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在神州大地,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人们为了进城,演出了许许多多悲壮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五七年反右以来,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乡之间,现在也只能约略的写下其中的煎熬。

自一九五七年身为学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后,在福州近郊宦溪、连江等地,立即开始繁重的林场劳动,但尚是城市户口,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当时我们所居住的兰州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以强制手段统统“扫”入农村!是年春,陈朗已押往青海红古农场,我和孩子的户口,则将从兰州市落到了陕西富平农村,成为只有从事田间劳动才能获取口粮或是即使劳动也得不到口粮的农民。城市的居民户口归公安系统管辖,粮食关系则归粮食部门管辖。下乡时则两者都要迁出,粮食是命根子。我在兰州办理下乡手续时,比别人幸运得多的是,得以保留粮食关系未动,可以领取粮票,有一年多的时间,尚没有为买粮食发愁。当时的兰州因下放市民到农村,在各街道办事处临时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迁出户口、粮食关系后,才能到办事处领取一张証书,以作根据,这张証书是身份来历的証明,至关重要。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专门办事员,是一个廿多岁的来自浙江绍兴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条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谁介绍,她来找过我,让我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绣些花。因她听别人说,我会不经描图而随意刺绣。我就为她带来的孩子衣帽上绣了些图案,她非常满意,为此来过我家二、三次,真是老相识了。她是个共青团员,此时成了专司户口、粮食关系的专职人员,与我当时的处境更是天壤之别。想不到她竟照顾我,主动给我保留粮食关系,让我托人每月仍能领取粮票,让我在真正获得安定后,再迁出不迟,解除了后顾之忧。我到了富平农村,缺水少粮,最低的温饱水平也难达到,孩子们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还想挣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变一下现状。我又带了孩子长途跋涉回杭州。

