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龙:在时代华美的盛宴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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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水泥的高楼林林立立,行人和车辆穿梭在它们脚下的空隙里,空气沉闷得让人晕眩,唯一欢快的是漫天的扬尘。所有的一切都拥挤在逼仄的空间里,忍受着城市的污浊并成为污浊的一部分。
当我以宏观俯瞰的视角铺陈出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场景时,不禁想起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的前言里,把这本由各种城市的记忆碎片所拼成的书比喻为“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在一张张地辑录这些城市碎片时,卡尔维诺是悲观而悲情的,不露痕迹的悲情。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书中那段结尾: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而言,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正因为这段结尾,整部书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徒劳的怀乡情结。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生者的地狱就是生者自己。在生者们的地狱里,正因为有第一种选择的容易和普遍,同时也有第二种选择的风险和可能,才使我们不至于绝望,地狱里也才可能闪现出华美的曙光。
真正要写的,是地狱里的生者。所以,我的视角要从宏观的俯瞰转为微观的审视。我无意于辨别,也无力营造新的空间,只是想展现,展现我所能看到的,那些容易的和普遍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夹缝中的风险和可能。

2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在一幢高耸的商业楼的脚下,十九岁的陈卓坐在水泥台阶上,望着下面宽广的水泥马路上拥堵的行人和车辆。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的存在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陈卓渐渐感觉不到了周围的躁动和喧嚣,犹如是在看一部没有声音和色彩的默片。已近乎麻木的他,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涌出两个词汇:无我、和谐。前者是古已有之的哲学词汇,后者是近来很时髦的政治口号,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与周围的环境似乎也毫不相干。但此情此景确实让陈卓颇有点滑稽和自嘲地联想到了它们。也许,这里的“无我”是指灵魂出了窍,远离了自己,远离了自己的存在。当每一个人都抛下自己而涌进热闹的集合中时,这个世界也就达至所谓的“和谐”了。
岳敏君作品4已是下班时间,商业楼的地下停车场里不断有车开出来,汇入躁动和喧嚣的大军中。有一辆拐到路旁,两声鸣笛将陈卓从“无我”当中拉了回来。
“想什么呢?”,开车者是陈卓的爸爸。
陈卓报以微笑,疲惫地揉揉双眼,抓起书包下来台阶,走到车前,坐到了车里。

爸爸开着车,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的儿子,“今天不是周末吧?”
陈卓迟疑了一会,“我请的假。”
爸爸有些诧异:“为什么请假?”
陈卓并未立即解开爸爸的疑问,转而说:“我不想回家,咱们还是去爷爷那吧。”
爸爸放慢了车速,“为什么?你是不是又惹了什么事,怕你妈妈知道?”
陈卓有点不耐烦,“先别问那么多了,去爷爷家就是了。我请假的事先别让我妈知道,我怕她跟我唠叨。”
爸爸笑起来,“你更怕她揪你耳朵吧。”
陈卓无语,爸爸看儿子一脸倦怠,便也不再多言语。车朝着爷爷家的方向开去。

