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伦理与道德的起源
人类生活在血亲关系之中；也免不了要与血亲之外的同类发生民间交往；更离不开群体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每个人类成员基本上生活在三种关系之中：血缘的、民间的、公共的。由此我们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兄弟姐妹间的、夫妇间的关系称为人伦关系，其间的行为准则称为伦理；将每个个体与非血亲的同类成员间以私人身份的关系称为民间关系（又可称为普通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间的关系，称为公共关系；将民间的、公共关系的行为准则称为道德。这样的区分既符合人类伦理与道德的实践领域的事实，也较为符合思想史上的概念传统。将伦理与道德笼地混淆使用，不利于概念应该与事实同一的要求。这样的区分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总之称伦理为血亲间的行为准则、道德是民间交往的与公共生活的行为准则，对实践和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求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低等动物的世界，我们看不到系统的伦理道德的影子，因为低等动物的精神机动还没有达到赋有智慧（即赋有精密思维能力或曰理性能力）的水平。在群体组织性（即社会性）略有雏形的蚁群、蜂群、狼群、猿猴群中，人们还不能说具备系统的伦理道德的实践，尽管低等动物世界也偶尔有养孤救弱的传闻，但礼让、有意识的敬爱长辈、舍已为了晚辈、自觉地遵守公共秩序、自觉地利他主义者等伦理道德行为还没有形成。天性支配活动是低等动物界的行为法则，习性支配活动是人类社会的行为法则，二者间有极大的差异。
但是人类社会的表现与低等动物世界截然不同；有血亲关系的长辈与晚辈间的互相爱护往往伴随终生，近亲间避免了原始杂婚制的乱伦行为，并以相互关心、相互礼让为楷模行为；民间人际关系（即非官方性质的人际关系）中，礼让、宽容、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等低级动物世界根本没有的行为已在人类的历史中生根、开花、结果，在人类精神世界与活动行为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烙印；在公共生活中爱护环境清洁、爱护公共秩序等一直是人类极力赞美、提倡并尽力实践的美德。
由此看来，伦理与道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为什么说它们起源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呢？人类天然地需要生存，即需要利用自然资源满足饮食、穿衣御寒、生育传种等活着的需要，满足治病与避痛、避险等安全的需要，但是因为是天生赋有特殊大脑的高级动物，即人类是天生赋有特殊思维机体、机能、能力的灵长，故而人类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人类的思维机能与硕果－智慧催使人类要更好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要更好地传宗接代，要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要更好地更普遍地增进群体的幸福与快乐，一句话，智慧推动着人类求发展。
在这种求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支配下，人类不仅不断地创造并改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组织办法、社会制度，而且不断地创造人伦间、人际间、公共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无非需要以此促进人群的和睦、团结、友爱，因此而促进人群更好地发挥智能、更好地维护秩序，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以此争取更好的生存与更好地发展。人群中缺少仁爱、诚实、宽容（中国古代思想家称之为“恕”）、守信、利他、爱护公共利益诸种伦理与道德的实践，则人群必陷入无限的混乱、纠纷、冲突、欺诈，因之而导致人群中每个成员的生存与发展都得将失去前提。总而言之，缺少伦理与道德，人类的生活便陷入无序化状态、而有了它们，人类的生存发展，才能获得某种前提和保障，因此人类创造了伦理与道德。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群中没有什么剩余的财富，人们拼命地渔猎、采集、驯养、耕种，所得只能极勉强敷衍自身的消费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欲望还没有受到强烈的刺激，加之不遵守相互爱护、礼让、平等诸伦理与道德原则必导致群体的混乱与灭亡，因此原始社会的朴素的伦理与道德准则一直风行于漫长的旧、新石器两个时代。
