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思考录之十二

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博士有个奇谈怪论,说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其实,这是中共的国情论的翻版。二者的核心都是要维护中国的专制主义。

自由民主的要求,来自于人类的心灵深处,也可以说来自人性深处。即便是在石器时代,蒙昧的原始人类的心灵深处,也应该赋有自尊、平等、自主的要求和愿望。只不过那个时候,社会的发育水准和人类的知识还很低下,人类的这种天然的潜能和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完好的表达。到了文明时代,人类无论哪个角落,哪种文明,都有了自由、平等、人权、民权的理论,古代华夏文明也好,佛教也好,古典希腊罗马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也好,无不如此,以自己的语言和论述的习惯,表达了对人权和民权的认可以及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提倡。可以说,自由民主的制度,既是人类的天然需求,更是文明人类的的自觉的追求。

自由民主的普世性质,来自于它的人性根基。难道人性有东方西方的差别吗?既然没有,为什么西方人能够实践的自由民主的精神和制度,我们东方人就不能够借鉴呢?其实,无论是古代或今天,东方人类都实践过形式上大同小异的民主制度。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尝试吗?伊斯兰四大哈里发时代,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没有贯串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吗?如今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华民国、香港,那一个没有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呢?这些国家不都是东方国家或地区吗?

是否专制制度,就适合中国呢?按照杨振宁博士的逻辑,其言外之意,就是肯定的答案。

这种认为专制制度适合中国,乃是一种罪恶的理论。专制制度,尤其是中国的专制制度,无论在哪个行政级别之上,都是一个人的统治。一个人的统治会为大众着想么?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为大众着想吗?用什么力量节制他的私欲并弥补他的缺陷呢?他以及他的附庸制订的法律,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意志和需求吗?即使迫于世界大势,有些法律条文符合通行的文明准则,但是他们在实践会实施或遵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里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显然,杨振宁博士认为自由民主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言下之意专制制度才适合中国的无稽之谈,就是要让兽性混入中国的政治。那么中国国民的意志,中国国民的价值,中国国民的尊严,在这个博士的眼里,真是犹如粪土了。按照他的思路,他的心目中只有专制统治者的意志、价值和尊严,难怪他经常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的座上客。

兽性混入政治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样子我们中国国民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那是统治者可以随意杀人;或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将劳教、逮捕、判刑、杀头等等当作政治任务,强迫各级政权机构完成下达的指标数目;可以随意以“统销统购”为政策,抢劫农民的劳动成果;可以随意剥夺或封杀国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迁徙等等所有人性所必需的自由;可以随意关押、监禁、摧残除了专制统治者一个人外的任何国民;可以随意地违反科学、违反人性、违反民意,实施荒唐的劳民伤财的政举;可以随意地贪污、挥霍、侵占国库里的国民血汗,最后将一个国土广大、人民勤劳、文化悠久、气候温和、物产丰饶的中国,沦落为一个愚昧大国、贫穷大国、落后大国。

杨振宁博士反对人性的政治,赞成兽性的政治。为什么呢?难道他没有学问?最起码他是物理学家,多少有点政治学的常识;难道他没有见识?不会!他留学和生活于美国,游历于世界各地,什么样的政治方式和政治结果没有见过?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物,要犯常识性的错误呢?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知道中共的专制派在收买显要人物方面,是不惜代价的。当年中共化了大的代价,将中国历史上最没有灵魂的一些人,诸如张学良、杨虎诚、宋庆龄、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以及那些号称为民主党派的要人,其实是政治上的糊涂虫,收买到自己的阵营,为自己涂脂抹粉。中共的专制派,目前会不会在西方世界重演这些故技呢?那些享受了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宽容空间的贪婪者,有几个没有接受中共专制派的收买呢?

尊敬的杨振宁博士,你在物理学界,是行家,而且也只是在你擅长的领域是行家,如果你在政治学领域,的确是个外行,那么你就应该谦虚一点,不要信口开河,跟在中共专制派的后面,大唱国情论的老调,说什么自由民主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这样的无稽之谈实在是违反常识的事情,也极端地有害于中国十几亿苍生的权利和幸福。赞美专制,就是赞美罪恶。请你停止这样的赞美,树立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水准。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民主制度,是一切类型的人类社会中最合乎人情的、最先进的和最不可征服的。”这个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你愿闻知吗?

杨天水于中国大陆
2004年七月下旬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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