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八

告别了上海的李国涛和顾则徐,我赶到了杭州。这个地区是中国大陆民运发达的地区,人才济济。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是以前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故乡所在的省份,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感情就有点特殊。尽管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的政党和政府,由于要抗击帝国主义、马列主义,无法完全自由民主,但是这里的民众,尤其是年龄大点的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的倾向于国民党,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是彻底的专制和腐败。

几个著名的,也是坚定的民主党人,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他们是朱虞夫、祝正明、毛等。这次,我拜访了三位有代表性的民运人员,一个七九老民运,虽然文化不高,但人品纯正,信念未改;一个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朋友,虽然年龄和我相仿,但是七九年民主墙时代,就已经勇敢地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一个是单称峰女士,她也曾经因为参与九八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而被当局劳教了三年。

这几个人都被劳教过。浙江的劳教所,同样是蛮不讲理的地方,官方不但将体力劳动施加于他们身上,同样将精神禁锢施加于他们。劳教所不容许他们看书,甚至马列著作也不可以阅读。专制制度剥夺人们的自由,剥夺人们的追求知识的权利,是一种历史性的的罪恶,而且实施这种罪恶的主体,带有团伙性或集团性,他们违背人类的良知,颠倒人类公认的是非标准,支持邪恶,打击正义。在这股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邪恶潮流的操纵下,浙江的自由民主斗士,受到的损害是非常深重的。

交流中,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普世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和追求,根因在于人性深处,人类的普遍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了自由民主不但是最有效的最公平的制度,也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制度。就是说人性和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普遍认可的而且证明可行有效、公平公正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中共的专制派及其扈从喧嚷的那样是什么“西方的”、“会引起中国混乱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他们都认为,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公民广泛的参与等等,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主体性内容,而这些内容,在目前世界,已经有五分之四的国家予以实践,其结果总比专制制度更受人们的欢迎和赞同。

在中国要实现这样的制度,还需要和平的理性的道路。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一致的。因为时代的特点,和平理性的道路一定是中国民运的主流。当然主流派也不必反对非主流派,民主化的性质,要求我们尊重不同的意见,实现多元见解的共存并处。

他们也同样认为,目前的种种现状,使得我们主要还必须以启蒙和维权为重心。启蒙和维权的方式,必须是多样的。各地之间应该都都交流,实现互动。而且首先必须我们自身很好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否则我们难以在民众中产生应有的影响。

他们经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照顾被监禁者和他们的家属。由于官方的挤压和暗中阻挠,经济上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坚强地承担了道义感,保持了自由民主斗士应有的高尚品格。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单称峰女士。他不到三十岁,看上去还要年轻得多,娇小玲珑,双目明亮,赋有一种文化教养之上的灵气,可以说,她是我们民运阵营的美女之一。大学毕业后,她一直是个上班族,中国民主党九八组党遭到打压后,她也被劳教三年。

中共专制派对单称峰女士的监禁和迫害,不仅仅是政治的迫害,也是对女权主义的侵害。这种本来属于我们民族良心和知识精英的人,总是受到迫害和打压,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权和民权的侵犯,对女权的侵害,只要专制制度继续存在,就不会自动终止。我们有责任和国民一道,依靠实现自由民主的制度,来终止这种邪恶的现象,这种危害中华民族生机的邪恶现象。

那两天,杭州炎热异常。我们感到制度的邪恶和自然的邪恶一起损害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出了共同的心声:任重道远,共同努力!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
2004年九月下旬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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