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本不是就林长盛先生《浅谈中国民运的军队政策》（见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四版。以下简称《浅谈》）一文提出来，而是笔者正在思考的一组课题《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危机问题》中“军队干政危机”的一部分。《浅谈》一文对笔者深有启发，但笔者也有几点不同意见，望林先生和有关民运人士指正。
“六四屠杀”之后，不少民运人士认为，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中共的有一支敢于屠杀民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简称“解放军”）。罗马尼亚人民军在八九年“十二月革命”中的反戈一击和苏联红军在去年“八月政变”中的抗命，更使一些人确信，解放军的立场将是大陆民运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争取军队的工作应该成为民运的重要任务之一。《浅谈》认为，“中共与苏共军队在社会危机中的明显不同表现，值得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加以研究和思索”，笔者深以为然，而且以为也有必要讨论一下共产党国家军队的共性问题。
一、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差别及开枪问题
《浅谈》是从军队是否向人民开枪开始分析问题的，认为“只要军队拒绝向人民开枪，共产党专制统治必然垮台”；“苏联军队没有向人民开枪”，是苏军经过深刻改革和民主派争取军队的结果；解放军“遵从老人帮的命令，血腥镇压人民”，除了它本身的局限以外，“中国大陆民主派没有对军队展开积极而有效的争取工作，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单纯。第一，苏军在“八月政变”中也开过枪，并且打死了三个青年人；第二，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苏联红军经历过比解放军更深刻的改革；第三，苏共党外民主派并不一定比中国大陆民主派更重视对军队的争取工作。
对于发生在北京和莫斯科的事件，有亲身体验的民阵主席万润南先生曾做过对比（见去年十月十四日第四版）：“北京从五月十九日发布戒严令到六月三日深夜开枪，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而苏联政变只经历了六十个小时，军队开枪后又退出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力量也曾有过阻止军队开枪的机会，甚至比苏联人有过更多的机会。”据万先生说，北京市民动员参加反对戒严的规模之大、热情之高及卷入之深，都超过莫斯科市民不知多少倍。问题的关键在何处呢？在于军队的素质？在于民运的军队政策？还是在于民运自身的性质？这都需要通过事实来辨别。因此有必要至少简单地回顾和分析一下有关的历史事件。
先看苏联“八月政变”，那实际是一场军事政变。虽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否政变中的首恶，但他和一些苏军将领无疑是参入了政变阴谋策划的。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苏联海军的黑海舰队就对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的海滨别墅实行了海上封锁；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清晨，莫斯科周围的驻军在“紧急状态”发布的同时已迅速地占据了莫斯科市内的各要点。苏军总参谋长莫伊瑟耶夫大将在政变发生时也在克里米亚度假，他起草了调兵进城的命令，虽然后来又奉戈尔巴乔夫之命起草了撤兵回营的命令。关键在于，政变当局由于未经任何正式程序就剥夺了当时的国家（和军队）最高首脑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因此，当人们从最初的震惊中镇定下来后，很快就明白那是一场政变，问题只是要不要支持它。星期一上午，当叶尔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也称“白宫”）与反对政变的政界领袖们会合时，民主派方面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争取军队的政策来”。前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说，他们提出了一个策略：叶尔钦宣布他本人将全权指挥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所有军队和KGB机构。叶尔钦开始有些犹疑，他担心那样的命令会分裂军队，导致一场血腥的内战。但是，巴卡京等人使他相信，如果没有一个能行使宪法权威的人愿意发布与政变当局相对立的命令，军队就可能毫不迟疑地侵犯白宫并逮捕他们全体，使政变完全成功。叶尔钦于中午十二时半登上一辆停在“白宫”外的装甲车顶部（当时已有九辆坦克和装甲车投诚），宣布了他行使指挥权的紧急法令。他谴责政变是非法的、违宪的，号召举行总罢工来推翻它，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权。