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坚为《2000中国新诗年鉴》写的这篇序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虽然篇幅不长，但“看点”不少。
前面提到过的，老于坚说过的“民间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能对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都阳奉阴违”、“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这些话很耐人寻味。前面也说过，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说开，于坚在前10几年近20年间一直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频频亮相，而在互联网时代却又强调“民间”（注意，没有“立场”二字）。这种“民间”，当然是牵强附会、自欺欺人的。他认为，地下与官方的区别，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认识到这一点却又在官方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各种公开刊物频频发表作品，却又要“阳奉阴违”，那么他所表述的“民间”究竟意义何在呢？
读了《思想格式化》网站上一位作者马克义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文人的“招安情结”》──后，我又恍然大悟了：原来老于坚万事俱备，只待“招安”了！
马克义这篇文章说，在古代中国，官场腐败，有很多文人怀才不遇，没有进身之道，就只能“造反”。造反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替天行道”。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某种“本钱”，有了这种本钱，就可以要挟朝廷“招安”。宋江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招安”。
对照之下，发现马克义这番话简直就象是一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的读后感。
比如老于坚哀怨地说，“5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集体加入‘未来主义’的大合唱，放弃了民间。强大的官方文学从此得以确立，这个官方文学体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著名的诗人、作家无不是官方的”。“诗歌论争是民间诗坛的活力所在，害怕被诗歌争论换掉的，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创造过的那些家伙，赝品、滥竽充数者；或者曾经红极一时，但早已经丧失了创造力，却还要靠着蹲位在诗坛混到死的家伙”。
我倒很想知道这些混到死的家伙究竟姓甚名谁。但于坚就是不说。我也很想知道，他捡起了被50年代知识份子集体加入大合唱后放弃了的“民间”，又能有何作为呢？原来竟也是“阳奉阴违”而已，“不反抗姿态”而已。这种“公公”式的“民间”、宋江式的“民间”，要它又有何用？或真如马克义所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某种“本钱”，就可以来要挟诗歌朝廷“招安”。
老于坚在体制内发表了那么多作品，成了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按说完全可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料十几年来，他怀才不遇，竟没有老诗人为他让出一个“蹲位”，失望之下，又一脚踏上了“民间”这条船──却并不打算“替天行道”。正如他在文章中说李白“他不是歌功颂德的佞臣，他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反抗者，他只是掌握了语言巫术的智者。他不是战士、匕首、号角，也不是敌人、叛徒。中国诗人既要承担诗歌制度造成的‘地下’命运，又要重建和实现所谓‘纯诗’的理想。”不难看出老于坚，脚踩两只船的功夫何等了得？按他这样一说，诗人简直成了鲁迅＋周作人式的完美圣人了。
老于坚脚下踩稳之后，便将矛头对准了知识份子，对准了知识：“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尤其当知识份子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言论和他那脚踩两只船的立场，不能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极权专政的统治者的直接授意下，红卫兵和全国各阶层人民一道，将知识份子两面夹击，打为臭老九，踩上一脚，还永不得翻身。如今，老于坚两头捞到好处后，果然如马克义所说宋江之流“招兵买马，壮大势力”，往知识份子身上猛扣屎盆子，要找理由吗？那还不容易，伊沙、有顺、浩波、朵渔把菜都备齐了。
曾听到过一种说法，之所以说当前前卫诗歌异常繁荣、前卫艺术空前繁荣，是因为这很合乎政府的胃口。你想啊，诗人们都“一把好乳”（沈浩波）去了，都“人工流产”（朱剑）去了，都“温柔地死在本城”（陆忆敏）了，谁还去捣乱搞什么民主、自由哇了；前卫艺术家都到长城上裸奔去了（何成瑶），都去装置“苏小小”（杨福东）去了，都去表演“爱情寻宝图”（舒阳和玛雅）去了，挣钱还来不及呢，谁还有心思去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呢？
老于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70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80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90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这个老奸巨滑的诗人，不打自招，形势倒跟得蛮紧呢，果然是个投机份子呢，筹码就是“秘密”这两个字。
是民族主义者又能怎样？诗人难道连声明和维护自己信仰的勇气都没有了吗？至于今后他又会是秘密的什么主义，完全依形势来定，诗人老于坚暂时无可奉告喽。
谁也没有强迫于坚去做什么，或不要去做什么。如果你抢不到“诗歌堡垒”里老诗人们的蹲位，臭不倒人家还要阳奉阴违不说，就不要再跑到“民间”来放出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的烟雾弹来，故作“先锋”姿态了。美女们都脱光了，都用身体写了一本又一本“非民间”小说赚大钱了，你那点小秘密呀，趁早收起来吧。一旦秦巴子由“软”到“硬”，用他的上半身硬顶一下，恐怕你的下半身想被“招安”也没人要了。
《师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