3

这个国家的西南部刚遭受了一场震惊了全世界的地震劫难。当地动山摇,一切都变得不可靠起来,但渺小的人们还是如抓救命稻草一般,试图寻出某些岿然不动的东西来。惟当此时,个体的生与死才变得真切起来。在延误了黄金救援时间之后,党终于姗姗而来,顺便带来了无数摄像机。以感恩的眼泪为招牌,官方媒体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告诉我们,党就是那个岿然不动的东西,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中流砥柱,是正品行货,假一赔十,其他的都是居心叵测的水货和次货。
今天电视新闻报道,几百名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即将被邀请赴俄罗斯疗养(无可否认,所谓的“疗养”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外交行为)。在出国前,几十名孩子代表被胡主席邀请到中南海。其中一个新闻镜头是,胡主席迈着富态的步子,朝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走来,他忽然伸展双臂,袒露出自己肥硕的胸襟。在我的目光正迟疑时,其中两个迫不及待的孩子,已如小燕子般轻盈而娴熟地飞到了胡主席的怀里,甜甜地喊着,胡爷爷好!胡爷爷也回应,孩子们好。继而所有孩子都齐刷刷地拥过来,大伙对着镜头,喜不自禁。
一脸仁慈的胡主席,站在孩子们中间,怀里还轻搂着两个。孩子们一脸幸福,孩子们的脖子里绑着鲜艳的红领巾,后期制作时再以飘扬的五星红旗为背景——一幅和谐到极致的意识形态宣传画便诞生了。这样的画面我们总是似曾相识的,它们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恐怕已堆积如山,在现实中却还是那样的供不应求。是的,我们可以把胡主席换成曾经的其他任何一个主席,换成江主席,换成邓主席,换成毛主席,换成斯大林,换成列宁……
孩子们的表情是如此的甜美和纯真,他们是花朵,他们是天使,他们是初升的太阳,他们让共产主义的权力美学家们发着羊角风。
而我,当胡主席忽然伸展双臂,那两个迫不及待的孩子在我迟疑的目光中,如小燕子般轻盈而娴熟地飞进主席的怀里时,我顿时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4

车内音响播放着时事新闻,官方钦定的救灾英雄现在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勤奋地做着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报告。我并非绝然认定他们都不配救灾英雄的称号,只是感觉有些可悲而已。英雄们的事迹报告在不知所云地念着,爸爸终于忍不住关了收音机。陈卓冲他笑笑,以示赞同。在陈妈妈的“威权统治”下,父子俩早已在各种事情上达成了不言自明的默契。
大约是从小受妈妈、爸爸和爷爷的三重影响,陈卓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意识,党国教育的流毒并未侵染他。但同时,他从来都对现实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不会去畅快淋漓地批判,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不主动向外部世界传达自己的意识和观念。内心敏锐的陈卓,却总以一种懒散的姿态面对外部的世界。
灾区的现场搜救刚结束,救灾英雄们便粉墨登场了。之前官方铺天盖地的感恩宣传,都只是在为这些主角的登场作预演。那几天陈卓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尚未被钦定为正式英雄的“准英雄”们都被官方编了号,比如“准英雄”1号、“准英雄”2号、“准英雄”3号……经过各种我们无从知晓是真是假的投票和评选程序后,最后评出若干名,正式授予其救灾英雄的称号,这便是英雄1号、英雄2号、英雄3号……接下来这些正式英雄们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跑来跑去,做报告。
英雄也需要如选秀般选出来,PK出来,钦定出来,英雄成了1、2、3这样的数字代码,这个世界也就无所谓英雄和狗熊了。但党告诉我们,有了这些神一般的1、2、3,这个国家就能岿然不动了。有了镜头前主席肥硕的胸襟,孩子们便有了依靠,深埋于废墟中的他们的父母,也就“纵做鬼,也幸福”了。

遇到红绿灯,车排成长龙,久久不能行进。陈卓随手拿起车内的几张CD,都是些摇滚音乐。其中有张声音碎片乐队的专辑,陈卓打开光驱,放进碟片。当歌声流出,陈爸爸,这位音乐科班出身、现如今一位成功的商人,向陈卓微微一笑,便沉浸于乐声中了。陈卓知道,对于音乐他至多只是听一下而已,而爸爸则是与蝌蚪一样的音符一起跃动,他自己也幻化为其中的一只。但绿灯已经亮起,陈卓不得不把蝌蚪打回了原形,“爸爸,开车!”
车继续行进,歌曲放到了第四首,也是这张专辑里陈卓最喜欢的一首:《在时代华美的盛宴上》。

