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

赤身裸体,走向上帝

“六四”后刘晓波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他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刘晓波,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劳动教养(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十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刘晓波仍然对这个剥夺其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虽然身陷囚笼,他仍然愿意做当代中国化解“敌人意识”的第一人。

“敌人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癌症”。刘晓波指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看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不是制度转型,乃是精神转型。

刘晓波之最后陈述发布后,在国内外引发各种争议。他对狱中受到的某些善待的正面评价,尤其让那些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不能认同。有人认为,在其他维权人士遭遇警察和狱卒残暴对待的同时,刘晓波赞扬中共的监狱制度和司法制度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进步”,殊为不当。他在本该大声抗议的时刻,说这些“很肉麻”的话,不正表明他向强权低头,试图通过说共产党的好话来降低刑期吗?这种批评貌似有理,却是对刘晓波的文字和思想的极大误读。

首先,对这份文本应当有一种“处境化”的理解。刘晓波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他所观察到的司法和监狱系统中有限的一部分。关押他的北京市看守所,是中共当局向联合国人权专员等西方司法界人士开放的模范和样板看守所,其硬体和软体都远非普通看守所可比拟。刘晓波所讲的是他个人亲身体验,他并没有说谎或者刻意美化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的待遇。其他一些曾经被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的人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

而这样的表达,背后确实有刘晓波的一片苦心:那就是他希望以此种善意让当局不至于把事情做绝,让他在北京的监狱服刑,这样妻子刘霞在以后漫长的十一年里,可以就近探监。否则,如果他在外地服刑,舟车劳顿的探监过程,对身体衰弱的刘霞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和折磨。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而在文字的表达上有所妥协,这是人之常情。刘晓波并非钢铁打造的“铁人”,他有血有肉,有情感,也有弱点,因此他才活得真实。然而,中共当局并未接受刘晓波在这份文字中表达的善意,仍然用最恶劣的态度对待刘晓波:最终决定将其安排到遥远的锦州监狱服刑,全然不顾其家人的痛苦。

其次,相对于自己得到的还算人道的待遇,刘晓波从未否认过其他政治犯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实。曾经有朋友询问刘晓波,为什么你不将以前几次坐牢的经历都写出来呢?很多著名的政治犯都写过狱中回忆录。他回答说,正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人,处境比一般的囚犯好,才忍住没有写狱中回忆录。刘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一封信中说:“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八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他什么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在这封信中,刘晓波还写道:“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样的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

刘晓波当然知道更多不够有名的异议人士以及普通访民的悲惨遭遇,而且一直在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高智晟、滕彪、李和平等维权律师受到酷刑和毒打的消息传出之后,他在第一时间撰文声援并揭露中共政权的黑帮化;法轮功成员、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等群体遭到各种形式的逼迫和酷刑,他也严厉谴责中共之暴行。对这一切,他并未漠视乃至帮助当局去遮掩。

对于刘晓波的这份最后陈述,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你都被人家投进监狱了,人家就是把你当作敌人,你却标榜不将人家当作敌人,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撇开某些恶意的攻击不论,从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到参与维权活动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这些与刘晓波有过或多或少交往的人士,都对其“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持否定性看法,可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网上有人以还“无敌派”来嘲讽刘晓波及其支持者对这一理念的坚持。其实,这些批评者既不清楚这一观点的上下文和具体语境,也对刘晓波二十年来思路和理念缺乏瞭解。他们的批评是轻率和片面的。

刘晓波的“无敌论”,对应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评论家一平阐发说:“要理解刘晓波的这句话,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没有敌人’是‘三非’理念的简练表达。……面对暴虐的政权,他始终宣传和平转型,坚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于民间,但是告诫反对派面对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气,要承担磨难,要仁爱、尊严、宽容。‘我没有敌人’是他面临暴虐权力施加的重刑,对他二十年来所坚持的信念的再次表达。”换言之,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惺惺作态,背后是他长期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

在“八九”学运中,刘晓波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名为《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其中就写道:“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一切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人士,莫让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在六月二日发布的《“六二”绝食宣言》中,他更是反复强调“放弃敌人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这份呼吁书与当时其他的大字报的立意迥然不同,其重点不在于批判中共的独裁制度,而在于宣导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也使得该文本具有了“不仅是为此次运动而写”的历史超越性。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刘晓波当年的呼吁仍未过时,甚至更加重要和紧迫。比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当下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有增无减。由于胡温当局迷信暴力维稳,扩大社会不公,拒绝政治改革,底层反抗者逐渐失去忍耐,诸多玉石俱焚的暴力反抗接连发生。许多公共知识份子和海外民运人士也转而认为,暴力反抗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项,对“革命”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放弃暴力比施行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宣称“我没有敌人”比宣称“我有敌人”需要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源于他内心深处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尤其是长期以来基督教信仰对他潜移默化的薰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晓波就对基督教文化有了广泛涉猎和深入思考,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中最早注意到基督教与民主自由价值内在联系的人之一。在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找到一剂让中国起死回生的解药:“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刘晓波在梳理西方思想史时发现,基督教因素始终是一条主线:“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刘晓波在“八九”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就叫《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此书还未上市就被收回销毁,未能对中国文化界产生正面影响。