事后看来，叶尔钦的举动是事变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叶尔钦等民主派并没有去争取军队将领、向军队行使实际指挥权，但他的号令对于正在犹豫不决的苏军将领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说，高级军官们于星期二夜间曾秘密开会，决定既不炮击“白宫”也不向市民开枪。此外，政变当局也企图以合法形式行使权力，没有下决心不惜一切地诉诸流血手段，甚至不愿意维持不战不和的相持局面。星期三下午，在还没有受到任何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政变发动者就主动退却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巴克拉诺夫飞往克里米亚去向戈尔巴乔夫忏悔，普戈则自杀。戈尔巴乔夫恢复了对国家和军队的统帅地位，一场政变闹剧到此结束。
大陆“八九民运”是一次低层次的街头民众抗争运动，要求的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和体制内深化改革，根本没有涉及到国家政权问题。调军队进北京执行戒严，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的，反对戒严的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由于得不到多数支持而辞职。“北京戒严”由国务院公布，或许有程序上的缺陷，却并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至少不是军事政变。何况，中央军委主席（三军统帅）邓小平和国家主席兼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都是主张戒严的始作俑者。现在并不清楚，解放军高级将领是否参入过戒严预谋。但是，从北京当局调动外地部队进京和戒严部队没有在宣布戒严的同时占据市内要点这两方面来看，解放军至少在卷入预谋方面远不如苏军那么深，而且驻京部队一定有所抵制。为了防止军队动武以至向人民开枪，民运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争取军队支持或中立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包括向军队元老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呼吁，向戒严部队进行宣传等。解放军内反对镇压的说法一时流传很多，例如“七上将上书”和“38军军长”抗命等。虽然这些传说至今无法证实，但是戒严部队最初没有积极执行“戒严令”，不准备强行进城，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军队和北京市民的和平相持，给了民主力量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在世界“戒严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军队会这么有耐心，或这么没有效率。可惜的是，当时在大陆并没有象东欧国家那样有打算要取代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叶尔钦那样能与专制权威对抗的民意领袖，甚至也不存在戈尔巴乔夫那样被非法篡权的原党政军的合法首脑。民运力量又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主动退却。因此，军队的消极抗命和拖延时间，对于民运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承担了相当风险的戒严部队，却不可能陪着学生无限期地静坐或绝食。于是，在北京当局的“使用任何手段”限期攻占天安门广场的严令下，戒严部队才开始强行进城，它是军队当时的唯一出路。有装甲部队开路的三十万野战军，本来并无开枪杀人的必要。“六四”屠杀的发生，当然与解放军的素质低有关，但却不是它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苏联红军在镇压人民方面，比解放军毫不逊色。就在政变前不到一年之内，苏军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先后数次开枪镇压，至少杀死一百多民众。戈尔巴乔夫为此还遭到过国内外的严厉批评。相反的是，假如有关领导人（更不必说邓小平）下令禁止开枪，很多解放军战士甚至面临自己被打死的危险，也是不会开火的。文革中，执行军事管制的解放军部队，就曾因为有此节制，而经常出现伤亡。
通过对两个事件的分析和比较不难发现，解放军与苏军的不同表现，既不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忠于党的领导，也不在于前者比后者的更“革命化”更嗜血，更不在于民主力量是否争取过军队，而在于中国大陆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成熟的反对力量，没有叶尔钦那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
由此可见，中、苏两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它们的不同表现，主要并不在两个军队及军人自身的素质，而在于有权指挥或有能力影响军队的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二、关于军队向人民开枪的动因
