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长的乡亲们来说,在走马灯式的政治运动中,大跃进记忆可能是最难以忘怀的,这些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作的山东沂蒙山区农民,终其一生的劳作,只求一个温饱,但大跃进的愚昧和疯狂却使他们连自己的最低要求也难以满足,由于这个缘故,自孩提起,瓜棚豆架之下,便会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可怕生活的回忆。但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作为孩子的我,最多只能记得一些回忆的断片,对于五十年前家乡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其实是不甚了了的。时值大跃进五十周年,当我决定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乡亲,父亲却自告奋勇:“我先给你讲一下。”在自家人面前,每一个从大跃进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1958年到来的时候,父亲16岁。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始的,但在父亲记忆中,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饥饿却是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1958年的大跃进还没有开始,父亲便与奶奶一起外出讨饭了。
1953年的统购统销和1955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将越来越多的粮食从乡村抽走,加上1957年收成不好,春节刚过,父亲便开始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于是他上山掀蝎子卖钱,这是全家唯一的现金来源,卖掉蝎子后,父亲会带上村里发给的定量供应粮粮本,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粮所买些瓜干补贴家用,那个春季,父亲靠掀蝎子赚到的钱,为家中增添了差不多一百斤瓜干的口粮,但供应粮定量是有限的,当无法买到更多的粮食时,奶奶只好领上父亲和姑姑到几十里外的村庄里讨饭,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除了日本人打进来的年月,很少会发生讨饭的事,乡下人讲究面子,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是不会出门讨饭的。讨饭是件丢脸的事,所以要走得尽量离家远一点,不要被人认出来才行。于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往往相互交叉进行着这种丢脸的生计方式。
不过,大跃进运动的展开让父亲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外出讨饭了。政治动员之后村里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然后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开始,食堂遵循着按需要分配的原则,允许村民敞开肚子随便吃,就连过路人饿了也可以随便走进路边的村庄里吃饱饭再走,这使父亲即使遭受后来的严重饥饿,仍有些怀念那短暂的共产主义社会。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就是大炼钢铁。炼钢炉并不是每村都有能力建起来的,年仅16岁的父亲和一些同村劳力被集中起来,步行到30里外的里庄去炼钢铁(据说里庄出产矿石),住的是里庄农民的房子,吃的是里庄农民刚建起来的食堂。饭仍然是管饱的,于是,摆脱了饥饿威胁的父亲感到浑身是劲,下决心要为大跃进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对于炼钢铁这件事根本找不到头绪,别的不说,通往铁炉的轨道车(俗称轱辘马)上面就没有提供。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要父亲他们回到本村将自家的木床一锯两半,连接起来作为轨道,再把原本放衣服的空箱子抬去,装上四个轮子,作为运送矿石的工具。炭火自然是炼不出矿石的,便四处寻找铁器来重新回炉,很快,农民家里的铁锅、铁螯子便被一扫而空。
石头和金属融炼为一块块铁疙瘩,显然不是合格产品。等了几天,上级来了指示,把铁疙瘩送到八九十里外的垛庄去再加工,那里有一个“更高级”的炼钢炉。但这时候沿途各村的公共食堂已不再向过路人提供免费食物,父亲便担上三天的食物和一块块生铁蛋子,朝垛庄进发了。磨洋工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往返垛庄一次要用至少三天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垛庄,把生铁蛋子朝地上一丢,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鬼知道垛庄的炼钢炉最终有没有炼出钢来。
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是管饱的,16岁的父亲在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下屁颠屁颠地干得很高兴,而他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日复一日地在提高。就是这个时候,乡里办起了劳动大学,由于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青年,便被抽调到乡里的劳动大学“就读”。所谓的劳动大学,除了晚上被集中起来唱歌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父亲每天的任务就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吃得很差,这让他感到很有些吃不消,好在没过多久又被抽调参加了村里的青年突击营,到王家庄去伐树烧木炭,作为炼钢铁的燃料。王家庄是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山村,村子里长了上百年的大树很快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父亲所在的青年突击营见大树就杀,一直杀到王家庄再无可杀之树,才转战到水泉峪村,使水泉峪的大树成了第二批牺牲品。家乡的山上原是茂密的树林,自1958年的砍伐起,植被覆盖率连年下降,迄今再未恢复生机,自我记事起,山丘便是光秃秃一片。
