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凡合人性的见解、思想、观念，一旦产生，必获众多人响应。儒家原旨派之仁义学说，佛耶之慈爱、博爱思想，伊斯兰教之普爱，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民主、博爱的价值观念，孙中山之三民主义的理论宗旨等等的历史际遇，无不如此。就是说深符人性内在要求的思想、见解、观念，由于深符众多人的内存的特性与外在的利益，故而必获得众多的知音与拥护，孟子说过：“心之所同者，仁义也。”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理性共同承认的是爱与责任。
按照上述的凡合人性之思想必不孤立的规则，可以推测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即最高主权者，改置元首）的民本思想在夏商，必定非常发达。谁是最高的主权者（皇天上帝）呢？根据《尚书》秦誓逸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尚书．臬陶漠》中“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等见解可见出，最高的主权者是民众。很久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这样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我们现代人有责任去光大之，发展之。
2、夏商周历数千年而少发生大型的社会动荡与解体。然而秦帝国的极权主义的体制一旦建立，十多年后便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与解体。尔后的数千年的极权主义的体制下，陈吴式的人民造反，刘项式的军阀混战，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地造成社会的振荡与解体，其根因是极权政制的彻底的反人性、反人权、反民主、反民生的特性引起的。极权主义必然引起暴政，对人性的完全背离，对人权的残酷剥夺，对民财民力的残酷的榨取，对民权的冷酷无情的摧残，等等，必然迫使人民铤而走险，不得不求助于全民性的武装暴动，来反抗暴政，来改变自已的无法生存的状况。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实行的是分权制，加之有效的土地制度，使得劳动阶级生活有依靠而稳定，民间社会依靠民治而没有产生后来极权政制下的地方各级政构对民众的多重盘剥。
3、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与思想因北方蛮族的入侵而中断，历千余年而后才受到人们的重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便是以复兴古代人道的与民主的思想为中心旗帜的。
而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民主实践与民权思想，自夏禹便慢慢消亡，至春秋末，则完全失去对社会与人心的主宰性的影响，最终至战国尾期因北方蛮国秦国的入侵中原而中断。只是到了明末清初与近代中华英杰，才重新扛起民权民生的大旗。先是黄南雷、王夫之、唐铸万在黑暗中大声呐喊，后来有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武装的民主运动，最终曾一度铲除了极权主义制度。
民权思想及民主制度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民国时期，曾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创举，曾在尧舜时期及民国时期于中国大陆取得过统治地位。
但是在古代，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交通通讯的落后不足以迅速有效地沟通民意民情，由于教育的落后造成的民智的普遍低下，以及蛮国（军事帝国秦国）的战胜等，中华社会不得不步入漫长的暴政昏政腐政烂政为主的黑暗的极权主义社会。
在近代由于斯大林体制及其个人的冷酷的私利主义，以及他对中共的全力资助，由于杜鲁门政府的目光短浅，在国共争战的关键时期不断削弱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也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缺限与策略上的多重性的巨大失误，孙中山创立的民权制在大陆遭到了迄今长达五十多年的根灭。
然而民权民生是人性的天然要求。这种要求在极权主义的高压下也从未断绝。五十年来国人进行了艰苦的抗战，先是五十年代初期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国民政府的遗留力量的武装抗争，后来有五十年代后期的被诬蔑为右派的知识界的反抗，就是“文化大破坏”的十年期间，也有许多志士不惧极权统治者的屠刀，宁死而坚持民主的要求，至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重新燃起了民运的火焰，经历了八十年中期的学运，最终掀起了八九年震惊世界的全民性的争民主自由的运动。历史已步入新的阶段，那就是极权主义已接近生命的末世，中华民众多数人都意识到民主政制的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智的大开，交通通讯的现代化、教育的普及、民主文明已在世界占压倒的优势、民运力量的不断壮大等等，已决定了我们有力量在更高级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上，复兴并发展古代先民以及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创造的民主思想体系与民主制度。
