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士……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俯瞰着一个希腊男人的困顿工作。他推石上山的运动产生了某种震撼人心的后果,那就是“以最悲怆的面貌引出了希望”——朱大可《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

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希腊神话里一个进行着无休止的行走和运动的人。崇尚加缪的思想和文字并曾自况为“无数西西弗中的一个”的朱大可,在其穷十余年之力完成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一书中,给予了西西弗式的离弃者和叛逆者一个颠覆性的指称:流氓。

在这里朱大可意指“广义流氓”,即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性地流走,并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由此来定义广义的流氓主义,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者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便是流氓话语,它分为酷语、色语和秽语三大类,并以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这三个最基本的定义支撑起了朱大可的广义流氓学,它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纳入了研究领域。

朱大可站在学术的角度,把“流氓”还原为一个中性词汇,这是全书的逻辑起点。作者由此展开论述,揭示出广义流氓群体既会滑向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贬义一面,也会走向作者所赋予并且盛赞的褒义一面。书中大量的“朱式新词”并没有滥造之嫌,因为那都是对我们已耳熟能详、甚至是见怪不怪的各种现象的概括与总结。与其说朱大可是一位话语的创新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现象总结者。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带给我如此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书中虽大谈“主义”,但每一个“主义”都深入到最具体细微的问题上,让人感同深受,如同真的在享受一场盛宴。在我看来,这部极具颠覆性的著作主要有五大值得称道的亮点:

第一,在打出流氓主义的旗帜后,《国家话语转型及其美学跃进》中,作者指出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存在着对偶循环的互动关系:“流氓社会和国家社会一起,营造出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基本面貌。流氓的反叛和起义推翻了帝国的统治,并且从流氓群体(有时是混迹于流氓社群中的贵族)中诞生了新的帝王和高级官僚阶层,此后是新帝国的建立、改制、强盛,直到变得平庸、腐化和衰微,然后从腐败的臭气冲天的国家母床上,再度滋生大批新的流氓,他们重新扮演了推翻国家和孕育新皇帝以及高级官员的角色。这个自我循环的程序,构成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国的专制主义社会拥有如此漫长的历史生命,并非因为它具有一个静态的‘超稳定’结构,而是它始终在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国家社会和流氓社会、极权状态和江湖状态之间震荡和摆动,并由于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而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构型……”

第二,《身份与话语:何处是故乡》中,作者揭示出身份的丧失乃是流氓社会最主要的成因:“流氓在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乃是因为‘身份’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它的破裂,必然导致流氓化和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变。”中国社会身份秩序主要包括土地身份、国家身份和自我身份三个级位的系统。对个体身份的辨认是专制统治的重要事项,国家建立了严厉的身份辨认机制,这种辨认由外到内深入到心灵。尽管如此,由于人口激增、灾变、政治压迫等原因,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仍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包括人与土地的分离、人与国家的分离和人与自我的分离。身份的瓦解导致了身份的真空,亦即零度身份的状态:“所有既定的身份都归零了,主体赤裸裸地站在尘世,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他者可以确认的标志,大多数流氓正是在这个无所依托的极端状态中成了一个‘无赖’。”

第三,《流氓话语:反讽的新世界》中,作者从汉语言说的角度,对流氓话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作者把流氓话语分为酷语、色语和秽语三大类,并对比了正谕和反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样式: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核心,正谕话语首先要求语义的单纯性与唯一性(没有歧义);其次是能指层和所指层的完全同一,不允许在它们之间发生错位与疏隔;正谕的语法要求叙事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向度;呈现出表情严肃的政治—道德书写风格。与正谕话语相对的就是反讽话语,它是对国家主义话语的解构和终结。反讽以双重含义为特征,在某层面上的叙事却表达了另一层面的语义,由此造成话语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语句在被言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意义的他者,是本始语句的敌人,解构其原初语义并把它推向阐释的深渊。

第四,《1920——1960:当代流氓话语的历史起源》中,作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流氓话语的现代起源,产生了大量的酷语词汇,它们构成了二十世纪话语的前驱,并为新意识形态的运作提供了关键词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五个词汇是“吃人”、“反动”、“打倒”、“革命”和“崇拜”,这些酷语在以后大行其道,并被国家正谕话语“招安”,成为红色正谕言说的核心词汇。而同样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自由主义言说,却在酷语词汇的围剿中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第五,在接下来更详细的阐释中,作者从小说、诗歌、摇滚、电影、建筑、网络等等方面,细致梳理和解读了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可以说是当代的汉语言说史。作者敏锐地发现,在网络言论崛起的新世纪“零年代”里,色语和秽语甚嚣尘上,流氓话语在权力资本的改造下正趋于软化,似乎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话语天鹅绒革命。作为这场宏大事变的目击者和讲述者,作者忧虑地指出事变中“灵语”的缺失:“身语和灵语的不和谐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肉身价值获得夸张的弘扬的同时,信仰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空无,或者说,它遭到了基础价值(货币和实利)的全面替代。在国家主义信念离去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国家或宗教信仰能够填充转型社会的空虚头腔。”“自1990年代以来,精神叙事运动从未在中国知识界真正展开过。它的失踪案,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耻辱。”

方力均作品2流氓主义解构着国家主义,同时却又建构起新的国家主义,就像作者所言:“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这也是浮躁的网络言论一直带给我的一种忧虑,比如韩寒那句曾被广泛援引的“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都最后都是花圈”,诚然它一语否定掉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国家话语,但同时却带不来任何建设性的东西。并且当一切信念和希望都被否定掉后,邪恶的国家主义必定又会在野心家的操纵下趁虚而入。这不应是我们的道路,但我们到底应该去往哪里?

书中评论王朔主义时引用了朱学勤的话:“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和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

朱大可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流氓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朱大可这部著作的一大遗憾就是,并未详细论及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绝不应忽略的、更具有当下和未来意义的论题。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内涵来看,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具有更亲密的关系,流氓主义可以导向国家主义,而在公民意识初步觉醒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更可以导向自由主义。作为中性词汇的流氓主义,具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潜质:退一步,它可以堕入国家主义的地狱,进一步,它就能升入自由主义的天堂。

终结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恶性循环,这便是我对西西弗式的流氓主义者的期待——以最悲怆的面貌引出希望——而不是最终堕落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流氓。

2009年3月9日

《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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