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六

八月初,自合肥返回南京后,烈日之下,更加感到有必要前往上海拜访那里的朋友。到了上海之后,白天见到了忠厚仁义的戴学武,我们一见如故,立刻交心,都认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追求的是制度的转型,我们是推动者,不是推翻者,目前需要以启蒙和维权为重心。

晚上他驱车数十公里,将我送到上海西北郊的嘉定区,就是在这个整洁的原来为嘉定县府的地方,我再次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国涛。

李国涛,约五十岁,“文革”时期,作为上海的知青,被下放到东三省的北大荒,中共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考回了上海,而后又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于上海一所高校读完研究生课程。九十年代以来,因为直接参与或带领自由民主运动,先后遭到七年左右的劳教所的监禁。

他身材不高,由于下放和牢狱的折磨,看上去和多数民运斗士一样明显缺乏营养,有些微驼,头发稀疏,一付信实真诚的笑貌,戴付高度近视的眼镜,不断的牢狱之灾,耽误了他的生活安排,仍然是个单身,和老迈的年近九十的老父住在一起。

他从来不追求个人的享受,衣裳都是很老旧的,穿一双破旧的冬天穿用的皮鞋,住的房子是父母八十年代分到的老旧的房子,没有任何装潢,几件旧的不能再旧的家具,显示了他一贯的俭朴,电脑是放在一个木制箱子上的,这样的木箱,恐怕只有进城拣破烂的那群人才经常使用。

然而,正是这样的国涛,今年以来,和戴学武一起,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万余元,接济浙江落难的民运斗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接济安徽蚌埠张林的家小和王庭金的家小,接济重庆的许万平家小,同时也接济了到处漫游的我。无论外出到哪里,他和学武仅吃盒饭,盒饭之外的任何食物,在他的眼里,都是奢侈浪费,他的观念是要节省,为那些需要救助的落难的同道或者同道中的困难户节省。

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平常的人物,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古兰经》有言:“敬畏者,在富裕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国涛虽然没有明确地皈依某种宗教,但是他的优异的品格符合几大宗教中的任何流派的准则要求。他敬畏良知,实践自古以来任何先贤都认同的博爱的原则。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合格的佛教徒,是个合格的基督教徒,也配称真正的伊斯兰教徒—真正的穆斯林的品格。

说国涛是个劳谦君子,一点也不过分。吃苦耐劳和谦逊恭让是他的特点之一。今年春天以来,他到南京,到蚌埠,和我们一起日夜切磋,商量如何纪念六四,在我遭到行政拘留的期间,他和安徽蚌埠的张林王庭金反复邮件往来,修改我们共同草拟的文章《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亟需民主英雄主义》,这篇文章的主旨不但是呼唤人们不要忘记六四,呼吁中共当局实施积极政改,同时也指出民主英雄主义的实际力量蕴藏在哪里,目的是要扫清悲观主义的迷雾。

这夜,国涛特别强调了必须立刻发起废除劳教制度的全球性签名请愿活动。我不反对他的构思,只是希望能够在立秋以后进行。请愿是最温和的依法维权活动,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吸取军事行动的一个规则—一次战斗之后,是需要休整的;而投入一次新的战斗之前,则需要充分细心的准备。次日,国涛和我一起乘车,约三个小时,才从大上海的西北部到了它的东南部。就在前中共检察官、现自由思想家的顾则徐的驻地附近——南汇区祝桥镇,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则徐。我们三人海阔天空,古往今来,无所不谈。书桌边,道路上,小吃铺前,留下了则徐很多博学而机智的言谈,以及国涛很多直率而恳切的言谈。入夜,我们在躺地板上一直聊到入睡。

天亮以后,国涛和我告别了则徐,前往大上海的西南部——梅陇火车站附近,在那里我找到了流亡海外的民运斗士——陈荣利的同案管林根,他说他们的判决书已经自老家盐城寄往上海了,一旦收到,就立刻以邮件的方式发送到我的信箱。我再发送给台湾人权促进会。但是我担心,路上遭到官方的拦截,后来果真是途中丢失了。

我在梅陇站候车前往杭州,国涛一直陪我几个小时,到接近黄昏,车子进站后,他才离开。望着他的背影,那个曾经受到很多年牢狱折磨而后有些微驼的背影,我的心里,敬意之上,不免搀进了悲痛的感觉。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国民的代表,应该是国民的公仆,然而专制制度剥夺了他这样的机会,同时将很多政治迫害强加到他的头上,压抑了他的德才的施展。

这次分手以后,我于八月十四日到了昆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此外通过电子邮件,了解到他一直为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全球签名请愿而操劳。那些大量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他理念、热情、正义感和不懈的勤劳。

最近听说他遭到上海警方的禁锢。这种禁锢,完全是非法的,非正义的。警方没收了他的电脑,搜查了他的住房,不容许他走出家门,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到目前为止,他的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

这位上海城下的特立独行者,在大上海四处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不但昼夜为自由民主的事业而努力工作,而且尽力帮助更加困难的朋友,同时既不畏惧强权,又依法请愿维权,其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引以为模范。

杨天水于昆明
2004年九月中旬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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