在“八九”民运中,刘晓波多次提及,他发起绝食乃是为“走向上帝”。他说:“八十年代,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过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然而,由于当时的自信和自恋的心态,他未能真正谦卑顺服下来走向十字架。白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精英们的致命弱点:“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钉了一会儿就要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那个时候,刘晓波还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反对偶像化的同时,却以自我为偶像。

“六四”的失败以及此后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低潮的状态,让刘晓波深入思考民主阵营的精神缺陷。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少对人性弱点的体察,没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自我无限化”及“缺乏对人内在限制的觉醒”两大致命后果。中国文化中缺乏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导致中国人缺乏忏悔精神。刘晓波写道:“我相信,忏悔和认罪之时的人是最虔诚、最透明、最富于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满足于今世。他们寻求物质上的满足;无需求助于上帝,从而无需求助于饶恕或救赎。

在被关押在大连劳教院的三年,刘晓波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在狱中的阅读书目中,有很多都是与基督教有关的著作。在不自由的处境中,这些著作带给他心灵的自由与释放。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朋霍费尔、巴特、西蒙娜?薇依等基督教神学家和圣徒,陪伴他渡过了一千多个漫漫长夜。

刘晓波的读书笔记记载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他在一篇读书笔记中写道:“汉斯?昆的《论基督徒》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中的感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他被耶稣及圣徒们的事迹所打动、所折服:“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出狱之后,刘晓波跟许多基督徒和家庭教会有密切联系。虽然刘晓波并未受洗成为基督徒,却在生命本体的层面拥抱基督教精神。洗礼只是外在的形式与宣告,没有受洗的刘晓波在精神上比许多基督教都更加接近基督。由此,他的人格形态中谦卑、宽容、率真、坚忍等因素越来越厚重与丰满。

如果用政治哲学的视角来分析,刘晓波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汲取,逐渐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习的是作为西方文化末流或歧途的、无神论的法俄式的激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而非英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才酿成近代以来中国一连串的惨祸。“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排斥新教的英美传统而喜欢卢梭式的法国传统,进而排斥私有产权而提倡天下为公,排斥法治主义而寻找开明君主,排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而锺情于无神论。”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层面,刘晓波所宣导的“我没有敌人”的理论,是向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英美传统致敬。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尚宝军律师到北京第一看守所内看望刘晓波。在会面中,对于“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刘晓波提出三点阐释:第一,强调没有敌人,是广义的,不是指个人的敌人,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消灭、化解仇恨,以此降低以暴易暴的风险。因为纵观历史,通常是暴力革命的成功必然会带来下一次的暴政;第二,就个人几次坐牢的经历来看,从以前的监狱(主要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监狱生涯和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被劳教)到现在的监狱,作一个是纵的比较,不管从司法上还是从监狱的待遇及管理上都有进步。这只是个人的体验,并没有代表其他方面和个人。第三,无论法庭怎样判决,自始至终都强调自己是无罪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坚持这一观点。

在这次会面中,刘晓波还表示,如果有机会要特别感谢罗马尼亚籍的德国女作家、二零零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女士,因为在看守所内偶然看到了《北京日报》上对这位女作家的介绍文章,这让他感到很亲切。

刘晓波不知道的是,米勒女士强烈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也积极支持刘晓波的老朋友廖亦武赴德国出版新书。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生活多年的米勒,比西方人甚至大部分刘晓波的同胞都更瞭解刘晓波和廖亦武们的苦难与信念。赫塔?米勒发表题为《当第二只鞋落下时》的文章声援刘晓波。这个典故来自于刘霞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述:长期以来她都处于失眠状态,睁着眼睛枯坐到天明,就好像听到楼上的人扔了一只鞋子的声音之后,一直都在等待第二只鞋落下的声音。当刘晓波被捕之后,第二只鞋落下了,她总算可以安睡了。

米勒认为,自由运动的首领后来被称作自由斗士,这些自由斗士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过高估计自己者一类和自我怀疑者一类。通常二者不可相容。但是,在刘晓波那里,二者融于一身,这就使他如此地真实。在一九八九年,过高估计自己是必要的。只要反抗的动力还在天安门广场涌动,勇气,直至出于渴望生而不畏惧死的勇气,是必要的。大失败之后,随着动荡后的安静,刘晓波有了自我怀疑,有了自己头脑里的孤独。米勒生动地描述说:“我尝试着去想像:晓波是如此孤独和压抑,就好像光着脚从一个鬓角到另一个鬓角,上千遍穿过自己的前额。……他毫不留情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自我怀疑。”