渐渐茫然的人们
已经忽略了悲喜
他们在河的两岸
目睹流失
在微凉的黄昏里
有人开始跳起舞
舞步划出的弧线
那么单纯
他们是如此的年轻
如此的骄傲
来不及去选择
就已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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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今大部分中国的孩子而言,六月是个让他们感觉复杂的月份。每个孩子都还依稀记得,他们曾经是如何欢天喜地的迎接每个六月的第一天的, 那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终于被告知,6月1日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过去时,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6月7日、8日和9日——决定他们命运的高考一般就在这几天里举行。从此这三个日子就如紧箍咒一般,束缚住孩子们的青春,压得他们无法喘息,在昏沉中失去自我,剩下的只是分数。孩子们已经来不及顾及,在6月1日和6月7日之间,还有6月3日、4日、5日这些被涂抹了的、同样特殊的日子。它们都关乎青春,关乎成长,关乎理想,关乎现实。
出生于1989年6月6日的陈卓,在2007年过完自己十八岁生日后的第二天,终于迎来那三个决定他未来命运的日期,与自己的同龄人一起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一年多后的今天,陈卓已是本市一所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本来他是想去外地的,妈妈开始表示同意,但当知道儿子想去的外地竟是北京时,她使出拎菜刀的架势,把儿子唬在了身边。首都是妈妈最厌恶的地方。

陈卓怕自己的妈妈,就像爸爸怕她一样,在这一点上父子俩颇有点同命相连、惺惺相惜的味道。强势的妈妈按照自己眼里“乖宝宝”的标准塑造着儿子,儿子胆敢有不合标准的叛逆举动,她可以一点都不含糊地把厨房里的菜刀拎来,不会忍心架到儿子的脖子上,但一定敢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儿子该过“六一”的时候,她会在那天比儿子还开心。而一旦这个节日已不再属于陈卓,妈妈恨不得如道士般拿来三张符咒,分别写上那三个日期,贴到儿子的脸上,再加上两个大字:前途!
“乖宝宝”就这样顶着三张“符咒”,朝自己的“前途”一路气喘吁吁地狂奔而来,终于迈过了这道槛,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千千万万大学生军团中的普通的一个。
行为可以被强制,思想却是禁锢不住的,只要有着思想的种子。给陈卓播下思想的种子并促其生根发芽的,是陈卓的爷爷,更确切地说是陈爷爷家里那一排排的书籍。爷爷是市第一中学的退休教师,住在一中教职工家属院内。一中是陈卓的中学母校,由于自己家离学校较远,也由于那个家就像妈妈的皇宫,所以中学六年他总喜欢呆在爷爷这边。当然,妈妈的“督战”一刻都不放松,但她对公公大人还是敬重有加的。
对爸爸而言,他就是母子间的调和剂,更确切地说是妈妈的出气筒。妈妈总会将她眼里儿子的不是归咎于爸爸的纵容,甚至还会上升到遗传学的角度,是爸爸将自己骨子里的坏基因遗传给了儿子,而爸爸的坏基因又是从爷爷那遗传来的,于是爷爷也难以幸免了。温和的爸爸总是耐心听着妈妈的唠叨,笑脸相迎。而一旦妈妈搬出基因学时,爸爸还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骄傲和自豪,好像正是因为那些“坏基因”,儿子才更是他的儿子了。陈卓也是在真正了解爷爷和爸爸的过去后,才明白妈妈所言的“坏基因”指的什么,也才理解爸爸的骄傲和自豪。

