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律师接触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政法系统相关人的所为越出了正常法律轨道，已对案件进展造成严重干扰时，有些律师就行使了一些公民权利，表达对这种干扰与破坏的反对与抗议，他们自称为对于司法不公的“死磕”。
“死磕”是一句北京俗语，含义自然很宽泛随意。现在既然有对“死磕律师”的争议，那么就有必要对“死磕”一词在此具体情境下的含义予以明确的描述与界定。
律师们的“死磕”，应当定性为一种公民行动，是以公民身份对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的一种积极参与。
“死磕”有一种认死理儿的气质。一个有“死磕”气质的人，相比于金钱或其它利益，他更看重真相、事实、道理的价值。今天的中国，已经大概有了这样的宽容度，就是人们可以接受一个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尊严而较真到底，但却还是有一个前提限定，就是这种较真只限于在日常生活中，在处理与自己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矛盾时，并且这个损害利益方只是一个商业机构、一个普通的服务部门中的个体或者基层单位。
而当情况变成不再是一对一的，或者少数人之间的矛盾时，矛盾双方的身份等级存在巨大差距时，当矛盾表现为权力部门对普通人利益的侵犯时，再一个劲的较真、死磕却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了。人们对这些不识趣的“死磕”者下意识的表现出一种排拒，甚至一种否定。
即使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胜算渺茫，于是就放弃争取自己权益的努力，大多数人是会这样做的，有“死磕”精神的人却不会。这是情理之中的，人总是难以摆脱功利的算计，而不计功利捍卫道理的人总是少数。
但是古语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说我们可以承认和接纳自己的限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限度就降低了道德的标高，更不能轻易在自己的限度内去臆想那些“死磕”者是不是另有所图。再说的不客气点，那就是曼德拉的那句话：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
笔者不能同意“死磕律师”是在牺牲当事人及家属的利益以为自己增添正义光环的说法，也不能同意“死磕律师”是一个抱有政治企图的群体，他们所谓的“死磕”不过是为赚取政治资本而使出的噱头。
以前的中国司法环境不了解，但笔者知道，至少近十余年来有数量非常大的案件属于敏感案件，这些案子从抓捕、取证、侦查到审理、宣判的全部过程都没有司法公正可言，而涉及到律师这一块则更是多有荒谬违法、公然侵犯律师权利之处。
到底是先有维权律师、死磕律师之名，然后导致的案件无法开庭和对当事人的冤判；还是先有公检法违法在先，剥夺当事人合法辩护权，藐视辩护律师，非法剥夺其辩护资格，然后才有当事人、当事人家属与律师对案件的“死磕”？实事求是的讲，在当下中国的司法环境下，这些“敏感”案件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不必“死磕”，就依靠法律，就凭借高超、专业的辩护才能，就可使其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决？
人人都知道这严峻的司法腐败的现实，人们也都在说要努力改善现在这种恶的司法环境。只不过是有人选择了“死磕”，有人则在做有策略的“改良”，这种策略就表现为对一些过于敏感的案件的规避。
对于这种规避，怎么评价呢？我只能说人有这种拈轻怕重的自由，但请对自己和他人直言这是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你不能因为你的回避就假装那些案子不存在，或者认为律师在这类案件中争取司法公正的“死磕”是种无稽之举，那就成了自欺并欺人了。
或者还有另一种巧妙的解释：那类案子不属于法律问题，它们是政治问题。律师不必去碰那些案子，因为那会让自己卷入政治。或者还可以更策略的说：中国的政治问题也是要逐步推进的，不可激进。凡是激进者，要么是傻瓜，要么就是在造势搞政治，搞革命者那一套。
一个在走法律程序的案件，是政治问题却不是法律问题，荒谬不荒谬？虽然荒谬，却无法否认它是事实。但换个角度说，它虽然是事实，却绝对是个荒谬的事实。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必须去扭转的错误。