如果要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笨方法”改变中国,那么人格的感染或许比思想的启蒙更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思想能力的人并不少,有人格魅力的人却寥寥无几,人们可能会读到一篇精彩的文章,却很难找到一个值得信赖和敬重的人物,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弱项。人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哈威尔,捷克会怎样;如果没有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南非会怎样;如果没有昂山素姬,缅甸会怎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这句话也可用在刘晓波身上。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崔健所咏唱的“一无所有”,今天的中国有了刘晓波。

宽恕与正义之平衡

在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之中,他对执行上级任务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不含恶意、不加贬斥,他写道:“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他甚至还点名表扬一名看守所的管教人员:“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这段话是最后陈述中引发较大争议的部分。广义地看,警察、检察官、法官和狱卒,都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都是加害者。那么,为什么要使用美好的语言赞美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助纣为虐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和狱卒呢?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的“以规范原则取代道德责任感”、“压抑内心良知的抵抗”的希特勒的支持者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怜悯心”的“平庸之恶”的代表吗?

若要进一步理解刘晓波在“没有敌人”之陈述中的真实思想,需要从历史敍事、法律责任和宗教情怀三个层面切入。

首先,以历史敍事而论,刘晓波笔下涉及的是与他亲身接触过的少数几名司法人员,这是他的“个人史”的一部分,这只是一面巨大的墙壁上的一小块马赛克。刘晓波的案子是中共政治局亲自过问的“御案”,故而一般不会出现肉体折磨和刑讯逼供的情况。从抓捕他的警察到监管他的狱卒,从起诉他的检察官到审判他的法官,每一个都经过上级的精心挑选和安排。普通的囚犯当然不可能如此幸运,在当代中国冤狱冤案的画卷中,还有诸多不一样的马赛克,充满着污秽与血迹。中共的司法系统当中,虽然存在少数刘晓波笔下的人性尚存的人员,但为数更众多的是那些盖世太保式的虐待狂。刘晓波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揭露中共警察和司法部门的黑幕,也点名批评过从“政法委”头目周永康到某些基层警察、狱卒的枉法行径。刘晓波并没有“以偏概全”地否认中国暴力机器的残暴本质。

另一方面,刘晓波论及的中国司法系统局部性、技术性的进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毛泽东时代视“法治”为“法制”、实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形相比,与邓小平时代“从重从快”的“严打”运动相比,与“六四”镇压之后的肃杀气氛相比,近年来,总体而言,在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国内民众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司法机构有了一些缓慢的改进,案件审理的过程和监狱的管理方式确实在走向“正规化”。个别的人权案件可能同样黑幕重重,但一般案件的处理大都趋向于更加符合程式。说今天比毛时代还黑暗,并不符合实情。作为一名“四进宫”的囚徒,刘晓波的感受大致符合这一历史轨迹。

其次,以法律责任而论,刘晓波对部分警察、检察官、法官、狱卒的某些正面评价,不是否定他们参与一个系统性的罪恶的事实;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取消对加害者的追究。

刘晓波本人不将滥权者当作“敌人”看待,并不意味着在未来民主的中国,滥权者们不必为其践踏法治与普世人权价值的恶行受到正义的审判。受害者当然有权利原谅和宽恕那些加害者,但加害者一方仍然需要在法律上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在诸多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作出严格规定:凡是在原专制制度下参与过迫害工作的司法人员,都会被禁止继续在司法、行政、传媒、教育等重要部门任职。即便是那些得到刘晓波某种程度上的“正面评价”的司法人员,同样将面临这样的命运。即便以后他们拿著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对他们的好评,也不等于就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赦免书,他们必须像所有专制政权下的司法人员那样,经过一个严格而公正的甄别过程。如果他们贪赃枉法,如果他们参与制造过人权案件,便应当被清除出司法队伍。

再次,以宗教情怀而论,“我没有敌人”是一种自我的释放,也是一种对人性的信心:即便是被罪恶所捆绑和支配的个人,那些专制体系中的“螺丝钉”,身上也残存着一定的人性的良善。用“妖魔化”的观点来看待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也许有用,但不能将所有纳粹党员、共产党员都看作是魔鬼。这种偏执的观点无助于作为受害者一方完成心理疗救,更无助于社会未来的和平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更替,更是宗教信仰的复兴。在这一进程中,刘晓波宣导的“我没有敌人”的宗教情怀,能够避免暴力,带来和平。