九二年夏
1、常识、哲学、科学等等只是知识连续体上的不同环节，是人类认识史上不同级别的认识结果，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2、哲学与人类一样的古老，它是大脑机能与外界化合的结果。无论问题多么荒谬难以回答，都是人类富有创造性的标志。大脑力图观察、描述、解释、分析每一个（种）存在现象（包括其自身）。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应该是人类受过训练的智能的共识，包括横向（全世界）的和纵向（全人类历史）的二个方面的共识。如果人类能有一半以上的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么真知的获得及传播要较目前好上千倍万倍。由于贫困造成的无知，造成了无数的人没有条件去思考哲学、艺术、宗教和科学的问题，是多么不幸！因此有知识的人把改善人类的命运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了。一切学问只有为不幸的人造福，才是有良心的学问。
3、艺术、宗教、科学、形而上学都是人类的需要，或者说全是创造欲支配下的产物。创造活动既受创造欲的影响，也受需求的影响。人类需要娱乐，所以创造了艺术；人类需要准则，所以创造了宗教；人类需要满足理性（或者说是大脑的某种功能），故而沉溺于形而上学的探索之中；人类需要更好利用他想利用之物以便更好地达到实用之目的，于是创造了科学。在这四个领域的创造欲背后有难以记数的极其复杂的动机，但可归之于一点：所有的动机都具备一个共性——增进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福利。需要——创造（知识探索活动与知识应用活动）——满足——再需要——再创造——再满足，直到人类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这既是人的使命，也是人的宿命。离开对人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一切问题都会坠入神秘主义的泥坑。
4、人类几乎尽可能把一切当作创造领域的工具，而工具都非万能。概念也是工具，也有缺陷，而且是严惩的缺陷，要领根本无法完全地反映它的对象或曰无法完满地描绘分析现象，所以黑格尔说“概念中一切差异都消失干净”是非常尖锐的陈述。以有缺陷（能力有限的大脑功能及其产物——概念）的工具去对付无穷复杂的宇宙，当然不可能处处顺利，当然有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壁如“宇宙是否无限”这样的问题就是人类永远拿不出对人智而言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人类野野心勃勃，但遇到了庞大的障碍。人脑能产生无数问题，我们必须把问题加以分类：以便玄学（无法回答或毋宁说无法验证的）问题与其他可证实问题各得其所。同时人脑又为其产物所困惑奴役。
5、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性和选择必须负责。或者说存在主义是善于自由和道德的哲学。存在主义认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必须进行道德（利他的）选择。其实正如萨特所言：每人所择必定包括着欲使他人模仿的心态，存在主义以自由和必须利他的选择取代了上帝学说。大陆官方反存在主义的某些人和集团不是无知便是有意的歪曲。至于社会上一些人时常大谈存在主义其实有一大半人根本不知存在主义的真谛所在。
6、历史是未来的镜鉴，是人类必然的导师，是文明大树的根须。
7、实践出真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结论。只有不断的认真负责的实践，才造就真理的胜利才造就文明的不断进步。
8、正因为伟大人物在人们心目中有其崇高之处，故而人们常以之为对象，企图由此找到伟大事件的历史钥匙。
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因为他们生产了历史赖以进步的物质财富，并且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主力军。英雄人物的体格、品格、意志、才干、方略，固然会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但必然要受外在的契机的制约，而且必然要依靠或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发挥应有的影响。由此可见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中仍有主次之分。
