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家和直接间接亲历过“六四”的人来说,审视和评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既容易又困难。“容易”是因为它是个为期较短的突发性事件,而且在群众和世界媒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端、发展,达到戏剧性的高峰后,急转直下收场。各种平面和立体媒体的观察报道、现场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口实纪录都保存下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连犯案的凶手——政府、军队,凶器——解放军的坦克、机枪和受害者——民众和难属都还在,可以说一切原始资料和人证、物证都具备了。但是正由于参与事件的人都还在,要理性地分析和评论这场震撼人心的事件,似乎难以绕过情感的系绊,达到客观平实。况且凶手手中的凶器不但没有放下,还新添了一些迷人的新品种。受害者一边许多人被迷惑、引诱和威降,开始动摇了。

令中国人羡慕的是,其他绝大部分共产制度的国家,在1989 之后,纷纷崩溃,政权由民主派接手。历史上重大的反抗运动都获得公正公开的评价,像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民众的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波兰1956、1970和1980年的三次抗暴和民主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都是非经纬分明,许多当时不为人知的内部秘密文件史料也都公开,世人得以知道真相。1989年秋天,东德知识界异议分子组成的“新论坛”,对瓦解何内克政权有功,他们后来跟西德的绿党联合组党,其中有些成员如今名正言顺地成为德国议会中的议员。看来东欧人民反抗共产专制的努力是成功的,十多年过去,他们也逐步克服了开始时百废待举的困难,目前的社会和经济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

反观今日中国,十五年前的凶手和他们的太子党摇身一变成为大款,西装笔挺、信心十足地和外国元首等席而坐,共商全球金融、战略大事。中国的镇暴武器更新了,武警和法制人员到过外国接受过训练,可能在下次的“动乱”之中,他们会“临危不乱”,使用“橡皮子弹”和先进的防暴设备,在国际视听上,留下良好的口碑。“天安门母亲们”失去了亲人,却依然不断受到凶手的镇压和骚扰。海外的“民运”队伍形同解体,很多人又返回国门,开始经商。原先义愤填膺的留学生现在开始“爱国”了。整个历史图景好似倒装了,错位了。

就像历史上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向统治者挑战和抗议争权那样,六四事件的爆发也有远因和导火线。从1976年“四五”运动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哀悼”变成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争抗方式,用眼泪和哀伤作武器,悲愤化作力量,知识青年团结了工人、市民和社会各阶层,理性占了上风。他们发挥想象力,组成高自联、工自联、维宪会、对话团,广泛联结各种团体(教师代表、工运学校代表、记者代表、知识分子代表、作家代表,见《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王军涛“独立、民主、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页125),凝固力量。为维持秩序,还有自己的纠察队。在跟当局的谈判期间,学生们于戈巴契夫访华的前夕5月13日开始绝食。使用绝食手段是广场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震撼人心,将当局推向被动的地位。

八九民运进入高潮之后,有两件惊人的事情发生,其象征性意义将永远载入史册。其一,北京美院设计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树立起来,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清新纯洁的形象,被人民迎进了腐尸味弥漫的京城城隍庙,她后来虽然跟部分广场学生的命运一样,外形被摧毁了,但是女神所代表的人民渴望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将永远薪传下去。其二,三位湖南青年人用颜料污损了城楼上“伟大领袖”的肖像。泥菩萨打碎了,共产党营造的神的迷思被戳穿了。三位勇士今天还为此系于狱中,他们真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脊梁骨。

运动后期,刘晓波、侯德建等所谓“四君子”的参与绝食又将已经进入退潮期的广场情绪升温,悬在人们头上——恐惧军队镇压和屠杀的那把达摩剑终于落下来了。解放军的坦克将学生们树立在天安门前的民主女神像推倒了,坦克不仅碾碎了市民和学生的躯体,也夷平了中国人向来稀有的理想追求。这场以“价值取向”为最高目标,以和平方式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运动,就这样被专制政权活生生地腰斩了。

1989年秋季东德人民的抗议浪潮一波接一波,不久东德和匈牙利、奥地利的边界开放。东德人就用脚投票,奔赴边境,投奔邻国的西德使馆。11月9日那天,人们都意识到,何内克政权对于一日比一日壮大的抗议声浪感到被逼到剃刀边缘,因此调兵遣将,大事部署,开始磨刀霍霍,将采用“中国模式”——天安门的镇压方式,对人民下毒手。当时东柏林各大医院的血库都已经准备好了充分的血浆,做好了应付浴血的准备。事后的文件和消息透露,当时有些党内上层的人物已经知道内情,杀戒开与不开,只在一念。莱比锡交响乐团的指挥Kurt Masur(1927-)是孚有众望的社会人士(此人为世界级的指挥家,从1991年起担任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此存亡危机之刻,他毅然跟共党头子何内克通电话,向他晓以大义,警告他不可向人民动手,以免成为千古罪人。真是千钧一发,东柏林的人民1953年的流血恐怖经验没有重演,天安门的悲剧也成为“绝响”。连后来的独夫罗马尼亚的齐奥切斯库和波兰的军头雅鲁塞尔斯基(Jaruselski)也都不曾敢向抗议的人民开枪屠杀。

用这种血腥的残酷手段来屠杀自己的人民,只是为了维持本身的政权,这种野蛮的做法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当时东德政府果真下令开枪,可以想见,也许会零星地死几个人,但是让东德的士兵和军官开着坦克去碾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这是他们无论如何无法作到的。这是东方专制政府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色?总之,西方媒体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常常使用一个词:Chinese solution – 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意指政府不惜后果,用军队血腥镇压反抗的人民。直到今天,西方的媒体中,还依然经常提到六四大屠杀,不管文章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还是关于异议分子被捕的,或是关于爱滋村病人大量死亡的,字里行间时不时天安门的阴魂就会跳出来。

没有忘记,不但西方人没有忘记那场大屠杀,中国人也没有忘记。不管有多少武警和公安便衣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巡逻,还是有伸冤和上访的普通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爱滋村的苦主、法轮功的信徒、下岗工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们都要到北京,他们都要往天安门。

下一次北京人将哀悼谁?赵紫阳?朱镕基?还是温家宝?不对!北京人应该天天都往天安门,去哀悼每次倒在血泊中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去哀悼历次政治运动被迫害致死的同胞,去哀悼我们这个民族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所失去的理想和尊严,只有当我们把童真和良知寻找回来的时候,当我们真心忏悔并变得谦卑之后,中国才有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而不仅是“强大”的国家,人们也才有勇气面对下一次的历史性挑战。

《观察》6/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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