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资深记者程翔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被捕,中共指控他为境外作“间谍”。香港和海外媒体发起拯救程翔的运动。

五月底突传原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四月在大陆被捕,中共指控他为境外作间谍,收了大笔金钱报酬。闻者莫不惊讶。程翔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相知遍天下。而认识他的人都知他是好人:忠厚、诚实、性淡泊、有理想,不可能为金钱给人做情报。

我在香港入新闻这一行也有二十余年,亦认识程翔。首次见到他是六四前夕在北京采访八九民运的时候。当时我在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工作,是这家报有史以来第一个派到大陆采访的记者。当时名义上是去做中华民国财政部长郭婉蓉参加北京亚银年会的新闻,实际上要我去采访正如火如荼的北京学运。因为那时两岸关系刚解冻,“共匪”刚改称“中共”,报馆仍有顾虑。看到中央社记者都去了,胆子才大起来。

文汇报驻京办成香港记者大本营

当时赴京采访的香港记者大多住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这个饭店租有套间办公,因此经常见到该报驻京办主任刘锐绍,及时已任副总编辑的程翔。

北京宣布戒严后,形势突然变得很紧张,全体香港记者连夜在文汇报办事处开会,商讨在戒严令下如何做新闻及如何自我保护等。那时刘锐绍他们的办公室成为赴京采访记者的大本营,大家进进出出,打探消息,用文汇报的传真机发稿。(戒严后北京饭店停止向记者提供传真服务)。后来回香港才知,香港时报同事,收到我的传真稿时,第一次见到文汇报几个字时竟吓了一跳。那时香港右派与左派形同敌国,与共党有交往的就是通敌,是非常敏感的事。那时长途电话费贵得惊人,每分钟要十几元,传了稿我们都会付费。记得我要刘锐绍开个收据,刘一提笔也觉得不寻常,抬头望了我一眼,问道:“是文汇报开给香港时报?”我笑说,“不晓得回去报不报到账!”

程翔与包遵信的深夜长谈

记得有一天深夜支持学生最力的著名学者包遵信来北京饭店找程翔,谈了很久,只有我和另一位女记者在场。包遵信很激动,大骂政府流氓,并批评了一些知识份子。程翔说话不多,主要是听,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似乎已感觉形势不妙。不过谁也想不到最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会以长安街喋血的悲剧收场。

六月回到香港,文汇报发生大地震,在中共的压力下,报纸转向,程翔夫妇和一批香港本地员工激于义愤,宣告脱离文汇报,只有刘锐绍未走,但他穿着纪念六四的T恤天天去上班,最后亦被开除。后来两人办了独立刊物《当代》,僱了一些流亡到港的民运人士,包括茉莉都在《当代》工作过。

六四后找程翔作专访

我曾找程翔饮咖啡,作了一次专访,要他谈六四和自己后来的选择。他谈得很平淡,没有高调,大约说主要是希望国家好,无法接受文汇报转向与屠杀学生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留在文汇报过不了良心这一关。也谈办《当代》不是要与北京搞对抗,仅希望发表一些理性独立的声音。程翔也谈到离开文汇报面临的生存压力,办杂志的艰难,以及对一些左派朋友的失望。神态中有那么一点无奈和失落。

我一九八○年从大陆移民香港,八一年进香港时报,那时国民党势力很大,亲中共的左派处于社会边缘。常听报馆同事说,左派学校,比如香江中学、培侨中学毕业的左仔,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也不能当公务员,只能去左派机构打工。而文汇报这些左派机构的工资很低,员工生活比较清苦。那时香港的大学只有两所——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其中港大学生更是天之骄子,毕业出来仕途商途条件通顺,程翔当年的港大同学现都是香港商界政界得意人物,所以像程翔这样的港大毕业生,舍前途无量的主流社会而去左派文汇报当记者,确实是为了某种理念作出的牺牲。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成定局后,这种政治气候才开始改变,左仔越来越吃香,以前亲英不左的人也纷纷突然“爱国”左起来。已当上文汇报副总编辑的老左仔程翔如果昧着良心坚持左到九七回归,今天恐怕也是耀眼的特区新贵之一。但为了一个理念,程翔和刘锐绍等却甘心“斯人独憔悴”。这样的人品,有谁相信会为金钱当间谍?

程翔被捕是北京当局以宗凤鸣关于赵紫阳的第二部书稿为饵,将他骗到广州被捕。

维园悼赵紫阳见程翔夫妇

宗凤鸣第一部载有赵紫阳软禁中谈话的回忆录《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的简体字版,二○○四年五月由一位私人书商在深圳出版,但此版本并未在香港发售过,仅程翔在他任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作过报导。在国内有幸读到此——书的杭州作家傅国涌一篇读后感发表在《开放》今年元月号上,大概是海外的首次评论。我接到这篇稿子,打电话找程翔,说他到美国采访总统大选去了。再见到程翔已是一月二十一日香港维园悼念赵紫阳逝世的烛光晚会上,在黑夜中散去的人潮中见到程翔、刘敏仪夫妇,打了个招呼,然后谈到宗凤鸣的书。程翔说,我有一本,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说,找了,你不在香港。

想不到后来中共即以宗凤鸣书稿作饵,看来是准了程翔的六四情结。

体制内改革者的悲剧

爱夫情切的刘敏仪向胡锦涛发公开信,透露程翔曾就香港、台湾问题向中共建言,协助中共了解港台问题。有媒体质疑新闻记者程翔是否采过了线?也有人说他爱国爱过了头。

对程翔此举我倒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抱着与人为善想法的体制内改革者很多,包括这次与程翔同案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他们都有一个单纯的目的:为国家好。体制内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行得通,应是中国宪政改革的最佳选择。但程翔这类忠良之辈的悲剧在于:六四之后的中共已完全堕落为腐败的利益集团,其专制本质已不可救药,在这个没落的体制中,忠言逆耳,理想主义者都不免落得忠良冤死的悲剧下场。大焉者赵紫阳,小焉者即程翔也。程翔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知识份子,做人有情操、有原则,涉足险恶的中共政治就不免太天真。

记得我在大陆读中学时,要我们向组织交心,讲真话。我讲了,结果成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受到惩罚。一位坐过中共大牢的名作家曾在公开演讲中这样告诫听众:我们的政府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告诉你们,有一天你们犯了事,千万记住:坦白是要从严的,抗拒还可有生路一条。可叹与中共打交道几十年的程翔夫妇竟不知中国这残酷的道理,以为忠诚坦白,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交出电脑,发出公开信,以此来剖白自己的清白和忠贞爱国之心,但他们或想不到交心正好为中共罗织罪名牵连无辜作证据。

由于中国无法治可言,拯救程翔只有海外对中共施以强大的舆论压力,低调是没有用的。即或有内部的斡旋运作,也要有外部压力以配合。希望程翔早日获得自由。

《蔡咏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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