2

陈卓都已经上大学了,陈爷爷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
窗外不远隔一堵矮墙,是一中安静的老校园,与他一样老的校园。许多年前,年轻的陈爷爷怀揣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然还有那“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伟大梦想,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了与他一样年轻的一中校园,准备从教育上来解放全人类。但几年以后,他却被全人类给教育了。其实大家先是教育的校长,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校长有问题。至于到底什么问题,没人能说得清,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校长没问题,一根筋的陈爷爷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于是他也有问题了。
他的同事和学生——那些花朵和天使——告诉他,他还不适合干解放全人类的事情,因为他有问题。但他们也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党是宽怀的,只要他想明白交待清楚,他还是可以继续去解放全人类的。于是接下来的许多年,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在批斗会上想,在牛棚里想,在荒山野地里想,无时无刻不在想。
有几年陈爷爷被发送到乡下接受改造教育,一介书生在荒地里一边抡着镢头,一边还在想着解放全人类的事情。乡民家的一条狗,似乎有自虐倾向,总喜欢嗷嗷叫着回头咬住自己的尾巴打转。狗尾巴被咬得鲜血淋漓,越是这样它越是咬,叫得越厉害,转得也越欢。一天收工回来,狗又在咬着尾巴打转,陈爷爷习惯性地一边盯着打转的狗出神,一边想着自己的问题。咣当一声,打转的狗撞到了树上,它惨叫一声,松开尾巴,趴在地上喘着粗气,估计眼里正金星四溅,找不着北了。陈爷爷和一帮人大笑起来,笑得正欢时他却忽然大叫一声,众人的哄笑戛然而止,大家面面相觑。陈爷爷当然没有告诉他们,他终于想明白自己的问题了——原来他就是那条咬着自己的尾巴打转的狗。
这是陈爷爷曾讲给陈卓听的故事,故事的结论是,他那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其实和一条狗咬着自己的尾巴打转的行为,没什么两样。似乎是戏谑,却是最真切的戏谑。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列宁、毛泽东……,这些大人物,在瞬间都完败给了一条狗,一条咬着自己的尾巴打转的狗。
多年后,当陈爷爷平反后重回讲台时,他已不再梦想着从教育上解放全人类了,这辈子能把自己解放了就不错了。每个人都自己解放了自己,这个世界也就解放了。
如今,陈爷爷和他的校园都已经很老了。他不知道他是否做到了自己解放自己。也许有,也许没有。老校园里的松柏葱葱郁郁,一派安然。

3

爸爸接到儿子的电话,有些惊喜。儿子读的大学虽在本市,但他却选择住宿在学校,这多半是想摆脱妈妈无所不至的管束,走出家的王国。陈卓一般只在周末回一趟家,而爸爸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上次两人坐在一起吃饭还是一个月前了。爸爸让陈卓来办公室等他,他处理完工作就和他一起回家,他其实是推掉晚上的应酬来陪儿子。陈卓没有上楼,而是坐在楼下车库出口旁的台阶上等着他。
爸爸将车开出来时,看到儿子正怔怔地望着远处。他喊了一声,儿子回过神来,冲他笑笑,很熟悉很默契的笑。陈卓坐到车里,看得出他心情不太好。正是下班高峰期,路上异常拥堵。陈卓将一张CD放到光驱里,是声音碎片乐队的专辑。歌声环绕中,爸爸能感觉到每一个音符都如精灵般跃动着。这些精灵曾经是他的宠儿,在那个怀有梦想的年代。而今,梦想已经死去许多年,他整日坐在钢筋水泥的办公楼里,跃动的音符已换成了流动的钞票。

有些事情,你以为你已遗忘,其实并没有,它们都被你打包,深藏于记忆深处。这些被遗忘的记忆,也许就这样被永远藏匿,也许会因为某一瞬间的触动而突然迸发出来,让你措手不及,无处躲藏。
2008年的6月3日,陈爸爸是在商务谈判和应酬中度过的,临近午夜时他才在微醺的醉意中开车回家,昏黄的路灯光衬托着夜的寂寥。车内收音机里,午夜报时之后播放午夜新闻,主持人首先报出今天的日期,是2008年6月4日,当然后头还会跟着说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多少天。一样的声音,一样的语调,一样的和谐,与平时任何一天的播报都无不同。却因为这个日期的特殊,而显得分外敏感、刺耳与揪心。他急刹车,车在嘶哑声中停在了路旁。
他面无表情地坐着,许久才摇下车窗,点起一根香烟,烟雾缭绕,散入夜空。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他有些惊讶,也有些羞愧,他竟然还能记得这些句子,这些曾让他血脉沸腾的句子。他曾将音乐作为他的全部,组过乐队,还曾带着乐队坐上去首都的列车。那时妻子已经身怀六甲,但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要去到那里,做那第一千零一名。从那天起,从首都传来的扑朔迷离的消息,如乱箭一般往妻子的心上扎,她滴血的心承受着丈夫和孩子两条生命的负重。当6月4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妻子终于再也无法承受,住进医院,两天后进行了剖腹产。早产儿陈卓就这样在这时来到了世上,所幸母子皆平安。
他活着回来了,没有惊恐,只有屈辱。他终于明白,他以为他在做第一千零一名,其实他只是做了一千零一夜的春秋大梦。如今,梦醒了,在碎裂中醒了。他诚惶诚恐地捧起那个奇迹般存活下来的小生命,号啕大哭,他成了他仅存的意义。接下来他被警察带走,经历了半年多莫名其妙的审查和折磨后,他又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他又活着回来了,依然没有惊恐,只有屈辱。这次痛哭的是他的妻子,她骂他,打他,他无言以对。他知道她有多爱他,爱他们的孩子,他亏欠妻子与孩子太多。

