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水良先生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民运人士的生活艰难。今天我也要谈谈这个老问题了。不光要谈民运人士,中国所有的争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生的广义上的异议人士,都在谈论之列。

中国大陆的民运,经历了漫长的危难的历程。自1957年的自由思潮遭到打压开始,其后有“文革”期间遭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是极刑夺去了生命的思考的一代,其中知名的有北京的遇罗克、宁夏的刘卫东、辽宁的张志新、江西的李九莲、等等,等等,70年代被监禁的一代人中,知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徐水良、牟其中、等等,等等;而后的“4.5”运动、民主墙运动、86学潮运动、89民运大潮、93年上书舆论攻势、98年民主党组党,整个90年代没有停止过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抗争,以及这个年代兴起的后来成了一股巨大的自由宗教力量的法轮功抗争运动、2003年的网络自由言路的呼吁正义的运动、以及这些年来逐渐抬头的维权运动等等,都遭到程度不同程度的打压。

异议人士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生。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专制统治阶层不能容忍的。仅仅就言论自由而言吧。言论自由是明晰是非的、揭露真相的,抨击特权、瓦解极权制度的开始,所以特权阶层,尤其是这个阶层的上层寡头统治集团,是绝对惧怕的,是必然竭力打压的。

中共当局残酷的迫害异议活动运动和从事这些活动与运动的人士。逮捕、监禁、监控(监视和控制,控制主要是不让这些人成为公仆,不让这些人自由致富和自由发展),直至消灭他们的生命。这些异常的对付真正罪犯的办法,落到追求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生的人士(即异议人士)的头上之后,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就带了无穷无尽的艰难困苦。要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这些人可以自由经商、自由讲学、自由创教和传教、自由结社、自由参加竞选等等,然后依靠自己的德才给社会一定的服务之同时,取得一定的合理的回报。可是,极权主义制度更害怕有强大物质力量(或曰经济力量)的异议活动与运动,于是就费尽心计地要让所有的国民(尤其是异议人士)虚弱无力,由此来到达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的稳定和巩固。

目前大陆的异议人士几乎是全部都处在艰难之中。他们一旦遭到中共无道地用刑罚打压之后,就必然失去工作,也无法再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只要你继续不停止追求人权、民权、教权、自由、平等、民生,当局就不会让你安宁,会使出种种手段让这些人被迫经常变化工作和住所,或者失去工作和住所。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的事情,本来财金上就很贫薄的异议人士,就更加处境艰难了。

异议人士的艰难窘困,在国民中容易产生异常消极的影响。一般的国民是异常地现实主义的。民运事业,或者更广泛地说异议事业,在还不能很快给他们带来制度上的变化的时候,企图依靠理念和主义来感动他们行动上的共鸣是异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国民一般是通过所能够接触到的人,来估价民运事业或异议事业。当从事异议的人士,由于当局的打压和别有用心的经济压制而处于物质上、经济上的窘困状态中的时候,国民是无法看到民运和异议成功的希望的,因而,也就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事业,甚至是悲观主义由此而生。或者说,异议人士的经济上的窘困,不利于鼓动、带动更多的国民以实际的行动来参与民运和异议。

中共革命夺权过程之中,它利用很实际的物质诱惑,即打土豪分田地一类的诱惑,诱惑当时的流氓无产者和很多穷人。同时,一旦这些人入了它的组织,一套军事化的还带有恐怖组织一些特点的组织严密的制度,约束它的成员和维系它的组织的战斗力。这里不是羡慕或者要效仿中共,而是为对比。现代大陆的民运事业和异议事业还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具备军事化的组织手段,更不会使用类似于恐怖组织的办法来集结力量和维系力量。那么,依靠民运和异议人士自身的各种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就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影响、聚合、和整合国民之中的反对腐败和特权、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了。

由于中共当局拼命地削弱我们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经济力量,以达到它的削弱我们运动活力、损害民运和异议以及我们个人在国民的影响力的目的,导致目前异议的经济力量异常地薄弱。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这样地一筹莫展或者放弃理想与追求吗?那是不应该的。我们还应该积极争取物质或经济力量的转变和积累。这是民主化事业所需,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一种意见是先生存下来。就是说,受到过迫害的异议人士,先找个工作,或者先做小生意。这种思路也没有错。人要做事,总得先生存下来。可是,伟大的大陆民主化事业,任务上那样的繁重,对手的势力是那样的强大,而且这个对手恐惧民主、打压民主,是那样地不遗余力,于此情况下,业余性的活动是无法完成这个事业的。必须要有很多的职业活动人士,才能更好地适合或者担负集结力量、开展活动、整合和引导民间抗争的重任。有的人反对职业化,说什么这有类似于中共夺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其实,这是井底之蛙的浅视。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伟大的大陆民主化事业,想依靠一些人用业余时间来完成,是痴心妄想。有句谚语很有道理,即一心不能二用。[参阅洪哲胜:《小论民运组织的内部民主与专职制度》。──洪哲胜编按]

可是,如何才能达到一些异议人士的职业化呢?这应该主要依靠分工。必须有一部分人分离出去,或者秘密进入异议事业的圈子,但是他们的职业是经商和积累经济力量。他们要为异议事业建立所需要的经济基地和财力支持。联系只能是绝对单线的,而且只要有一丝的漏洞,全部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不如此就无法对付无所不在的中共的秘密警察的捕获。据说,海外有一些人已经拥有很多银子了。难道他们不应该无私地支持民运事业吗?当然,民运的一些首脑级别的人物也不要无端指责,说人家自私自利,相反,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尽力帮助民运呢?自己为什么缺少这样的吸引力量呢?

生存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大陆的民主化事业而生存。我们是为了这个事业而活着的。大陆本土的异议人士,除了努力谋求自我生存以外,尽量放弃对海外的依赖思想。海外的多数朋友们也很艰难。那些真正为民运事业在奋斗的人,能够使用的银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头朝下,在我们的周围寻找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改变我们自己的窘困局面,那么随便我们的理想多么高尚,我们也无力去实现它,同时也无力在国民之间产生我们应该拥有的凝聚力量。(中华泪于南京)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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