《浅谈》认为，军队在“八九民运”中向人民开枪的基本原因，在于解放军的国家化和职业化程度不够高──仍然是受中共严密控制的“党军”。然而，军队是否国家化和职业化的问题，与军队是否会向人民开枪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前者是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问题，后者是军队的道德素质问题。
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是高度国家化和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却不是高度道德化的军队。严格地说，国家化和职业化就意味着非道德化（但不是非政治化）。西方军队在执行屠杀平民（包括本国人民）的命令方面，常常比共产党的军队更少迟疑，且效率更高。对于西方军队而言，不但象罗马尼亚军队那样的反戈一击是难以设想的，而且象解放军那样拖延两个星期也是没有可能的。原因就在于：第一，军队的高度国家化，使它对国家的效忠主要得通过对国家政治领袖的服从来实现；第二，军队的高度职业化，使它成为高效的战争机器，已不必具备价值判断的自主功能。只要作为其指挥系统上级的政治领袖下令开枪，西方军队拒绝服从的可能性是很小。在西方世界，很难找到军队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先例，而相反的例子却不胜枚举。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陆军的行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国军队国家化和职业化，当时可算是程度最高的。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军队就多次根据民主政府（包括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命令枪杀过人民。何况，希特勒同样也是“通过合法程序选举产生的最高法律权威”。美国是个高度民主的国家，是否有能力防止出现希特勒一类的人物，很难说。但，美国军队会服从命令向人民开枪，却是无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和军方是战后世界上多数极右军人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所产生的独裁政权的公开支持者，几十年来不知颠覆了多少个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政府（大部分只是由民族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组成）。就是在三、四年以前，美军还直接出兵侵略格林纳达，推翻了该国的民选左派政府，其理由是“为了美国的安全”。高度国家化和职业化的美军在战后屠杀的和平居民，恐怕不止数十万。尽管美军屠杀的对象多是外国人民，但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美军会拒绝向本国人民开枪，如果政府下令的话。何况，美国政府在越战期间也曾多次动用过地方部队（州国民卫队），镇压和平反战的民众，也枪杀过该国学生。
在“伊朗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中，职业化程度低得多并且接近私人化的两国军队，反而倒拒绝向人民开枪。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原因来解释，那就是，伊朗和菲律宾分别是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国家，两国的军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化（即道德化）。当军人们发现有那么多本教的神职人员也与示威民众站在一起时，他们就丧失了开枪的勇气。
共产党国家的军队自称为“人民军队”，真假如何可以讨论，但其道德化的传统多少是有事实根据的。否则，罗马尼亚的例子就更难以理解了。平心而论，以往解放军的军纪比上述许多国家的军队要好的多，残民的比例要小的多，军民关系一向不恶。解放军高级军官的仇民心理，有相当部分是在文革动乱中形成的，当时的乱民（甚至暴民）政治，是任何国家的军人都难以容忍的。而大陆的对越战争，对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价值判断，又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据一些参战军人揭露，侵越部队的军纪一般都特别坏。由于越方抵抗力量军民难分，所以有些侵越部队干脆见人就杀，许多大量屠杀越南平民的军人都因此立功授奖，有些还作为英雄人物全军全国到处宣讲。这些杀人杀红了眼的军人，杀起中国人来当然也不会手软。而参加北京屠杀的部队，有些正是从中越边境上换下来的。尽管是这样，解放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反对戒严以至抗命的人数仍然不少。军民能够相持两星期之久，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这点道德化的基础。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我愿意服从党的领导，但是我不愿意杀老百姓”是绝大多数解放军官兵的共识，与军人的一般政治倾向、对军队中立化的认识、职业化的程度很难说有什么因果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军队的屠杀才主要放在黑夜里进行，对天安门广场的总攻才需要事先关闭照明。一方面，北京当局必须在防止戒严部队看清真相的前提下，才能命令军队动武；另一方面，被迫执行命令的绝大部分戒严部队必须在坚持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才有勇气开枪。这也就是说，解放军在“八九民运”中向人民开枪，主要原因是由于受蒙蔽和受强迫，以及一定程度的道德沦丧，既不是由于自觉地或无条件地“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更难归结于不够高度国家化或职业化。
