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多次说他们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人权。但是纵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哪里。中共当局又说,人权就是生存权。于是乎,批了逆鳞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张善光去了他们继续享受生存权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观察、比较和思考,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共当局所称的“人权”,并不包括人的政治权利。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似乎有哗众之嫌。而且实实在在那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享受并滥用着无限膨胀的权力。这个权还可以换钱敛财、恩泽广被子女亲友。看看那些被各级官僚荼毒、四处上访、求告无门的老百姓,看看那些被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折腾几十年所致的沸腾民怨。民乱四伏的不稳定社会,每一个有良知的爱国者都深感忧患。谁愿意中国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推入危机中去?谁不希望中国人民生活中充满自信、乐观和尊严呢?

激于社会责任,为了美好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一部份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人起来探索、寻求一条以民主求稳定的长治久安之路。中共当局的反应也昭然于世。当徐文立和秦永敏在被“审判”的时候,我们明确地表示这是政治迫害。一个庄严、公正的法庭在不同地点、对不同对象竟作出如此扣丝弥缝的配合。整个“审判”过程以那么拙劣的手法来作秀,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12月审判”将永远作为一个政治名词而臭名昭著。

善良的人们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善良的愿望。他们希望这只是局部的、偶然的、技术性的错误行为,只不过是某种恐慌心态下的过当行为。他们仍愿意相信,最高领导人会纠正这种错误行为,因为他也看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商业腐败……已经侵蚀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严重地戕害着公众的心理,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社会道德的蜕化和嬗变。

然而这一切愿望都没有迹象得到反馈,却又传来了第2轮政治迫害的消息:浙江大学开除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筹委吴义龙的学籍。如果我没有记错,1948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经为了本校学生被专制独裁迫害而亲赴首都南京请命。而当时的浙大学生会确确实实是用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所操纵的。当媒体询问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关于吴义龙的情况时,这位浙大最高行政长官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追问:“你们怎么知道?”“这消息从什么地方来?”最后这位貌似恭谨的官僚气冲冲地连声说:“我不接受你们采访,我不接受你们采访!”活脱脱一个党棍。此一时、彼一时,颠倒黑白,抹杀良心,助纣为虐,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在哪里?此刻我又想起了另一名大学生的遭遇:宁波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方笑凰,据说因为对王有才的被审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被公安抓走(显然得到学校的纵容)。而更使我心悸的是,宁波大学校长赵某乃上海龙华烈士、爱国青年柔石(赵平复)的儿子。我想哭,流不出泪来;我想喊,发不出声来。老天啊,再下来几个暴君吧,如此麻木不仁的知识界,如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他们多么需要一条“上帝的鞭子”啊!

据说,浙大有关人士在向吴义龙出示这个决定的时候,抱歉地惨然一笑,表示了他们的无助和无奈,而吴义龙本人也非常坦然地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这种不道德的现实:毕竟离他参加研究生毕业答辩只有3天了。吴义龙拖着浓浓的安庆调说:“这不算什么。”是的,小老弟,这不算什么。想想“六四”被杀害的豆蔻年华的青年学生,想想被流放的满腹经纶、报国无门的优秀学者,这不算什么。在本世纪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仅仅尝试享有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失去了生命。那些剥夺了你硕士僳文答辩的“特殊材料制作的”东西,是为了磨砺你的意志,是为了转一个更值得你研究的课题。现代中国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为了历史,去体现你的价值吧。反正你不想去舔苦难人民的血汗,不想在腐败的营生中分一勺残羹剩菜。

然而这次对吴义龙的政治迫害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对于中国民主党人的第2轮镇压开始了。一切公然挑战人类准则的人,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本世纪的每一场浩劫都源于文明社会的犹豫、彷徨和投鼠忌器。以“使者”的心态,为追求社会公正而体现着自己的人格和道义力量的中国民主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在这里我有几句话对那些自觉和不自觉的为虎作伥者说:你们还记得吗?当年邓小平对你们讲过的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故事,请你们记住任何小气候都是暂时的、勉强的,犹如春天的寒潮,是转瞬即逝的。你们还记得吗?在东欧、苏联的专制黑幕崩溃时,他老人家是如何要你们“韬光养晦”的,怎么又把那可憎的面目暴露出来了?他老人家的旗帜,你们还高举吗?为了个别不能见太阳的政客,年轻轻的你们为他们殉葬,值吗?

(1999.1.21)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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