二、已往阶级社会，官方伦理与道德准则的虚伪性
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足以刺激人贪欲的剩余财富，不同的社会分工使得承担管理、保管的人有了贪占公共财物（也即他人财物）的机会与便利，于是原始社会纯朴的仁爱、礼让、诚实、信用、公益观念等伦理与道德的精神逐步丧失甚多，代之而起的是阶级社会的人间大争斗：为了满足私欲，父子兄弟抛弃了仁爱精神，展开撕杀，争夺权位；人群中的民间交往纠纷多于礼让，欺诈多于诚实，背信多于守信；公共生活中，私欲压倒了公心。这些现象在统治阶级的行为中最为常见。阶级社会虽然在形式上（名称上）保留了一些原始纯朴伦理与道德的提倡，实际上，却遭到统治阶级的强暴与歪曲。统治阶级假仁假义地提倡仁爱、忠孝、礼让、诚实、信义等等，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泛滥的私欲所支配的卑劣行为，为了麻痹欺骗普通的平民百姓（即劳动阶级）。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伦理与道德教条及其实践状况，便可以看清阶级社会官方伦理道德的丑恶实质。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提倡仁爱，可是他们爱过哪个百姓呢？那些统治者有几个不是骄奢淫佚、无视民生呢？提倡忠孝，不过是要国民放弃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去盲目地做国君与长辈的奴隶而已；提倡礼让，然而帝王将相争夺起权力、民膏民脂，哪一个不是如狼似豹呢？提倡诚实，恰恰他们自己实行的全是险谋诡计、尔虞我诈的一套；提倡信义，恰恰他们最不讲信义，只向天下百姓开空头支票，从不兑现，他们背叛真理、背叛国民的利益、背叛他们的上司同僚，私心有天大，根本不尽一丝一毫的职责，视法律如同儿戏，视民命如同草菅，全部的心思、时间、精力都花在迎合上司、纳贿行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恶事之上，这样看来哪来什么信义呢？总之表面上奉行孔子学说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提倡的伦理与道德全是鬼话。他们真正实行的不过是：愚弄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中共保守派在这方面最为典型。
但是人类几万年以来的伦理与道德实践遗产的精华并没有完全死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少数坚决忠于真理的知识精英以及许多朴实善良的劳动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一直遵守并宏扬了真正的仁爱、礼让、诚实、信义、利他、奉公等伦理与道德原则。在统治阶级伪善的伦理与道德横行于诰令、邸报、书本、墓碑、文告等等之中时，精英知识分子与优秀的劳动者坚贞不渝地捍卫了人类应有的德操，其意义远大，功不可没。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它是建设新伦理与新道德的历史基础。
三、普遍的伦理与道德准则
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创造了许多不同的伦理与道德准则。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墨家学说、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概莫能外。它们主要重心是确定并提倡一定的伦理与道德准则，而且一致地反对危害他人、危害公益的行为，视之为邪恶。上述各种宗教与哲学派别除了要解答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外，主要是为了创设准则，满足人类伦理与道德的需求，儒墨二家的思想体系则基本上可以说完全以此为中心。博爱、礼让、诚实、守信、利他、奉公是它们共同的思想核心，或者说是它们共同的基本的学理。