10、俄罗斯民族的确是个伟大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大公时代、蒙古人时代、沙皇时代、苏共极权主义等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后，终于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成为人世一强。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史表明当时俄国一部军人一接触的西方文明便反省了本土落后的原因，同时也表明缺少人民群众的基础，俄国当时一部人的现代化企图失败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历史表明客观条件与契机的重大作用。主观努力与自身建设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与时机之下，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和影响。列宁一批人那么能干勇敢，但只是在1917年才获得必要的外在条件和契机。
11、历史传统犹如土壤，现代文明犹如生长于其上的新种谷物。二者相反相成，不可割裂。当中国文明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成熟期时，俄罗斯人还处在落后的部落联盟时代，然而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与西方的邻近，它迅速地吸收了西方的科技与思想，很快地走到了前头，应验了后来居上的说法。
12、蒙古族也是个伟大的民族，它的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寒冷、风沙、荒凉均显得无穷无尽。然而它以惊人的与大自然熬战的勇气，在大漠之上生存了下来，并冲破重重阻障，使其子孙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伯利亚、中亚、伏尔加河中下游，繁衍生息。其体格之强健，性情之豪爽，令人喜爱。而蒙古国人民选择了民主制度，更加令人敬佩。
13、孙中山的身世，应成为激励劳动子女奋发向上的好榜样。当然这并是不说每个人都要象他那样当国家元首，而是说每个人都应学习他不怕困难、勤于学习、坚决进取的精神。伟人最大的影响在于激励人。
14、普天之下的劳动阶级成员的母亲都是如此，以血汗全心全意地养大子女后，便不声不响地回到上帝身边。劳动成了她们的终生职业，劳动养育了人类、养育了文明，但却常遭到无理的轻视与鄙弃。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根本依赖在于劳动阶级的母亲们，她们坚强、勤劳、俭朴，是整个劳动阶级求生存求发展的最令人感激的后勤大军。没有她们的无私的奉献，便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便没有尘世间任何伟大的丰功业绩。
15、革命者的生活与议员的生活有云壤之差。前者注定要一生历尽艰险，而后者充其量是要掌握专业知识与演说才能。孙中山与丘吉尔的区别就在这里。革命者除了才干还要有勇气，而议员只有才干便行了。
1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需要自己的领袖带领他们创造历史。
17、孙中山是个优秀的实行家，光说不做的知识分子空谈家以及假冒伪劣的革命家无法与之相比。
18、各阶级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平合作，是文明进步的常规手段；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经由革命才能达成广泛的民主政体。即历史免不了特殊手段。尤其是极权主义制度之下，统治阶级一向拒绝劳动阶级的合作愿望，一贯以暴力对付任何形式的、和平的参政愿望，最后迫使劳动阶级不得不采取非常的手段来铲除极权制度，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体制。在八、九十年代，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行动证明了特殊手段的推动历史的作用。
19、二十世纪初期，俄国革命团体的不断涌现，说明沙皇农奴主专政之下，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由于农奴主阶级的阻碍而迫使劳动阶级只好求助于革命。俄国的资本主义由于不具备稳定社会的力量，只好“革命家”取而代之。这说明了文明的体制有时会败在野蛮力量的手下。
20、历史的变动必然要求一些人付出代价。历史有时是无情的，使大量的平民百姓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进步的铺路石。历史之神有它的两面性。
21、在欧美，工人阶级运动最终完全走经济主义与立宪制度的路子。但是大陆中国这样的国家，当局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民权，拒绝人民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同时缺乏连续的增加劳动阶级实惠的经济改良主义的力量与社会基础。因此群众暂性的稳健，并不说明民运的愿望、趋势、火种已经熄灭。相反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沸点。