离开富平经过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们的鞋都湿透了。在西安等待转乘火车,为节省钱,在一个小客店的楼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车上,我将随带的唯一一条肮髒的棉被包裹着两个孩子大幼和二幼,将她们绑在行李架上,把她们的湿鞋送到锅炉房去烘乾,差点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车时,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万苦回到杭州郊区,住在二姐的土墙茅舍里,顽强的想寻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师,文静内向,体弱多愁,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说她隐瞒三青团员区分队长的身份,从严处理,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她无力打柴挑水,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文革初期,不堪肉体折磨,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无力医治,复发频仍。我住她家的时候,由我照顾她,以便让务农的姐夫,白天能够出工劳动。我和三个孩子(三幼此前已寄养在二姐家)的户口在杭郊农村是很难报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个农民也是不可求的。农村的粮食,上交公粮后,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况是外来的缺乏劳动力的妇女儿童,又是政治罪人。报不上户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来,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加强,升级到草木皆兵。像我这样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是众矢之的、斗争的对象。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份子抓起来实行关押审查。一九七零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乡间以“无户口”、“盲流”罪,第一次被关押。对被关押我没有畏惧,但是我心痛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她踉跄跟随簇拥我的人群,一路呼唤我,我心如刀绞。我们被关在当地龙坞中学礼堂里,竟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来的漆匠、弹棉花匠等手艺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后来我们都熟悉了。她们的来历是:一位五十多岁妇女,是杭州菜市桥人,夫死后嫁给方家畈一个老农,户口在城内并未迁来,也算“无户口”。第二位是当地龙门坎农妇,富农成份,夫死后,与本村一个地主鳏夫相爱,也抓来侮辱之。第三位为一个三十多岁文静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分配在凌家桥小学任教,为二年级班主任,因该校在厕所内发现一张二年级语文书扉页上的毛泽东像,追查下去,正是她班学生所为,校方认为是老师的责任,又是出身地主,经过批斗,判处两年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刑满释放,回家务农。当地的妇女都会编织竹篮,她即以编篮之技能到桐庐、富阳山区多竹之处以编篮谋生,是以“在外盲流罪”亦被关押。她名叫杜婉珍,与我是杭师前后校友,后来我俩成为好友。杜婉珍终身未婚。第四位亦是个农妇,名叫淑贞,不知其姓,外貌文静,沉静寡言,她不是单独一人,是全家四口连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随而来。淑贞浙江开化人,出身地主,受过初中教育,当时约三十多岁,家庭变故后,她以裁缝为生。开化农村贫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带农村上门为人成衣做鞋。当她来到外桐坞谋生时,与当地农民王小毛结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开化的农村户口就是迁不进杭州郊区,大女儿都九岁了,她还是以“盲流”罪被关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贞单独关押受罪,就全家都来“同甘共苦”。所关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当地的贫下中农,也唯有王小毛不气馁,一股义愤填膺的样子,没把看守人员放在眼里。王小毛来时不但带来了两个孩子,还挑来铺盖、煤炉,像搬家一样。一进门即打开席子,安顿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后。大约是我的神情自若吧,几乎人人都来向我探讨他们的个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征得淑贞同意,我在她家蓆子上躺了多时。第二天早晨,在礼堂门口放了一张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问、记录,然后口头敕令。比如对我说的是“限于‘十﹒一’国庆节前离境”,否则后果自负云云。于是纷纷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说明“罪行”升级,再解往公安局继续查究。我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转眼将到“十﹒一”国庆节,我想尽可能的逃避一下。国庆节前几天,姐夫要到数十公里外的富阳县买小猪,我早想一游郁达夫故居,就随他到富阳,拟再转道杭州,想在老同学夏月霄家住几天,一避风头。那日起得很早,与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转塘镇,乘上自杭州抵富阳汽车,到了久慕的富阳县城,已近中午了,我们先在小饭馆中吃麦面,还打了半斤黄酒。饭后,我独自行动,先找到郁达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筑内徘徊多时。对富阳县这个三国孙权的故里,以及它所保留的古城韵味非常欣赏。穿越了许多小巷,然后登上鹳山,徘徊在春江第一楼,凭栏俯眺富春江,观看烟树、白帆、翔鸥。浙江发源于婺源浙岭,流经休宁一段称横江,流经屯溪、歙县一段称新安江,流经桐庐七里泷一段称桐江,有严子陵钓台,再顺江东流经富阳一段即是最妩媚的富春江。历代文士、画家都对它有优美的描绘,尤其是宋李嵩的《春江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传世名作。富春江再顺流而下在杭郊转塘镇作了个大转弯形成一个“之”字,人称“之江”,之江入海处是个喇叭口,海涛涌入,形成有名的钱江潮,吴越的人们说这前浪推后浪,是文种和伍子胥的忠魂义魄在作怨愤的发泄。直到黄昏时分,我乘末班车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盘桓了三天,看望了母亲。过了十月三日,估计险情已过,我回到了龙坞,不料即在当天晚上,再次被抓被关押。这一次,二姐的情绪稳定些,她还让三幼、卓妹(二姐与农民所生的女儿)送煮鸡蛋给我充饥。这一次关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数、身份有所变动外,其余各位如杜婉珍,女富农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倾巢而出,铺盖、煤炉,这一回既是患难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贞也开口说话了。王小毛发牢骚说,淑贞和他结婚都十年了,户口报不进不提,要求见个人、说个理也都推委了事,没人答理,可是运动一来,就当“盲流”来抓,也太不合理。我对王小毛说,若能采纳我的意见,言听计从,我可以帮助淑贞。王小毛睁大了眼睛。我说,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询、记录和放人,放人时,你务必大胆赖着不走,争取罪行“升级”上那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老婆儿女,铺盖煤炉都上去,不要害怕,坚决随行。第二步,你既进了这个深似海的平时进不了的公安局大门,平时他不理你,这时你不理他,等问你了,就面述详情,农村户口迁农村户口,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他们点头就能办成。第三,他们不给你办,你坚决不走,办好了才走,死活赖着,千载良机,万不可错过。翻复陈述利害,晓以大义,王小毛终于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礼堂门口放张课桌,查询、登记、训斥、限令、放人。我站着见到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辆卡车,才放心的踏着晨露回二姐家。被押放行后约五、六天,杭州岳坟有菊花展览,我带了孩子进城让她们见识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坟碰到了王小毛,郊区公安局离此不远,他是出来为孩子们买馒头的。我问了情况,说公安局已答应行动,迁办。我让他坚忍,住着不走,趁热打铁,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们又要在龙坞中学礼堂一起过夜,又于事无补,何时了结?他肯定地点了头。我又教他若没钱买馒头,就让孩子向公安人员求乞。王小毛的态度真是“孺子可教”。

这一次分别后,要等到一九七五年冬才再见面,那时我已在杭郊留下镇代销店谋生。留下镇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坞约十五华里,同属杭郊范围,那时两地尚未通公交车,外桐坞农民购买日用品可东去转塘,亦可西来留下,都需步行。来留下需翻越大岭(即西溪发源处)即可抵达。我所在的杂货小店在留下镇东头较偏僻处。那一日王小毛正到我店购物,近五年不见,相见之下,非常高兴。他说通过那次奋斗,淑贞与孩子的户口都获得了解决(淑贞原无户口,规定孩子随母也没户口,没有粮食可分,艰难可知),生活较前安定多了,说淑贞对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后,过了几天,王小毛又来看我了,带了淑贞给我做的一双鞋(“不知足而为履”)和一只淑贞亲编精致竹篮,并若干个糯米团子。从此,王小毛不去转塘购物了,他时来留下,时来看看我,淑贞总有东西带给我吃,那怕是几块红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王小毛夫妇邀我到外桐坞他家吃清明团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学音乐老师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应。

俊玲父亲也是右派,早死,寡母为浙大外语系教师。我在留下的某年春节,因为批斗我,不准我离开留下,形同软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与其同在留下中学任教的丈夫陈广泰公然到我店中,当着几个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你们是教师,不怕连累?他俩说,正因为知道我不能与亲人团聚过年,故特来邀请。留下中学教职工都回家过年了,他俩是住校的,校内空寂无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还到音乐教室由我弹琴,尹俊玲唱歌,欢愉感激之情,终生难忘!