接下来的生活依然很不顺心,在经历了长久的失措、迷茫和消沉后,他终于渐渐走出了阴影。他做不成那第一千零一名,但他还得去做一个丈夫和父亲,那段抹不去的记忆便被他打包处理了。在妻子的要求和鼓励下,他远离了理想,远离了曾经的记忆,在新经济时代做起了追逐钞票的商人。
转眼他已是不惑之年,看淡了许多事情,也看清了许多事情。他生活得忙碌而安逸,在世俗标准中属于成功人士,但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内心的失落。他明白,这个时代貌似许多人都在享受着经济改革的成果,但其实他们都是被政治权力从理想中踢出来的,如丧家犬般被踢了出来,然后如扔骨头一般扔给你几张钞票,一边玩去吧!毛时代是把你困死搞死,而现在是把你踢得远远的。但踢出来也有踢出来的好处,就是使人在断奶的阵痛中逐渐学会自立与独立。当然你也可以想方设法再回去,代价是做一条只会冲着主人摇尾乞怜的走狗。人最根本的尊严并不在数都数不过来的钞票上,而在宪法里,在议会里,在选票上,在你可以自由言说的时候,在你不被支配地活着的时候。
多年来虽只是冷眼旁观,但陈爸爸已非常明白中国的现状和前景。债终究要还,坎终究要跨,跨越之后将是真正的新纪元。他现在唯一的焦虑反倒是个人性质的,他不想自己的记忆就这样被藏匿,他越来越想将自己当年的遭遇说出来,将自己的屈辱倾吐出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万幸的是,命运在让他那一千零一夜的梦破碎的同时,还留给他最后一点意义,那便是他的儿子,八九生人、如今已成年的儿子。
尽管梦碎了,尽管被踢了出来。但他依然不相信,作恶者会没有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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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的到来让陈爷爷很意外,当然也很高兴。看他忙不迭的样子,陈卓和爸爸都生出一丝歉疚感,他们的确已很长时间没来陪过老人了。
爸爸买来饭菜,与爷爷一起在厨房准备着。陈卓走到书房里,坐在书桌前,随手翻着桌上的几本书。爷爷家里的摆设依然如故,处处让陈卓感觉熟悉而亲切。小时候一踏进这所房子,给陈卓的第一感觉是古朴,用个文绉绉的词来说就是古色古香,古旧的家具、古旧的花瓶、古旧字画、古旧的书橱,当然还有那些古旧的书籍,以及书里的内容。
这一代年轻人总是热衷于追逐任何新潮的、时髦的东西,同时他们往往又对任何传统的、深邃的东西提不起兴趣。他们充满活力,却也飘忽浮躁。但对陈卓而言,正是肃穆的爷爷对他的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习惯了那种沉静的氛围。当然,那时他并不懂何谓传统与深邃,他只知道那位老人是他的爷爷,严肃而受人尊敬的爷爷,也是疼爱他的爷爷。爷爷在陈卓心目中的形象是庄严而肃穆的,让他充满虔诚的敬畏。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卓那颗虔敬之心下所埋藏的个人潜力逐渐显现出来。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冬日的午后,正在客厅里嬉闹的他蹦蹦跳跳地到了书房门口,书房里的景象竟在刹那间震慑住了这个孩子。爷爷倚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似已入睡,双手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午后的阳光悄然飘洒进来,洒在书架上,洒在爷爷的脸上,书房里一派肃穆与静谧,让陈卓悸动不已。在煦暖的阳光点缀下,陈卓忽然对安详的爷爷、对那些摆放整齐的厚实书籍,充满了了解的欲望,那些故事,那些过往,那些秘密。
陈卓小心翼翼地迈进书房,生怕惊醒了爷爷,惊扰了那些书籍,破坏了这幅静谧的画面。他迈进画里,成为画的一部分,犹如肃穆的山水松柏之间,突然闯进来一只活蹦乱跳的幼鸟,唐突却也生动。爷爷睁开了眼,陈卓停下脚步,像个犯错的孩子。
爷爷示意陈卓到自己跟前,他走过来,爷爷轻抚着孙儿的头,笑问:“站在那吓唬爷爷呢?”
幼小的陈卓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刚才的触动,他支吾了几声,看着爷爷手中的书,问:“这是什么书?”
爷爷有些意外,“这是讲历史故事的书,你喜欢吗?想看吗?”
“喜欢,可是我不会看。”
做了一辈子师者的老人来了兴致,“爷爷可以教你看啊,讲给你听,好不好?”