22、人类的革命不外四种原因，即劳动阶级要求生存、求发展、求自由、求创新，有时四种原因交织一起，只是比例不同。前苏联社会转型同样受此法则支配。或者说求生存、求发展、求自由、求创新是任何一场社会革命的根因。前苏联极权主义体制妨碍了前苏联劳动阶级的四种人性深处涌出的要求，因此前苏联的人民要铲除它。
23、军事系统的反叛、倒戈、人心涣散是瓦解沙皇体系根基的主因。沙皇特权政治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宅基一动房子就倒了，理所当然。
24、重大的历史关头总有重大的思想路线与组织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
25、实践出真知、实干育真才，是人类历史的无数事实证明为完全可信的真理。孙中山的历史告诉人们，离开实践实干，再聪明的人也不过是多记点死知识而已，而全心全意的实干，能使中智以上的人成就丰功伟绩。
26、伟大的人物抱定伟大的理想往往至死方休，他们的心中已经早将个人的安乐抛弃。
27、只有对历史有深入研究并深刻会意的人，才能有预见性。这种能力是现实主义的基础。
28、历史不会因伟人的去世而停止进程。
29、遭到侵略的国家转入反攻之前，都曾经历了难以写尽的牺牲。力量的不断壮大是反攻的基础。反攻是胜利的开始，但艰难的仍不可忽视，大敌仍在前头。中日战争便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例证。
30、德黑兰那样的会议应经常开，大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但是当今世界个别坚持一国专政的极权主义大国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一直背道而驰。全人类坚持民主文明信念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扫除这样的历史残渣。
31、苏德战争表明指挥是一定物质力量上的指挥艺术，离开物力便没有英明领袖，物质力量决定着战争的形式。
32、每个人都要回到人类共同的故乡，这就是命运，就是人主观努力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伟人的思想、精神却留在了人间，形成了文化财富的部份。这是常人永远做不到的。
33、洪杨起自乡村，揭竿倡义竟如浪如滔，转眼而席卷半壁河山，盖因其时倡义者意志坚决魄力宏大、敢于大胆攻城略地，集结一般贫民为主力、而清廷地方守备空虚技术及物质力量悬殊甚小之故也。尔后半世纪，清廷全力以现代装备维护专制，遂致孙黄之举事阻力大于洪杨之遇矣，孙先生后欲借苏俄之力，合大众之诚，方有联俄联共之举，而屡遇挫败，盖北洋政府竭全力于新式武备之故也。
34、阶级的分野远比民族的分野重要。我们以汉蒙二族为例：汉有孙先生一类的民主革命家，代表劳动阶级；也有袁世凯之流的专制派人物，代表压迫和剥削阶级。蒙族有一类民主人士，代表劳动阶级；也有倭仁那样抵制开放反对革新的极右保守派，代表蒙族中官僚压迫阶级。由此看，汉族好，蒙族好呢？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说汉满蒙回藏人，只要是民主派都好，反之则与文明进步背道的历史垃圾。神州大地劳动阶级永属一家，何分族别！
35、全人类的实践而不是某党某派的实践，是最诚实的证人，是最严厉的检验师，是最铁面无私的终审法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其无情的公正的审判。
36、《辜鸿铭文集》读书散记
A）、中国古代社会人群之精神，主流上受荀董之流的儒家蜕化派的专制主义浸染最深。西方某主义被引进后，其核心的民权主义遭到阉割，其压迫理论受到改造，最终成了披某氏外衣之专制主义理论。此种理论通过政教诸影响，浸入了社会与多数国民思想深处，遂使中国固有文明之精华内容（孔孟原旨主义中的民权思想）遭到遗弃。而荀董之思想得以在新话语掩护之下重新流行于人心、社会及体制之中。
B）、物质终究只是手段，人之身心的健康与文明才是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来自物的破坏力，一向小于来自心的破坏力。人类历史中大多数物恶是心恶造成。阶级制度、物权制度强化了心恶甚于物恶。情欲放纵便生心恶。以制度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以及精神的力量，共同节制人的情欲，才能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共同进步。
C）、荀子以及法家的政论根基便是性恶论，由此而发展出了提倡暴力、强权的思想。性恶论必然导引人厌憎并仇视同类，导引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家更加迷信暴政。
D）、辜氏有时只注重教育而轻视政治与制度。有时过于重灵而轻物。殊不知，有良好的制度，才会有良好的政治与教育；光谈教育必然坠入空谈。精神固然重要，然而物力之贵重也不能否认。人类实践已经证明，良好的制度、良好的政治、良好的教育之上，物质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才有满足之保障。