佛教虽有大乘小乘之分，但基本教义没有大的区别，差别仅在于达到真理的具体方法不同。佛教提倡“不杀生”、“普度众生”、“慈悲为生”（《观无量寿经》的“佛心即大慈悲”），就是提倡博爱。佛教认为谦让、宽容是美德，《傅光录》说：“有人憎恶你，切勿怨人；有人毁谤你，切勿咎之；应礼敬他们，绝不可厌恶之。”《经集》中有这样的话：“怀忿怒之癖，憎恨，习于否定他人美德，具有妄见，文饰外表，非人也。”又有言曰：“在恶意的人群中不怀恶意，在手握刀杖的人群中言行温顺，在执着的人群中亦不执着，是谓圣者。”《法华经》则记载着一个坚定虔诚的教徒，逢人便施礼，无论人怎么不理解，他也不气馁，仍然坚持礼让如故。佛教提倡不妄语，就包含对诚实价值的肯定。释伽曾说：“诚信是我们的种子……”这是对守信的肯定。利他以及作为利他的最普遍的形式——奉公，在佛教王国是颇受赞美的，颇受提倡的一种德行。《涅盘经》中载的雪山童子的故事，割肉饲虎的故事，都包含着利他的提倡。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求从孝悌忠信即从孝顺长辈、友爱同辈、忠于上司与国家，在人际交往中讲究信用做起；孟子扩充之，要求达到“老吾志，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要求执政者将善心扩大到政治管理之中，即实施仁政。礼让方面，儒家则更是提倡恕人，即宽容他人，要求人在日常的言谈交往中做到谦逊、平和、客气，即温良恭让一类。关于诚实准则，孔丘大力提倡自不必说，至子思处则获得了更深厚的形而上学的依据，子思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他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实实在在，诚实无欺，而实践诚实是人的法则，是人追求真理的道路。他的潜词还有：人实实在在与自然实实在在是一类的，只不过主体不同而已。二千年来，“诚”在儒家思想史上地位极高，被确定为树立正确的伦理与道德观，实践正确人生，建立利国利民的功业的出发点。或者说被确立为建设健全的精神世界、树立正确的伦理与道德观、指导正义活动的先决条件。后来甚至被夸大到了“不诚无物”的地步。儒家当然是提倡守信的，孔丘说：“人无信不立”、“言必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等等。到本世纪中期，仍有人大力提倡“信义平和”。儒家学说中包含有许多利他主义的提倡，“仁民爱物”、“已所不能，勿施于人”、“亲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是利他；要求执政者实施仁政，与民同乐，是利他：“有杀身以成仁”则是利他主义的最高倡仪，包含着儒家的利他主义不排斥殉道主义；奉公则是利他的普遍形式，更为儒家所推崇，孔孟对尧舜禹生活非常节俭、极力勤于政务的赞美就是对奉公典范的赞美，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儒家数千年来赞口不绝的，也是劳动阶级景仰怀念的奉公事迹。在儒家看来，最高级的理想与真理一旦实现（即“大道之行也”），普天下人人以奉公为职业为日常工作的中心内容天下为公。由于人的贪欲影响奉公，所以儒家将克已放在奉公之先，作为奉公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墨家由于其学说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倾向，故而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制，数千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但是墨家的学说是战士的学说，一旦重新予以发展式的继承与提倡，则其思想中的真理精华必定重放异彩。墨学的博爱思想比儒家的更彻底。儒家是比较保守的博爱主义者，要求人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由孝悌忠信进而到克已奉公；而墨家提倡兼爱，即对所有的同类不加区别地一律报以爱心，要求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并认为不相爱是人间战乱、纠纷、矛盾的根因，即“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对兼爱的论证是功利性的，他说：“诸候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从保障并增进天下所有人的福利的角度，大力提倡了兼爱（即博爱）思想。墨子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是一致的。墨家的礼让学说与儒家的大致相同，都要求人和睦相处，都一致地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是最大的不礼让。孟子说自古以来会战争的人皆是大罪犯。墨子说非正义的战争是最大的不道德的行为。这些从反面体现了他们对礼让不争、和平相处的渴望。诚实在墨家那里还获得了哲学依据。墨家既提倡取实予名，必定反对弄虚作假；提倡口言身行，无疑反对言行不一与表现不一。名实相符的哲学观是言行一致的道德要求的思想依据。