“好啊!爷爷教我。”陈卓很高兴,也很有兴致,活蹦乱跳的小鸟开始了真正的翱翔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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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初的思想的启蒙,无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的一种最起码的认知和尊重上。正是有“过去”的支撑,个体才能脚踏实实地站立起来,拥有自己的视野,学会展望与创建未来,最终实现对“过去”的批判与超越。“现在”的“过去”曾是更早的以前的“未来”,“现在”的“未来”也将是更远的将来的“过去”。无论个体还是族群、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进步,无外乎这种“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大地震后的乱象,政府的欲盖弥彰、由官方媒体引导的泛滥成灾的煽情和感恩,及对反思和问责的压制,还有御用文人们种种丧失良知的行径,都表现出许多人对亡灵的亵渎和对生命一如既往的漠视。一个不尊重死者的群体没有过去,一个不珍稀生者的群体没有未来。一个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群体,就是一群投机于瞬间朽烂的肉体和稍纵即逝的时间的禽兽。
是的,投机。这是一个投机的国度,这是一个投机者的国度。上天赐予我们肉体、给予我们时间,我们却抛弃了过去与未来,卸下责任与职责,我们的生命由此变得足够的轻,堕落为一场投机。赚钱了、有势了、弄权了、贪腐了、享受了,投机成功。败落了、失势了、双规了、东窗事发了,投机失败,愿赌服输,大不了二十年后再来一次!很多贪官在垮台后喜欢炫耀自己曾贪污了多少巨款,做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百姓,玩弄了多少女人,就是在趾高气扬地告诉人们,我投机过了,我的钱和孩子都在国外了,我赚了!
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在为这场延续至今的政治投机运动做注脚。尤其上世纪90年代梦想彻底破灭后,上至政治局高官下至县乡村干部,无不在充当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钱接着睡”的投机者的角色,投机于权力,投机于马克思,投机于社会主义,投机于这个国家。只是不知道,当民间的公民意识逐渐醒来,他们的政治投机游戏还能玩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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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卓这代人而言,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全民政治已褪去,商业大潮兴起,政治控制隐到了幕后,意识形态灌输却仍无孔不入。从上幼儿园时起,亲爱的阿姨们就教这些小天使唱《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红色革命歌曲。等上了小学,在一年级上学期学完最基本的汉语拼音和汉语偏旁部首后,下学期他们就要一个字一个词地学“我爱中国共产党”、“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句子,直到他们能流利地将它们读出来、写下来,并记在身体里(而非记在大脑里)。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天使们的脖子里被敬爱的老师们捆绑上红领巾,并跟着老师在党旗下宣誓效忠。从初中开始,马列毛邓(当然还有最新的“三个代表”)的政治灌输便一直伴随着他们,老师们还会发给他们每人一张入团申请书,待他们成了共青团员后老师又会领着他们,在党旗下再宣誓效忠一次。到了大学,马列毛邓这类课程是可以决定他们生死的必考课。这时他们可以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当然,还要再宣誓效忠一回,虽然对党的一切他们都还是云里雾里的。但此时他们却都能明白一点,唯一的一点:在这个国家入了这个党,自己的将来就多了一份保障,路子会更宽更广。换句话说,入党是一项长远投资——或者说,是投机。