E）、恻隐之心乃人性固有之德，它不属于智的范畴，且与普通动物之爱心有天然之联系，不过更为自觉罢了。
F）、辜先生以为真正的中国人更注重精神生活而轻视物质的享受。
G）、求知与能知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以为食色之性是人性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偏狭的见解。
H）、孔子教导人怎样履行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人类成员的责任。甚至可以说孔孟之道就是责任的宗教。但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这种宗教才能得以实现它的理想。原旨儒教要求人做善而尽责的个人、国民、人类成员。一旦体制健全，及民族、民权、民生三类主义变为现实，儒教必能为人类造大幸福。
I）、妇女是人类文明之温床，是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之基石。只是到了阶级社会以后，一部分妇女才由于阶级制度于因此而产生的邪思邪行，而异化为文明的病疽。然劳动阶级的妇女以及物权群体之外的女性精英，仍然保持着真善美的德操，仍然承担着真善美的重任。
J）、辜先生除了对清廷辩护失之荒谬之外，他对中华文明精华的赞扬热情而又中肯。汉语能用最齐整最精美最简炼的形式，传达最大的喜忧哀乐，传达人心对宇宙、历史、人生、景物的最接近本真的感受。我想这既是非变位语言本身的优势结果，更是华夏先民情与智并重之同时且更注重精神文明（以仁心与愉悦为主体）的结果。
K）、中国的语言确是诗的语言，然而佛经翻译使之一变，近百年来之西洋著作之翻译又使之一变。前者主要增新术语，后者却添新文体。显然本世纪以来的西式汉语白话已失去了汉语文言体所固有的言简意赅、典雅从容的诗趣。汉语文学，欲表达人心、打动人心，必须吸取汉语文言体之精华，使之成为汉语白话体中的花卉与雨露。得当的文白并用间用，才能生出优异之汉语文学作品，《三言》中佳篇与《红楼梦》是此种文白间用体的典范。五千年文化史是汉语文学的土壤，舍去它，任何文学作品必成无本之木、空中飘蓬。
L）、今年是德国著名汉学家花之安逝世百年之时岁。我们应该感谢马礼逊、德庇时、理雅各、花之安那几代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西传之贡献。一想起他们远涉重洋，驻步于贫穷但文化博大的中国，忍受着清贫的生活磨难，钻研艰深的古代文言汉语，认真地传扬中国文化。其认真、严肃、勤勉、负责之作风，象唐三藏与梁起超一样，永是中华学子之楷模。在他们的身上显耀着良知与理性的光辉。花之安认同孟子，正是人性与真理存在着共同性的有力证明。花之安的业绩告诉人们，真理是永恒的，时代、地区、人种、文化的差异都不能损害真理的永恒性。追求真理是人类之天性，正是此种天性，使花之安与孟子心心相印，使东西文化汇通于一处，使真理成为人类共同的灯塔和保护神。
M）、宪政主义是人性的共同需要。只要人类具备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之后，宪政之下的民权主义就必然成为诸多精神世界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
N）、辜鸿铭说：“我们东方文明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后来，冯友兰重申了此点——“王道”即民主社会之道。孟子答梁惠王“王若发政施仁”一段，阐发的正是民主社会的状态。
O）、其实辜先生何尝喜满清王朝。他不过是要与流行的投机思潮划清界限，故而借为清廷辩护，来证明自己的清正，来赞美他梦中情人——中华古典文明思想而已。
P）、辜鸿铭看到了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中的人的与社会的弊端，便产生激烈的批语意见，由此而认定精神文明是中心、是文明之首要。他对西方近世文明的厌憎以及对东方传统精神价值观念的狂信，无不基于他对物欲横流、人性良知广丧，极愤慨之心态上。
R）、中华文明自明末，渐与欧西文化汇通，尤其近二百年来因全球一体而东西完全沟通以来，真正学贯中西之群体中，当首推辜先生。先生不止是通西语而已，实乃贯通中西之思想巨星矣。
S）、温源宁文从个性分析的角度剖析辜先生行为，思想之根因，有什得重视之处。因为辜先生浪漫情怀，故而他乐于享受生活，因为他悲天悯人，希望全人类都享受安乐，故他力倡孔孟之道。
T）、人的即精神与行为的现代化，不可能孤立地自动地自天而降。根据宇宙万物“缘起互生”的原理，人的现代化与物质的，制度的现代化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人是社会的人，又必依物质而生存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必是一定社会制度下与一定物质条件下的现代化。现代人必须具备系统论的方法立场，全面地考察事物间互动关系，摆脱单向因果论之狭隘视野。
U）、或曰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余以为此论偏矣。人不能孤立地现代化，必于一定物质的精神的制度之下才能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行为的制度的四个方面。人之现代化其中之二也。
