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再次成为关注国事者的一个焦点话题。一位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毛泽东有句名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
著名的农民学家、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意思是说，在当今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造成的，只有解决好中国的体制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北京之春》杂志过去曾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这一期，我们以“中国‘三农’问题”为封面标题，又登出一组文章。其中，大陆学者于建嵘的长篇发言“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极具份量，特向读者推荐。
于建嵘坦言，他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包括李昌平）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因为这些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这些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于建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不需要救世主”，“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讲话”。
好一个“要让农民自己讲话”！一语破的。
道理是极其浅明的。在中国，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但又是最弱的群体。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而导致一盘散沙状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同样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们的相对集中，离权力中心较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压力，政府则比较担心他们“闹事”，在损害他们利益时不能不有所忌惮。另外，专制统治集团毕竟不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系自己的统治，它必须笼络一批人，必须给一部份人以小恩小惠。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牺牲农村，收买城市的政策，就因为他们吃准了农民格外缺少发出声音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尽管说今天的中国，各地的农民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活动无日无之，但由于其分散，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政府比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说到现在，中共终于也不得不注意三农问题，那么，正象于建嵘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农民的抗争太普遍太频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视，不敢不再重视。
一直有人说，言论自由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好”，农民只要求吃饱穿暖，对言论自由没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除非农民获得发言的权利，否则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就得不到起码的维护与保障。
据说，中共新班子已经对三农问题表示关切，并着手调整相关政策。这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调整政策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仅仅是部份地满足农民的具体利益而不是让农民获得基本权利，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历史的误区。
也许有人会问，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中国的问题这么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如何解决问题”无疑比“解决问题”更基本。人类社会永远会有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问题”。◆
2003年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