在大学校园里,入党永远都是一部分人所热衷的话题。陈卓对此自然毫无兴趣,但有一次当他从图书馆阅览室里出来,路过旁侧的一个正上着党课的小礼堂,看里头热火朝天的,他忽然心血来潮,推门而入,坐在最后一排。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景象,那些年轻却已经变得世故的人,从未仔细读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任何著述,那些老掉牙的玩意也提不起他们的任何兴趣,但他们却可以趣味盎然地坐在党课的讲堂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入党考试的考题,猜题、押题、划重点,那么的热火朝天。如果说他们将很多时间浪费在必须要考的公共政治课上的行为还有情可原的话,那这又应如何解释呢?——立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而奋斗终身?——他们每一个人,或者正在心怀鬼胎,或者已经心怀鬼胎,或者还没想好自己该怀什么样的鬼胎。唯一寻不到的是马克思们的影子,虽然这本是以他们为主角的课堂。
第一次,陈卓第一次对那个大胡子的德国老头儿产生了一丝同情感。虽然他的意识形态建构在后世蹂躏了半个世界,但后世的世界也实实在在地蹂躏了他。
在那个闷热的下午,在大学的党课讲堂里,坐在最后一排的陈卓,面对讲堂内热火朝天的景象,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一书的结尾部分,沉浸于扬琴乐声中的主人公路德维克所产生的那种“坠落的感觉”:
“我可以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我之所以热爱它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世界(并无思想准备地)实在可怜,可怜之余,更为孤楚。无论是隆重庆典还是鼓动号召;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社会乌托邦,还有庞大的文化干部队伍,都对它弃而不顾,这表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只是故作姿态地跟从,表现在泽马内克(连他这样的人)也掉头而去。正是这样的孤独在净化这个世界,使这个旧日世界像垂暮之人一样纯情起来;它使这个旧日世界沐浴在一片弥留之美那令人无可抵御的最后的灵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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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从新世纪的哪一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悄然多了一档由中宣部在背后支持的大型综艺节目:《同一首歌》。主办者在国内外跑来跑去,聚拢各流歌星在其舞台上搔首弄姿、蹦蹦跳跳,并且以童声合唱的《同一首歌》作为节目一成不变的主题曲。这的确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在官方宣传的最高舞台上,时尚、流行、新潮、前卫、轻浮等等似乎和严肃的政治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类元素,在节目中被聚拢后,却担负起了展现国内社会“和谐进步”、增进国际间“友谊”、到海外的华人世界里进行“统战”的重任。
这是一档披上了花哨的流行外衣的政治宣传节目,在鲜明的政治主题之下,各路歌星们粉墨登场,台下的“粉丝”们为之倾倒、为之呼号、为之蹦跳、为之晕厥,现场高潮迭起、人声鼎沸。中宣部的老头们正暗暗窃喜,看哪,人们多么的爱国!多么的拥护我们!这个国家多么的和谐!在这里,老头子们将自己聪明、圆滑、世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也不难理解,大张旗鼓的奥运宣传中为什么总是充斥着各流明星的影子。党看重的不是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而是他们的人气,他们在“粉丝”当中的号召力。党非常明白,在这个时代,一万个马克思也敌不过一个李宇春,一个周杰伦,一个成龙。
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已显苍老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仔细一看竟是《同一首歌》的迎奥运特别节目。克莱德曼与几个十几岁的中国孩子一起弹奏了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同一首歌》华丽的舞台上,在明确的政治主题之下,欧洲的钢琴王子与祖国的花朵们共同弹奏起了欢快的红色旋律,老酒装到了新瓶子里,以至于连我都禁不住赞叹克莱德曼那天才的双手了。

……

《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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