1958年就这样过去了,对父亲来说,1958年是繁忙的一年,但也是不再挨饿的一年,尽管到了1958年底村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但青年突击队的伙食供应还是能够保障的,只是饭菜质量逐日下降罢了。
1959年一开春便开始修水库,村里的青壮劳力被抽调到几十里外的黄土山,将土地上的营生丢给妇女和老年人。所有我曾问过的家乡老人都告诉我1959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1959年和1960年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但由于少了青壮年劳力的耕作,加上共产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庄稼只能被马马虎虎地种上。与父亲同住一村的母亲当时只有10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一年总是吃不好,但饿肚子的时间还不是很多,因为越来越多的男人被抽调到外面修水库,村子里吃饭的人少了。公共食堂依然在办,但已不再允许过路人打秋风。至于村民家中的存粮,早就被以“挖老鼠洞”为名的搜粮队搜走,没有被搜走的,也不敢拿出来吃,由于担心受到批斗,即使在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些存在地下的粮食也只能继续埋在地下。
雨季开始的时候,父亲从黄土山回到家中,由于麦收刚刚过去,仍然没有遭遇严重的饥饿,但与在黄土山水库的生活待遇相比,伙食质量显然在下降。不过,一项更大的水库工程在雨季过后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在家门口修水库,而且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自我记事起,这座如今被称为云蒙湖的岸堤水库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夏季里,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乐趣所在,但也残忍地先后夺去了我家两条人命。1959年,为了修建这座水库,政府集中了方圆几个县大约7万人(号称10万人)拦河筑坝。由于是国家重点工程,在当时全国已经普遍存在饥饿的情况下,被抽调到水库工地的劳力们仍然可以有一口饱饭吃。这再一次减少了当地农民遭受死亡威胁的风险,不过,庄稼活更没人做了(一些妇女也被抽调到水库工地),到了秋季的收割季节,由于缺少劳力,有些生产队索性用牛拉犁的方式刨地瓜,而刚刚被刨出来的地瓜,则被就地掩埋地下,算是被储存了,这导致当时作为主食的地瓜大量变质腐烂,当严重的饥饿来临时,村民挖出掩埋在地里的庄稼,却发现已基本上没法食用。
修水库的工作是艰苦的,作为农民他们不怕苦,但在冬季施工的时候,几乎每个劳力都有过下水工作的可怕记忆。父亲回忆说,天上漂着鹅毛大雪,人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反而觉得很暖和,不想上来,挖完沙子后,一跃出水面,立时就会冻得骨头疼,赶紧钻进旁边的帆布棚,将光溜溜的身子扎进柴草里取暖——连把烘干身子的火都没有。“受的那个罪啊,没法说。老人们说,修水库给国家做出的贡献,比当年支前还多。”由于总是下水工作,民工们身上的皮肤裂开了鱼鳞口,一到晚上睡觉,就又疼又痒。
不管怎么说,受苦受罪和死亡相比,总还是仁慈的。家乡的许多老人都曾对我说,也许正是因为修水库所受的这份哭,使村里终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为了保障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总要让这些壮劳力活下去的。
但1959年底到1960年的可怕饥饿还是到来了。不参加修水库的老人和妇女从夏季就开始挖野菜、摘树叶,掺着粮食做饭,可是到了冬季,野菜和树叶都挖不到了,人饿得头昏眼花。十几里外的刘官庄(巨山)一带不时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父亲的姥姥就是刘官庄村的,姥姥来村里讨过饭,但尽量避免从女儿家中走过。后来父亲了解到,刘官庄发生的饿死人现象主要是在老年中当中,为了孩子们能够活下去,老人先是吃树皮,后来就吃观音土,肚子涨得老大,却没任何营养,饿死前连观音土都吃不上,抓起地上的黄土就吃,死的时候,手指仍然深深插在泥土中。
因为即将成为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这再次降低了饥饿给村民带来的死亡威胁。当时村里大约有500口人,按照上面的计划,要迁移到黑龙江省海伦县约200人,其他人搬到高处的山坡上居住。山东人恋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上级已经制定了搬迁的标准,家中没有老人的家庭首先被编入迁移队伍。当时,我的老奶奶(父亲的奶奶)已超过70岁,所以全家可以不必背井离乡。但母亲家中的老人身体还硬朗,却是要迁移的,于是母亲随家人去了东北。但不到一年,移民纷纷回返,母亲又随家人回到时代居住的村庄。假如没有这种对故土的眷恋,我的父亲母亲将不会在多年后结为夫妻,也就不会有我的出生了。
移民开始前村里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有一户人家做了豆腐准备带在路上吃,把豆腐渣用来请客,一位前来道别的临村的亲戚好并不容易见到吃的,猛往肚子里塞豆腐渣,吃完后一喝水,豆腐渣便在胃里膨胀,结果刚出村口就涨破肚子而死。
由于部分村民的离去,村里的粮食压力有所减小,但父亲仍然饿得要命,麦糠、野菜、树叶都已吃过,到了冬天,粮食越来越少,加上又有很多村民从黑龙江返回,饥饿的威胁更加严重。食堂已经停止,村里每五天一次向村民发放粮食,当时父亲已担任村里的统计员和粮食发放员,经常饿得直吐酸水,有一次饿昏在村部,但他告诉我,自始至终没有多拿过村里的一粒粮食。我对父亲的讲述表示怀疑,可他却说那么做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威力,即使在饥饿面前,仍然是有效的。
到了1961年,移民黑龙江的村民已多数回返,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在那个漫长的饥饿时期,农民只好依靠他们特别能吃苦的身体硬撑。由于水库蓄水,家园已经淹没在水里,所有的村里住在山坡上临时搭建起的草棚里,野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们不知道饥饿何时才会结束,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四处找点什么东西吃,争取活下来,便成了他们唯一的愿望。男人瘦得象猴,成年女人绝了月经,孩子发育不良,这一可怕的状况直到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开始后,才开始有了改善。
来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