刘晓波与在“文革”中被杀害的基督徒、“圣女”林昭一样,即便遭遇到最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放弃对人性的乐观期待。林昭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用血书写道:“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对人性的温暖的期待,与对人性中的“幽暗意识”的体察,是互相平衡的。仅有前者,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仅有后者,则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绝望者。

在“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的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宗教与伦理难题,这也是刘晓波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即“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刘晓波就在大连劳教院中写下一篇关于西蒙?威森塔尔的著作《宽恕?!》的书评。西蒙?威森塔尔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有八十九个亲属死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他本人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他却提出一个让受害者难以承受的问题:是否应该宽恕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应该,谁有资格给予饶恕?这本书让刘晓波受到极大震撼:“也许是因为身在高墙之内,读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心灵被某种说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种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西蒙?威森塔尔的问题自然让刘晓波想到“六四”,他也试着提出相似的问题:“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无辜者的血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但是,当“八九”运动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降临之时,“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如何处理他们才能保持宽恕与正义的平衡?

在宽恕这一维度上,刘晓波所追求的,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式的宽恕,而是当事人从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精神信念。对于受害者而言,宽恕是自我解放的途径,若不宽恕,就只有成为仇恨的人质。研究宽恕与和解问题的学者安德鲁?瑞格认为,作恶者无权要求从他们虐待的人身上得到宽恕。宽恕是牺牲者或幸存者的特权,如果行使这种权利,他们就可能摆脱过去,使自己成为更完善的人。“从那些被我们憎恨和蔑视的人身上,我们还可能发现人性的存在,并以此来评定罪孽和罪责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困难过程中,其核心问题是分清罪人和罪行之间的区别,这反过来要求人们能够承认这些作恶者人性的一面。无论这样做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做,因为,这是对普遍人性的认同。”

在正义这一维度上,刘晓波认为,宽恕必须与正义之间取得某个平衡点。没有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宽恕,必然流于无是非、无善恶、无原则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为达成宽恕,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正义。这是由人性的局限以及人所缔造的制度的缺陷决定的。即便在一种运作极为良好的民主和法治体系之下,也不可能有全盘、彻底的罪恶清算和转型正义,更不可能有让所有人特别是受害者群体感到完全满意的“百分之百的正义”。作为理想主义者,可以去追求这种“百分之百的正义”;但作为制度转型的现实路径的设计者,就必须考虑实践上的可行性。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由独立的民间组织“中国和解智库”召集,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刘晓波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六百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这表明,刘晓波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既追求崇高的精神价值,也考虑现实政治层面的可操作性。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宽恕与正义都是必须的。那些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视为软弱、投降和背叛的人士,应当仔细检视“诺贝尔和平奖家族”成员们的言行。在这个“巨人的家族”中,“我没有敌人”的言论比比皆是,星星与星星在一起闪耀,高贵的言行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瓜地马拉印第安裔人权活动家戈贝尔塔?门楚?图姆,就是实践“我没有敌人”理念的典范。在瓜地马拉这个西半球人权纪录最恶劣的国家,军政权残酷杀戮反抗民众。门楚一家几乎遭遇灭门惨祸:她的弟弟在经受十六天酷刑之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仍被士兵扔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被扔在一座山边,尸体被野兽吞食。如果按照中国“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呢?

门楚在自传中写道,在奥斯陆会见军政权的头目罗德里戈上校时,“我们互相问候寒暄了几句。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是同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并没有把军政权头目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的结果。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热斯泰德赞扬说:“门楚的目标是和解与和平。她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未来和解的基础在于以何种方式从事斗争。即使在最残暴的环境中,也必须确信我们所有人仍有那么一点人的情感。”

曼德拉在自传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细节:在最初入狱的那些岁月里,监狱长巴登霍斯特对他和难友们尤其苛刻,经常变着法子折磨他们。就在巴登霍斯特即将调离罗本岛的时候,突然对曼德拉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这句看似寻常的话,让曼德拉大吃一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他的另一个侧面。”

此细节让曼德拉陷入深思之中:“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坐在办公室,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么明显,但它确实存在。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无情的动物,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是此细节开启了曼德拉对未来重建南非、实现民族和解的长远思考。在其当选总统后的就职典礼上,他邀请的两个观礼嘉宾就是昔日监狱的看守。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既需要公义,更需要宽恕。不是彻底消灭所有像巴登霍斯特那样的曾经作恶的人,而是尝试如何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图图大主教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如果我们创建这样一种机制,使那些有罪之人回到这个社会,这有助于他们召回曾经失去的人性,并通过重建社会的和谐与统一来丰富我们大家。”

是的,惟有“我没有敌人”之理念,才能让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得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这一价值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而在中国,它还是空谷回音。不过,随着刘晓波的宣导,它将如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8/1/2017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