墨家讲究守信，并不停留在口头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实际的行为中，实践诺言与为义（履行道德责任）而赴汤蹈火是墨家信徒的基本素质，墨子及其弟子经常帮助被侵略的国家进行自卫战争，不避生死，以信义为重，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学派了。利他主义一向是墨家的旗帜。他们的理想是人人相爱、消灭战争，他们的活动经常围绕着济人困危之事，有侠肝义胆的气魄。这些都是人类文化史难得的珍贵财富。墨家对奉公的肯定、提倡、赞美不亚于任何时代的为公学说，墨子说：“仁人志士，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对大禹奉公的美德的推崇超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学派。而且墨家还将是否有利于天下公共利益作为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他说：“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的百姓人民之利。”）
基督教经典《圣经》中摩西十诫与登山宝训中，“要孝敬你的父母”、“不可杀人”、“爱你的亲人”、“其次要爱人如已”等等，提倡的是博爱的思想。教人不要恶语伤人，要学会忍耐克制，要宽容他人等等，提倡的是礼让思想。“不可撒谎”、“不可作伪证陷害他人”等，提倡的是诚实准则。要求守信的教义处处可见。耶稣全部学说的中心是要人实践利他主义，他知道私利与利他有时处于二难矛盾之中，故说：“谁要从了我，背起十字，必须抛弃他的所有。”最终耶稣以身作则，树立了全人类最高大的利他主义的典范。基督教在教义与实践中要求人克已奉公，达到了极其痴迷的地步，可以说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由此而实现人类普遍的幸福。
在伊斯兰经典中，我们处处能见到提倡博爱、礼让、诚实、守信、利他、奉公的教义。可见这六个伦理与道德准则是全人类多数人共同承认的准则。为什么说多数而不说是全部呢？那是因为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封建主、官僚阶级、军阀以及他们的附庸裙带等等并不真心诚意地信奉并遵守这些准则，真正信奉、笃行这些准则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及劳动阶级中广大的优秀分子，他们构成了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的多数，一直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这些伟大的对全人类普遍利益有着重要促进意义的准则。正因为如此，人类的伦理与道德的火炬才得以不灭，延存下来，其阵容日见齐整，其信徒日见众多，其力量日见强大，其光焰日见明媚。
四、新时代的新伦理与新道德
人类的每一代都在历史遗产中寻找营养。但历史遗产只是一种参考，每一代人不可能简单地停留在这种既有的营养之上，原封不动地重复往日的文化程式。人类的实践表明，每代人都在新的环境中，根据新的需要，以新的工具与知识，开展了各自的新创造，包括工具、学理、物品、制度、规则、思想诸方面的新创造。对于新伦理新道理，也一样，无论哪一种社会结构都极力创造符合自己特定需要的准则。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整个人类历史（自其产生至其消失）角度看，人类的伦理与道德具有其自身的普遍性与一致性。我们所需要的新伦理与新道德，仍不能割断与历史遗产的联系。建设新伦理与新道德不是要在毁掉遗产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而是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田园中继续浇灌。
我们应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过去创造的伦理与道德准则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并用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来确立并笃行人类普遍的伦理与道德准则。新时代，应该以敬爱长辈、友爱同辈、慈爱晚辈为伦理准则；以诚实无欺、宽容大度、谦和虚心、质朴守信、助人为乐为民间性质的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以爱护自然、爱护秩序、公益至上为公共道德的准则。
新伦理的敬爱长辈与旧伦理的孝顺父母有所不同。敬爱父母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尊重长辈人格、关心长辈冷暖；而孝顺父母则含有要晚辈牺牲自己独立人格，将一切意志与事业都交给父母安排的意图，甚至连婚姻也要从父母之命，否则就是不孝，这是极不对头的。
