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我在重庆市第一中学读高一下,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大转折年。之前,他们老说我“只专不红”,真的太抬举我,“不红”是事实,“只专”完全名不副其实。

我的“只专不红”几乎与反右运动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专”越深入。所以,学校放映什么反右纪录片,林希翎穿着褪了色的军装,在台上慷慨陈词,章伯钧给愤怒的群众吐了口水,狼狈躲进屋里,语文课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强调学生要认真阅读,我根本没有其他同学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要不是后来听说我读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这场扼住知识分子咽喉、打断知识分子脊梁的反右运动,真的是掠我而过了。

令我震惊的是,当右派的全是我们最敬爱的最优秀的老师。

二十一中是新办的初级中学,老师从四面八方调来,调来了不少全市最优秀的教师。

老师好是学生的幸运,但这一次,对老师而言,恰恰是大难临头。因为,二十一中是重庆教育系统反右的重灾区。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校长王增庆。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说话很斯文,冬天经常穿一件黑呢长大衣,脸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学说他参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党员干部,他教我们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长得漂亮穿得阔气,在二十九中教俄语。那时我觉得这对夫妻好象有问题,出身“资产阶级”。

和王校长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还有几何老师易冠九,历史老师张理,地理老师吴启承,音乐老师阮永昭。我只知道教过我的老师,其他班也有老师成了右派,详情我不清楚。

个子高大的历史老师张理,上课时声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开小差,下课后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极其流利规范的板书,很不舍得擦掉。五七年初,我们结伴回校,张老师看着长高了的我们说,唷,我怎么长矮啦?打成右派后不久,张理给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里面,具体原因不详。我后来也是进的这个看守所。

音乐老师阮永昭,一位积极上进的共青团员,她五二年被提名选拔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因为几粒有点发灰的假门牙影响面容而落选——想不到无产阶级也吹毛求疵讲漂亮。五七年她当了右派,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离婚,带走了两个只有两、三岁的女儿。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师在街上一个大碰头,她还不是我想象中那么老。或许,她年龄不见得比我大多少。我从不谙世事的初中生,变成坐过十年牢还在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这突然的会见,两人都有点茫然,不知话从何处讲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没多聊几句。阮老师问,齐家贞,你还唱歌吗?我答,很少了。我曾经是阮老师最喜爱的学生,每学期音乐考试,她都给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独唱或是歌舞剧,她总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励。

吴启承教我们地理,没几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他当过一期我们班主任。年轻潇洒,仪表堂堂,有点刚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给陈为君老师,什么父母政治面貌、解放前后受过何种惩处等等。吴启承也凑过脸来看表。他说,哈,你的爸爸是齐尊周?我们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学)的同学,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装)起这么积极。我当时对他这句侮辱我父亲的话,心里很不满。他嘴巴有点打人,当右派大约由此而来。

我最想说的是易冠九老师。

我们初中二班进二十一中第一学期,就创造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几何考试全班五十四个学生,没有一个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学校把宓广斌老师换下来,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来教我们时已经超过六十岁,那是五四年初,张理是他的女婿,孙儿孙女都有了。易老师一口湖北腔,宽皮大脸,剃光头,穿中式长袍、布鞋,讲课时元气十足。相信他演过京剧,课堂上经常有京剧舞台动作,舞袖闪腿等,他挥舞直尺像在挥马鞭。

从易冠九第一堂课开始,我们这个班所有的调皮蛋,包括本人在内,全部收疯。不光是因为他凶——他是有点很特别的威风,而是他精彩的讲课和难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师似乎不费力就把一个如此糟糕,对几何完全丧失兴趣的差班提了起来。

