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从加州去北京探亲访友。

约好那天下午二点去蒋彦永医生家。不巧半路上大雨倾盆。出租车开到解放军离退休干部宿舍,我们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

风雨中,只见蒋医生撑着伞站在岗亭旁,焦急地张望。

“蒋医生!”我喊道。我坐在后排右座,赶紧摇下车窗。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爸爸从我左边伸出右手与蒋医生紧紧相握。

“没关系,巫老师,我直担心你们路上出事。”他如释重负。

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从岗亭里探出头来。“身份证,”他命令似地对我说。

“没身份证,护照可以吗?”我问。

“进来登记,”依然是冷冰冰的腔调。

我开门下车,蒋医生露出无奈的笑,用伞给我遮雨。

在客厅坐定后,蒋医生解释说,自从他那封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信公开后,门卫对他的访客都倍加刁难。

华阿姨热情地拿出糖果糕点招待我们。

他们的女儿蒋瑞正好也从加州来。老人家们聊开了,我俩到凉台上闲谈。

“小瑞,你看,”我指着凉台角上一大盆萎缩的花说。或许是上山下乡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特别喜欢植花种草。

“多可惜啊,”我边说边蹲下去仔细查看每株花。所有的花都很明显地长期没被浇过水或施过肥了。

“这些君子兰开起来可美呢,笔直的枝干上开满一朵朵洁白、粉红或金黄的花儿,而且年复一年越开花越多,”我接著说。

“一毛,你坐。”蒋瑞递给我一张小板凳。

“我爸妈就这样,永远忙个不停,没工夫管家里的事。”她笑着摇摇头。那神情和蒋医生在岗亭边的像极了。

“也难为他们,蒋医生忙于治病救人,华阿姨也不得闲。今天我替他们治病救花吧。” 我用双手捧起叶子虽然还是墨绿色,却已布满折皱的花说。我把它轻扣过来。盆里的花因为长得过满,居然纹丝不动。许多根茎已经满出盆外。

“小瑞,帮我拿些水好吗?”我问道。

蒋瑞从厨房拎了桶水来,将水全部倒在花盆里。

“谢谢,这些花渴透了。”我说。

我慢慢掰开那些纠缠不清的根茎。

“你这次能住多久?”我边说话边把花一棵棵分开来,放到桶里或留在花盆里。

“住不长,两个星期就得回去上班,”她说。

“这些花,先让它们好好泡一天。等叶子吸足了水,折皱消失的时候,再把它们移栽到几个花盆里。最好是一个盆一株花。”

“没问题,”她开心地答道。

“你俩乐什么呢?”华阿姨探头在凉台门口问。

“妈妈,一毛在替你救花呢。”

“谢谢你了,”华阿姨笑嘻嘻地说。

“华阿姨,记住每星期给它们浇次水,否则我可是回天乏术了,”我近乎撒娇地说。

“保证记住。等它们开花时,给你寄照片,”华阿姨说。

数十天后,我回到加州。到家几天内出了两次不小的车祸。女儿的腿受了伤。惊吓之余,我不分昼夜地照顾躺在床上的宝贝。其它任何事都顾不得了。

六月三号我过生日那天,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来。

“蒋医生夫妇失踪三天了,”妈妈说。

“真的?是不是因为靠近‘六四’敏感期,先把他们关起来,过几天就会放了?”我忧心重重。

“我们也希望如此呢。只是蒋医生这次所说关于‘六四’的真话,比上次所说关于‘萨斯’的真话,更让当政者不能容忍。恐怕他们是不会善甘罢休的。” 爸爸叹口气。

今天是六月十四号。从蒋瑞那儿得知蒋医生夫妇仍然是归家无期。

两位久经风霜,年逾古稀的老人,能熬过这场折磨吗?

那些劫后余生,两星期没人浇灌的君子兰,能在笔直的枝干上再次开出洁白的花吗?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号
写在从旧金山去上海拍摄记录片《上山下乡》的飞机上

《巫一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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