新伦理的友爱同辈与旧伦理的“悌”不同。前者要求人关心同辈之时，不要忘记维护双方的人格平等与思想自由，免除一切勉强的或强迫的行为，而后者却要求人一味地屈从于长兄的意志，其中有奴隶哲学的味道。
慈爱晚辈就是爱幼，但是新伦理的慈爱晚辈必须坚持科学与道德的立场，长辈不但要关心晚辈躯体的成长，即不但要关心晚辈是否有合理的衣食住行，更要关心晚辈的心理建设，要帮助他们自小就注意清扫一切旧的文化糟粕对心灵的影响，要防止一切与人格尊严、思想自由相背的文化垃圾对晚辈精神世界的污染。这与旧时代旧伦理中的爱幼有实质性的不同，旧伦理之下，尤其是特权阶级的爱幼不过是放纵、溺爱、骄惯晚辈而已，特权阶级用剥削来的财富培育子孙，无限制地任子孙坐享其成、不劳而获，逐步养成厌恶劳动、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进而认为不劳而获为人生光荣的腐败的价值取向；特权阶级的爱幼还包括着这样的走向：害怕科学与民主对晚辈的影响，特权阶级对科学与民主恨的要死，怕得要命，以言传身教为途径，竭力防止他们的子孙接近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媒介或人物，总之旧伦理之下的特权阶级以腐败的寄生文化为爱幼总纲，因此而严惩地腐烂晚辈的心灵，使之成为病态国民，成为阻碍文明进步的腐朽力量。这种以科学与民主文化为敌人、只顾用腐烂的特权毒害子孙的旧伦理中特权阶级的爱幼模式，是新伦理中慈爱晚辈所不取的，所极力反对的。中共保守派正是这种旧伦理的疯狂的实践者，他们对待自己的晚辈的全部热望是他们的完备能接受他们的特权寄生的思想。
新的民间人际道德准则，与旧道德中的仁爱、诚实、礼让、守信诸准则，从字义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实质上有极大的不同，笃行新道德时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总起说来新道德的实践对象是一切劳动阶级成员以及其它阶级中所有良知尚在并为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权益做出或正在做出努力的道德精英分子。难道对喝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也能诚实无欺吗？难道对以谋害人民利益为职业的人能宽容大度吗？难道对剥夺了你一切该享有基本人权的人能谦和虚心吗？难道对以偷盗国为、徇私枉法、草菅人命为职业的人能朴实守信吗？难道对以民为奴的人应该实践助人为乐的准则吗？万万个不能，如果以那些类人为新的人际道德的实践对象，那就是最大的不道德，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新的人际道德实践的对象不包括那些人，它只以劳动阶级以及为劳动阶级谋求利益的人为对象。旧道德就不同了，摆出一付超阶级的面孔，似乎所提倡的仁爱、诚实、礼让、守信能通行于所有的人群之中，好像一切阶级之间没有什么障碍，完全能够做到相互仁爱、诚实、礼让、守信，其实旧道德的提倡者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么是为了愚弄百姓而乱放烟幕。旧式的官僚统治阶级，与中共保守派一样，哪个对人民仁爱过、诚实过、礼让过、守信呢？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老百姓到了人吃死人的地步，他们还在加税加赋加役；为了欺骗天下，他们无时不在撒谎，而且将一切天下大事国计民生的策划，安置在私人的酒宴上，朝廷的深宫里，使之完全变成了少数人的阴谋诡计；杀了为求生存而造反的百姓却说是杀了土匪、盗贼、叛逆，这样看诚实在哪里呢？为了私欲、私利、权利，官僚阶级除了脸不要，其它什么都要，就是行路，也要求百姓避让，由此看礼让，在何处呢？为了欺骗人民，一任又一任的封建统治者，就象中共的保守派一样，总是许下很多诺言，说是要怎样的解决民生，说是要怎样的秉公执法，说是要怎样的完成左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的改革计划，但最终腰包塞满，赃物捞足之后，屁股一拍，转身一走，留下的是数不清的冤案、空荡荡的粮库银库，混乱的社会秩序、崩溃的经济、一代又一代面如土灰骨如枯柴的挣扎于饥寒病交袭困境中的百姓，或者说封建统治者，与一百年来的所有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一样，没有一个不吹牛皮、不夸海口、不许下积如堆山的政治诺言，但是结果总是政治越来越黑暗，官吏越来越贪婪，官场越来越腐败，经济越来糜烂，百姓越来越穷困，社会越来越混乱，试问，他们对民众何曾守信过呢？这就是人际新旧道德的不同，旧道德是骗人的鬼话；而新道德要努力扫除这些鬼话，将新道德的真正笃行寄托在劳动阶级以及为他们谋福利的社会精英的活动之中。
新的公共道德的利他主义与公益至上主义的真实要求是什么呢？它们是德赛先生旗帜下的利他行为准则，它们的对象仍然是劳动阶级以及为劳动阶级谋求利益的人、团体、组织，此外任何个人、团体、组织都无权成为它们的实践对象。