既然走了法律程序，难道不应该遵循法律的逻辑吗？政治问题，却祭出法律来为其做门面，这种对法律赤裸裸的利用是对法律的亵渎。有律师说“中国公检法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联合办案的”，那么面对这样悖谬的现实，是不是就只有律师还可能站在政治之外替法律代言，为法律在政治面前争得一点尊严呢？
更何况那些被政治指挥棒操纵的案件，不仅程序上有违法律规则，实体上更是完全违背法律主持天下正道的道义基础。如果这样的案子没有律师挺身而出去纠正其错误，那何谈维护法律的尊严，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呢？那么些寄希望于法律的人们，又有谁帮助他们消去加于身上的无妄之灾呢？
我并不是反对策略与谋划，但不能同意把这些严重践踏底线的问题规避开，说成是应对现实的一种策略。我只能将之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想象力的不足，而说到底，则是对正义的信心的缺乏。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性的，貌似势力强大已成定局的未必就不可改变不可触碰。所谓的“智慧”是一种不便言明的对丑恶的妥协。而本质上的恶是无法与之妥协的，因为它不可能因妥协而变好，却只能变本加厉。因此在无可妥协的问题上的任何一种策略都不应该说的心安理得。
孔子与弟子困于陈蔡之间，粮食断绝，性命堪忧。子贡劝孔子不妨稍贬己道以使能容于世，颜回则不为危局所动：“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人，在关键时刻真的要信靠于正道，要有直道而行不顾左右的决绝之心。所谓的“死磕律师”，不过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大多数律师都避而不谈的问题面前，坚守法律与文明的底线，为之身陷困厄而不退缩的人。
至于认为律师以公民形式“死磕”公权违法是“革命思维”使然，我想这也应该算是被斗争思维浸泡久了的一种后遗症。就好象曾经中国人高举“告别崇高”的大旗，以为崇高就会导致狂热激进和个人崇拜。其实“崇高”并没有错，以崇高为由挑唆无理性的激情才是错。同理，以各种法内权利坚持不懈呼吁公义也没有错，以正义之旗、革命之口号，行不择手段歼灭异己之实才是罪恶。这时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矫枉过正的非理性之中。
当然人无完人，特别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情绪的不稳或判断的失准都在所难免，甚至还可能掺杂有私心也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削减这群“死磕律师”品格的勇敢与高尚。因为他们是律师中极少的一部分，却掮着巨大的闸门让中国的法律看得到光明。
文章写到最后，又自然想到了韩国电影《辩护人》。又拿出来翻看，又读到那些动心的台词：“不管怎样你也是法务人员，居然违反实定法，不觉得不过分了吗？”“正因为是法务人员才这样。在市民无法行使自己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务人员，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法务人员的义务。”
电影的最后，数十名律师为为民请命的宋佑硕律师辩护，今天的中国，死磕律师们还远没有得到宋律师这样的殊荣。他们很多经历过比宋律师更恶劣的法庭，受过比宋律师更严重的打击伤害，但他们还没有迎来律师界整体的觉醒，还没有迎来中国法律的独立与昌明，还依然在风雨中孤军奋战。笔者相信，会有一天，他们的作为将为自己赢得人们至高的礼赞。
当然，“死磕”并不是律师的专利，它已经是中国社会公民行动的必需组成。有些巨大的苦难与冤情，如果不是艰苦卓绝的、置安危于度外的、不计时长的死磕，恐怕早已是另一种景象。这种死磕，其目的已不再是为一己之私利，它是在守卫文明的底线——公平与自由。
一个文明底线被践踏的社会将指向两种结局：要么人人都陷于无望，静候社会的崩解；要么在苦难中警醒，风雨中抱紧最后的尊严，保卫权利，呼唤公正。后一种选择预示着一种可能，一种社会回归正道的可能。笔者乐见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站在“死磕”的力量一边，而且从现在的趋势看来，这应该不是痴人说梦。
——原载：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