撒但与枭雄,或者创造出撒旦与枭雄。一切都只在一念之间。

很不幸,瓦格纳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他和他的作品极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宣扬统治世界的诉求,充斥着种族仇视、反犹太的情结。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痛心于德意志支离破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分别提出了民族精神学说和国家学说。德意志人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前贤所创立的现代政治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独立。贝多芬的作品在焦虑和欢乐当中,已明显表现出了时人将这些精神推向负面的倾向。直至瓦格纳,德国的统一和强大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民族和国家学说推向极端,同时代的尼采也可以豪情万丈地高呼:上帝死了!世界没有上帝,假若有,我又怎能容忍自己竟不成为上帝!

康德、黑格尔加之当时各国内部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发展中的资本主经济遭遇阵痛,以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这一切都昭示着理性之弦的完全崩解。狂热之火已经引燃,一切都已注定。共产主义、法西斯与纳粹主义的“应运而生”,昭示着二十世纪势必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马克思所表现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冷峻立场、对康德与黑格尔的承袭与诟病、对早期资本主义弊端的分析、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全面而细致的描画,以及他坚定的暴力革命观念、一元化的政体理念、极富鼓动性的革命号召和诱人的革命前景描述,还有他那一套被他的徒子徒孙们当作不伦不类、庸俗至极的“相对主义”来用的哲学辩证法理论——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具备了温情与激情的双重面目,也决定了共产主义学说的鼓动性、伪装性、诱骗性、善变性、残酷性、破坏性和顽抗性等等被后世应验了的特征。法西斯主义可在血的代价面前被一指戳破,使人们幡然醒悟,而共产主义则在温情与激情的双重面目掩盖下,继续兴风作浪。

欧洲联盟

伤痕累累地走出二战硝烟的欧洲,终于明确地选择了回归,回归上帝,回归康德,回归人权宣言,回归宪法政治。人们重拾康德所赞叹所敬畏的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他所构想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理论根基。

普遍立法,意志自由,人是目的——这皆是世间最基本的律令法则,是无需理智推演的发乎人之内心的“宇宙与神启示于人的律令”。最明显的例子,世俗法条规则中有众多“当然”条款,它们往往是我们的理性逻辑所无法推演的。而之所被人们“当然”地接受,追根溯源,因为它们皆是以世间最基本的律令法则为根基而建立起来的,是抽象的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外在的具体化。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将公民对这些权利的享有视为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

头上的灿烂星空则时时告诫我们,人是渺小与无知的,让我们体会自身的渺小,感悟现象界的短暂。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领悟到这一点的老子,绝望地留下“天地不仁”的恸问,驾牛西去,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康德则以沉静的心态仰望苍穹,希望造物主的博大启示、引领我们接近天地的大光明,证会生命的真谛,直达人的内心,以造化所赐的智的直觉体证心灵中的道德律,躬自践行,以意志的自主从自然走向自由,最终外化为保障自由的世俗法则和制度。

历尽磨难与教训,普世价值支撑下的人类社会终于在诚惶诚恐中扼住了理性的咽喉。但温情与激情也并未消失,与理性崩解时理性的温情化与激情化恰恰相反,现在则是温情与激情的理性化。温情的理性化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甘地那里,体现在马丁?路德?金那里,体现在特蕾莎修女那里。激情的理性化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议会里的唇枪舌剑上,体现在暴君萨达姆被依法处决上,体现在欧洲缓慢而坚定的一体化进程上。

梳理至此,只希望能于我们有所借鉴,让我们看得更清晰——仍受奴役、仍然狂热的东方,也终要扼住理性的咽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绝不应再游离于世界现代文明体系之外,而应积极融入其中并为“地球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7年10月

《吾诗已成》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