新道德中的利他主义与公益至上并不排斥合情合理合法的个人爱好、情趣、意志、人格、利益。汉语中的“私”字主要有二层意思：一是个人性质（INDIVDUAL）的；另一是以个人为中心（SELFISH）的。后者明显带有贬意。新伦理新道德反对的是第二层意思上的“私”，而且为了避免混淆不清，尽量将一切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或损害他人利益的欲望心愿、想法称为“贪欲”，由此支配的行为称为“贪行”。只要按合情合理合法思路考虑问题的私人愿望与私人利益，只要以此类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新伦理新道德只会肯定之、赞成之、提倡之。新伦理新道德在承认合理的私人愿望与私人利益的前提，同时又必然要求行为主体公私分明，两者兼顾，在保证合理的私人利益的同时，行为主体必须具备公共利益的意识，必要时还应该舍弃私人利益，全力以赴地为公益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总之在新伦理与新道德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大多数场合下，并不相互排斥，相反互相补充互相增益，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某个人舍弃私人利益而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只表明此种公益至上的行为与其他的很多个人利益完全一致。从总体看来，在更高级的水准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完全和谐一致。只有多数人都以公共利益为重之时，多数人的私人利益才能获得更好的实现与保证。合理的私人利益只是新伦理与新道德的目标之一，但是其实现的一大途径必然是多数人切实地信奉并笃行公益至上的准则。公益至上的目标是保护许多合理的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必须有利于整体的幸福。只有新的社会结构即民主制度及新伦理新道德才能将二者完美地协调统一起来。
实践新伦理与道德，需要新的人格。新人格的第一要素是独立自由的意识即自主意识，它是纲常伦理的否定。三纲要晚辈做长辈的奴隶，妻子做丈夫的奴隶，国民做国君的奴隶，实质上是要天下除天子外所有的人都统统放弃自由与尊严。新人格恰与之背道而行，首先肯定独立自由意识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创造力的活水源头，是文明发展推动力。新人格的第二要素是博爱精神，以此为内驱力为指南，才能有爱人如已、敬爱长者、济危扶困、同情穷人、帮助穷人等高尚行为，奉行利他主义、献身于公益等行为正是这种爱心的扩充增大。新人格的第三要素是民主精神，那就是宽容大度、尊重他人（推而广之是尊重人民）、谦和虚心、诚实守信的精神。宽容思想近几百年来一直为人类所珍视，它是尊重并保护生活多元化的意识前提。缺少宽容，便人人自以为是，嫉妒他人，忿恨他人，攻击异已，排斥异已，于是每个人应有的选择生活方式、从事创新活动的权力必然遭到封杀。谦和虚心是减少人际冲突、促成有益交流、保证他人人格尊严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宽容的具体途径之一。诚实守信包含着坚持契约观念，契约观念是人类无数实践总结出来，并予以高度肯定的有益于普遍福利的观念。不诚实不守信的人是不会笃行新伦理新道德的。不诚实的人是不会为民服务的。不守信的人是挑不起造福民众、推进文明的重担的。所以说自由、民主、博爱、诚信的精神是新人格的思想意识构造的要素。离开这些精神，便不会有新人格，便不会有人笃行新伦理新道德，因此便不会有合格的改新运动的主体。
新的人格反过来又必定能促进新伦理、新道德的现实化与普遍化。人类已处在前所未有的发达的物质文明水平之上。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既有的物质财富，人类必须更好地笃行敬爱长辈、友爱同辈、慈爱晚辈、诚实无欺、宽容大度、谦和虚心、质朴守信、助人为乐、克已奉公、公私分明等新的伦理与道德准则。由知识精英、劳动阶级的精英、以及各界精英组成的社会精英，必须将这类意识种植到精神田园的深处，以此来构建新人格的伦理道德的意识基础，以此来保护并推动文明的健康发展，并且要将那些信奉并实践旧伦理与旧道德的人转变到自己的阵营，将那些陈腐的剥削阶级的特权意识、观念、残渣、余孽扫到粪坑里。这是社会精英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健康精神的根本任务。当新伦理、新道德在新的制度中取得优势时，它们将象清泉一样为人喜爱，象春风雨露一样能给人间带来喜讯，象朝阳一样能使人的精神世界充满光明。（完）
杨天水于南京龙潭监狱一九九七年春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