我矮小,坐第一排,经常得非常专心地看着他,不然,他的“马鞭”就可能从头顶上挥舞过去,吓我一大跳。我还不得不一改回家从不复习功课的懒病,起码是几何,第二节课我才不至于开黄腔。我已经因为开黄腔被易老师取了一个外号,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师问,三角形全等定理,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我长声么么吼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没——有——!没有?你站起来!是不是没有?我看到他的脸很严肃,想起讲过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点点)”。从此,易老师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毕业离校,他未必记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师匠心独运,他把极其枯燥的几何,魔术般地变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几何定理,证题步骤等教学内容放进歌谣、顺口溜里,使我们容易记。比如,他讲用等量代换(甲等于乙,乙等于丙,甲就等于丙)定理证题时,他唱,“这一代,真可爱,把要证的事儿代出来”……上课时有人放屁,大家会乘机放肆地笑,易老师就唱,“笑人屁,莫志气!”笑声马上就忍住了。搞惯了易老师的唱,有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自觉地唱出了几何定理。

从此,我们盼着上几何课,大家屏气凝神一节课,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出戏,戏没看够,课已经上完,老师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已经刻进脑子里。二班的几何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连那个发育过份、有人说外面有男朋友的张姓女生,也得过一次六十一分。我后来对数学一直兴趣浓厚成绩很好,就从那时开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气,正直的人讲真话,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了右派。听说,他给开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农村。记得他的太太在家没上班,生活靠易老师。一介书生,年纪离七十不远,到农村种地能拿几个工分?接着是“自然灾害”,种田的人没粮食吃。我猜想,易老师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闯过这场席卷全国的饥饿,他们可能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泪。

我们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毕业生,是该校最优秀的学生,是二十一中的骄傲,以后的学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运动把学校最优秀的教师驱尽赶绝,知识的圣地变成扼杀知识的场所。

下面我引用2000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书《自由神的眼泪》第七章上的几行字:

“廿一中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那里我得到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导。唯一讨厌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从哪里调来的校党支部书记,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的业务水平和举止。这位姓张的书记教政治,口齿迟钝,心神不定,翻来复去讲不清,抠了鼻子,鼻屎擦在讲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灾区,包括校长王增庆到一大批最优秀的老师中箭落马,与这位不学无术权大无比的书记有直接关系。”

这个宽腮帮戴眼镜的张书记,名字我当时就没兴趣记,永远不知道,来了不久就替代王增庆教我们政治,王校长倒台后,张书记反右有功官运亨通,当了校长。好事成双,他春风得意,还娶了我们少先队总辅导员当老婆,她来我校时才十八、九岁,中专毕业,小张书记近二十岁。我们听说后,都有一种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的感觉。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从家庭和学校而来。对于十二、三岁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的优劣实在太重要,他常常决定孩子的提升或沉沦,这方面我的体会非常深。在我书里的第七章,我还写了:

“廿一中座落在石灰市菜市场里,教室外嘈杂喧嚣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吵架打架声令我难以抗拒,同时,老师们勾魂摄魄的精彩的讲课又令我神驰心往。我的心经常在两者之间徘徊,跑来跑去……老师们杰出的讲课把我往学校里拽,我想做个好学生;外面世界强烈的诱惑,令我脑子里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读书。各种力量拉扯的结果,合力为零。我原地不动,既未变好,也没有沉伦。”

没有沉伦,就意味着我不会永远在吃肆店门口守嘴,站就站个坑,坐就坐个凼,我不会永远把时间花费在看猴戏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条街的有的女孩,早恋、早孕、早婚……

没有以易冠九为首的那一批重庆市最顶尖的老师们,吸引我在教室里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进重庆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我就不可能完成“从猴子变成人”的进化。

哪怕我后来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我没有沉沦。

我絮絮叨叨讲老师对孩子有多重要,讲孩子离不开好老师,是为了说明老师们的恩德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老师们的辛苦应该获得全社会永远的感激。

但是,反右的恶行在中国大地发生,在毛泽东的操纵下,张书记这样的人像苍蝇一样会繁殖,全国到处都是,越优秀的老师越受他们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个缩影,易冠九只是个典型,五十万、一百万右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由五七年始,中国孩子的悲剧也由五七年始。

我们要控诉反右运动的罪行,就要从一个人一个人的遭遇开始;我们要求政府对右派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就应该把一个人一个人过去的付出,和以后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杀的奉献,彰显出来,公诸于众。

《齐家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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