三、关于民运对军队的政策和策略
《浅谈》中所提出并论证的“军队政策”──军队“归属国家化”、“职能专业化”、“政治中立化”、“发展职业化”，基本上只能作为执政党或民主政府改造旧军队的纲领。从理论上讲，《浅谈》关于“政治中立化”对于广大解放军官兵有很大吸引力的分析，不无道理，但要求民运即民主反对派为此努力却很不现实。
民主运动是有阶段性的。大陆民运目前首先是要争取合法斗争的权利，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已经为目前宪法已包容的基本人权，通过公民抗争的手段争取成为合法的反对派。在此阶段，即便只是宣传“军队政治中立化”的主张都是自杀策略。不要说在一个专制国家，即便在民主国家，由一个非法组织来鼓吹军队中立，也只会产生反效果。
合法的民主反对派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向北京当局争取公平的普选并要求修宪，第二是向民众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争取多数以求建立民主政体。在这个阶段，有关军队政策也只宜停留在舆论上，任何所谓“争取军队在政治上中立”的实际努力，都难避开策动兵变的嫌疑，是极不明智的冒险策略。
从现实层面上说，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解放军根本就不可能有“政治中立化”的选择。当专制政府下令镇压时，所谓“中立”就是抗命，就可能被视作“叛军”，受到军法制裁。因此，对于军人而言，“政治中立化”政策是要他们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政策，并不那么有吸引力。此外，军队承担政治风险的过程，就是军队的政治化过程，同时也就为以后的军人干政埋下了伏笔。
从操作层面上说，争取使中共党政权威不动用军队或不下令开枪，比争取解放军的所有将领都“政治中立化”，要现实得多。否则，只要北京当局下令，那么大个军队，总有一些将领和部队单位出于各种原因不愿保持中立，也不惜屠杀人民。众所周知，多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民主反对派人士，都争取到使共产党当权者愿意和平竞争而不动用军队。但没有证据证明，哪个国家的民运组织有过“一套争取军队的政策”，或者做过《浅谈》所建议的那种争取“军队政治中立化”的实际工作。这些国家的军队结果一个也没有坚持捍卫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没有在民主化进程中为共产党效忠到底，更没有一个去为共产党殉葬。《浅谈》中对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比较，都不是使前者成为例外的理由。就《浅谈》中列举的三个“重大原因”而言：党对军队控制的严密程度，军队正规化和职业化的程度，共产党内体制改革的彻底程度，即便当时中国大陆不如苏联，却很难说不如罗马尼亚，更不能说不如阿尔巴尼亚。
因此，民运对军队的政策应该限于人道主义方面：坚持宣传“人民不与士兵为敌”的观点，阐扬“伤害平民为军人耻辱”的道德，号召军队遵守有关“不向非武装人员开枪”的国际公约，呼吁国家建全检察和审理军人残害非武装人员案件的法律。使军人在执行开枪的命令之前作是否拒绝杀人的价值判断，比争取他们在受命镇压时作是否保持中立的政治判断要单纯得多，军人所冒军法制裁的风险也小的多。军队可以不违令执行戒严，但不可以受命向人民开枪，这才是绝大多数军人可能接受的道理。如前所述，军队道德化的程度越高，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可能性才越大。但军人道德是个文化传统问题，一般也不是民运组织的政策所能左右得了的。民运组织的政策只是要激发军人残存的“人民军队”价值观。中共关于军民关系的宣传，也并非一无可取。“八九民运”中，军民之所以能够相持两星期之久，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人民成功地利用了中共传统的宣传。
民主运动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首先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抗拒偏执、仇恨、冒险和取消主义势力的侵蚀，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逐步发展成为一股成熟的政治力量。大陆民主力量成熟之日，就是中共一党专制崩溃之时，解放军将不可能阻挡这样的历史潮流，正象现在其它国家的“党军”全部都没有可能力挽狂澜一样。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于西班牙）
[载1992年4月13日《中央日报》国际版，有删节]
《张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