V）、整体中四个子系统的互为因果、互动的物性，一些人撇开前提仅强调人的现代化的心理根因大概是针对普遍之道德沦丧与普遍之素质低劣有感而发。那些学者之水平远在我上呀！必须看到离开制度现代化与物质现代化之前提，人类或某个社会是无实现普遍的人的现代化的。另外也应以系统的眼光看现代化。精神的与人的现代化即行为的两部一体之现代化是现代化之主体内容与现代化之最终目的，但非其全部。精神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内容是人的道德化，即人道化与民主化。
W）、辜鸿铭是深邃的博大的，更是高明的、中庸的。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什么仅仅是文明的物质条件。将每个人都培养成有道德有教育的人类成员，才是文明的最终目的。行于此途的文明才是正确的人道的。因而符合宇宙法则的文明，相反的文化只能造就劣质文明。碚先生是劣质文明的激烈的批判者与坚决的反对者。
X）、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辜先生具备中庸所言的君子标准。说辜先生是文化怪人是很肤浅的。识中西文化之真相，执贯通中西之牛耳，脱唯利是图之俗气，举文明思想之火炬者，辜先生外，尚有几人？千万不能因为他曾替清廷辩护而鄙视他。他是独竖一帜的。他是空前旷后的，他对当局及民俗中恶习的辩护。本意不过是要人们重视中国固有之文明的价值，这种文明的蓝图在他看来，存在于孔孟之道里。
Y）、五千年来，中国之知识分子德智兼备的博大精深的，要数鸦片战争至国共易鼎百年中的几代。他们或国学精粹，或西学深邃，或中西贯通。辜乃其中一帜也。五十年代以来或教条庸俗，或学力肤浅。思想、学术欲赶超上面提及的那几代人之水平，尚须时间，尚须八十年代以来毕业的知识分子奋起直追。反顾自己，已无力于此领域作全力以赴的投入。故深望我同代人中涌出大批勇士。跋涉于贯通中西，有所创新之道途。人生是一连串艰辛的劳作，而追求真理之人生更为艰辛。所以只有象辜先生那样，具独立之人格；象孙中山那样深切关注国民命运，厚积而薄发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新时代思想的领路人，才能成为大陆社会转型的推动者。
Z）、我三十八岁才遇上辜先生，得蒙其遗教开愚启钝，于东西文化比较方面利益国良多，于物灵关系（即物质与精神关系）之领悟，更进一层。
37、亲爱的女儿，时代已进入商业化横行霸道的地步。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已浸入了多少人大脑骨髓。物欲与广告，卷走并淹没了难以计数的人的灵魂。人类文明的本源性力量——恻隐之心与羞耻之心，遭到猛烈的围剿与潮笑。在这样物压倒灵的世道里，做一名真正的文明的妇女是多么不易。然而坚定地做一名真正的文明妇女，正是你父对你的诚望。社会管理是离不开权力的，但权力并不应超越一切，而且更重要的是，权力究竟是由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方式产生的；金钱的确也为人类生活所必需，但金钱并不能满足人性全部的天然需要，并且金钱的获取方式应该接受道德力量的裁判，一旦我们认清权力与金钱并非人性全部的必然需要，并认清它们必须受道德严厉裁判时，我们便能脱离社会庸俗，甚至是肮脏浊注流的浸浊。物质生活的确是必不可少，但仅仅是生活的基础需求与低级需求；灵的生活，即精神生活才是人类的上层需求与高级需求。人类成员一旦获得了基本的物质满足之后，便应该力求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才是文明的真谛。在物欲淹没了精神文明的地方是不存在真正的人类文明的。
38、亲爱的女儿：淑女就是文明妇女。淑女就是要爱劳动、践勤俭、守诚信、存善心、履善行、持恭谨、爱知识的妇女。每个现代女子，固其本性有善，只要努力实践、刻苦修持，均能成为淑女。成为一名淑女就是成为一名文明的女性。在道德虚无主义的吹嘘者乱窜于人间所有角落之岁月里，只有那些意志坚定，悟性很高，知行并重的女子才有可能避免堕落生活的坑害。淑女必然有福，因为这样的女子必受到全人类的尊敬与爱戴。投机取巧毫无诚信的女子只能得意一时，骗人一时，一旦她的欺骗行为、背信行为暴露，她便必然陷入众叛亲离、苦恼缠心的凄惨境地。已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女子同样应该奉行的准则。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你若欺骗了别人，你就得准备接受报复与惩罚。但是没有人会报惩淑女，人们只会给她们赞美和荣耀。
39、孟子曰王不待大。观古今事实。验证多矣。汤武文王固已为陈绩。日、新、西欧诸国。当为新证。地不在广大。人不在众多。资源不在博厚。人群兴旺者。惟在良制良风。良制者众人权利之依据。良风者。化育人心之春雨也。二者相辅相成。同造文明之温床。共催人群之德智。自然界具类似现象。有树高大而无果，藤弱小却果硕者。此亦为外观大小不能决定效果之证明。文明史中，地广人众而国弱民贫者多矣。王不待大岂虚言哉。若无良制良风，则地广人众适为假大空所利用，而成误国误民之轸域。不亦明显乎。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