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根本没有新旧之分。民族主义对内追求各族平等，对外追求中华民族的平等地位；民权主义追求国民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实现国民的主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而民生主义则追求合理的经济制度之上的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生计的解决。三民主义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有新三民主义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偷梁换柱，混淆是非，以及目下的毫无原则的混说。
当年，伟大的中国民主之父孙中山，为了尽快以军事力量迫使北洋政府走向约法，或者推翻拒绝实现约法的北洋政府，实行了革命策略上的调整，即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只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期间性策略的问题，而且当时的联共，实质上是容共，既接纳或同意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阵营，一道反帝反封建。
但是后来毛泽东为了欺世盗名，意在编造自己的政党是孙中山主义的嫡传，骗取国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便将孙中山的临时性的策略，说成是新三民主义，而将真正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说成是旧的三民主义，其用心何其险诈也！
更为荒谬的是，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竟然将中共老大胡锦涛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提倡，说成是新三民主义。
胡锦涛的提倡，根本没有什么新意。作为中共的老大，他看到了政治腐败的恶化，看到了官僚阶级的贪婪和懒惰，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冷漠、轻视和侵害，提倡自己的干部多为人民着想，本来是一种职分上的事情，也是任何统治者在公共场合都要以不同话语说出的一类冠冕堂皇的论调。
这种论调，充斥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训示之中。这种离开制度而进行的道德性的提倡和训示，实在是往昔封建社会统治者唱了几千年的老调的翻版。
中华民族，仍然处在一种新式的专制主义的国度。孙中山所追求的三民主义，根本没有完成。
民族方面，对外，由于制度造成的我们民族的弱势，而不能享受真正的平等地位；对内，少数民族尤其是维族、藏族、回族等弱小民族，根本上不享受有真正的自治权利和信仰自由，在新疆，穆斯林甚至在大街上做礼拜的自由也没有，在西藏以及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强行的马列主义的汉语教育和马列主义的统治，逐渐地毁灭那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民权方面，这个国家进入了寡头专制的阶段，国民不享有真正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国家大事，本来是人民的大事，应该由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首脑或者自行的公决权与提议权，予以处理或参与，却完全垄断在中共各级党委的几个寡头手中，很多地方甚至是一人之手，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人民早已享有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罢工、集会的权利等，在中国几乎全被当作犯罪行为对待，新闻自由遭到一党专政的封杀，人民的知情权遭到封锁，人民甚至连自由地打开国外的很多网站的权利也遭到剥夺，而那些网络警察正是用纳税人的金钱，在剥夺纳税人的知情权，世界上还有比这种害怕真实、遮蔽真实、不让国民知道实际的国情和世界情势更为卑劣的事情吗？
民生方面，工人阶级，下岗失业的越来越多，如果是出于他们的无能，缺少竞争的技术和能力，那么，那就是正常的失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达到绝对的充分就业。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优秀的工人，他们为人忠实，勤劳能干，富有技能。可是他们所在的工厂矿山企业等等，多数被“五毒大军”—中国的官僚阶级贪污腐败和明偷暗抢糟蹋垮掉，结果一边是满街不得不以售卖烧饼油条以谋取一家活命的下岗失业的工人，一边是经常光顾大酒店和歌厅包间的，拥有轿车和很多住房的，甚至是拥有很多小老婆的倒闭企业的厂长们和经理们。目前的世界，几乎也只有中国国度里，这种事实上是最卑劣的罪犯，生活得那样富足安康，无忧无虑，而且从容自在，一点也不感到良心上羞恶和对法律的恐惧。
农民，作为中国人口的主体，几乎一直是最深重盘剥的对象。仅有的一点人均耕地上的产出，要分拨出很大的比例，上缴给国家和地方政府，供养那些所谓的公仆实际是公害的官僚们。同时农民不享受劳保和医保，也不享受真正的迁徙自由，到自己的国家的城市，还要交钱办理暂住证，遇到当地大案要案，一时无法破案的，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弟，往往是替罪羊，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很多时候，他们受到当地官僚的侵权或迫害，于本地无法讨回公道，就抱着对国家最高领导机构或领导者的善良的幻想，去首都北京上访，谁知道上访也成了罪过，经常遭到抓捕，这种上访的行为，是过去的封建政府也不加以阻拦的，可见历史有时候会发生惊人的倒退。尽管这届政府实行了五年之内免除所有农业税的改良，但是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温家宝的或者说是中共目前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决策，不过是封建社会轻徭薄赋政策的一种肤浅的重复，这种恩赐式的政策，没有从解决基础性的问题—即解决民权入手来解决民生问题，因此最终仍然挽救不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
工农阶级的，城市贫民的，小职员的，普通教师的民生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缺少自由民主的制度，经济上缺少公正而合理的私有化政策，遂致所有权制度是畸形的，经济机制是病态的，民有民营的企业得不到有力的扶持，经济成果多数为官僚阶级占有，尤其为贪官污吏侵占，而多数国民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状态下，谁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重复这样的老调—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谁就是有意后者无意地掩盖这样的事实：中国目前需要实现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体内容的三民主义，需要不同的群体一起努力，从实现社会和解与合作开始，走向以民主宪政为制度框架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完全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只有这样的真正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三民主义，才能够将专制中国从目前危机潜伏的，并即将危机四起的泥潭里拯救出来。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2004年9月中旬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