(中)

一九七零年从杭州赴西北,火车尚无直达,要在上海转车,而且只有一条铁路,是陇海线的延续。在这寒风凛冽的十二月底的隆冬中,在这应该家人团聚的年关,我却只身前往。

在路上转折了二天,先到了陕西富平,我得设法按计划将落在富平的户口“退回兰州”。在富平,我住在白玉欣家,与他的父母同睡一个大炕。他们都理解我要回南方依亲的想法,大家都共同帮助我实现这个理想,但他们也都真诚地挽留我,希望我在富平住下。有人说,即使今后陈朗从青海农场回来,富平有自种的烟叶,抽烟不成问题。

我写了一张要求退出户口的申请书,理由是我在富平没有房子,缺乏劳动力,孩子幼小,举目无亲,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杭州方面已同意我迁入,已有准迁证。白村生产大队部为申请书盖了章,证明是事实。然后我到了公社办事处办理。办事处离白村三、四里,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青年办事员,他神情严肃,看了我的申请书,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六九年春已迁入农村,在这城市下放农村的高潮中,如何能原纸退回去?他如办了,不是犯错误吗?这次在富平,前后共住了二十八天,我本来有失眠症,又因为缺水的地区,不解洗澡为何事,白村农民都是常年与虱子为伴的,用不了几天,我已浑身染上虱子,奇痒无比,又因为忧虑,我彻底失眠了,到后来几天,我虚弱到极点,连举步都维艰了,而且又因为皮肤过敏,手脚关节处、臀部都发炎灌脓。由于缺乏治疗,此病落下孽障,在以后好多年中,只要秋风一起就会过敏生疮,那是后话。即使如此,我还得天天到公社办公室,但也就是这么一点理由,都说完了,去了也不再开口,我就坐在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每天去,我别无其他办法。我一连二十多天的“无声抗议”,那个年轻办事员终于承受不了,也可能是西北农民善良的本性吧,大约在第二十五天的一个上午,他和我谈话了,但是他说:“我不能把户口退还给你,已经落下了都一年多了,如何退?我考虑把你的户口,从这里迁往回兰州,至于杭州方面是否接纳你,我管不了。”我同意了这一方法,不同意也不可能。就这样,我拿着一纸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证准备前往兰州。

这一次是真正的离开富平了,白村的父老弟兄为我送行。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尤其是在缺粮的西北,白村每家给我两个从炕洞里煨出来合有芝麻叶的干饼,这种干饼放着一月半月都不会变质。白广地的八十多岁老祖母,还给我两颗自家树上长的大石榴,这是张骞从西域带到长安的种子吧!我不忍心拿那么多饼,也吃不了那么多饼,每家收一枚吧,但不行,老百姓说,双数是个吉利的数目,带着吧!临行时装了一麻袋。白玉欣、白广地再一次送我到了阎良火车站,我将在咸阳转车西去。正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在咸阳上了一趟西去的慢车。慢车爬行在贫脊荒凉的西北群山中,一路上坡。黄色的干土,灰色的秃山,没有一点水份,西北的老百姓就赖以生存在这样的土地上,贫困将伴随他们的子子孙孙。车到甘肃甘谷一带,上来许多饥饿的农民,这一带似乎没有设什么车站,荒野中的关卡,也不严密。这里的农民常在冬季农闲时到城市乞讨,上车也不买车票,列车员似乎司空见惯,农民上车就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挺自然成章的。农民既没有行李铺盖,也没带粮食,更没有悲戚的表情,他们像阮藉、刘伶一样,以天地为屋宇。中国的农民对贫困与饥饿是如此从容,如此伟大!不久,他们和我也熟悉了,同我探讨天水、兰州等城市的状况,征询去什么地方乞讨方便些。他们有些人在天水下车,有的和我一起抵达兰州,我这一麻袋的干饼,成了我们共同的食粮。

到了兰州,住在陈朗小友回族人马士麟母亲家里。小马母亲的住处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土屋,屋内一无所有,肮脏不堪,她母亲浑身虱子,连大襟衣的布钮扣上都生满了“虮子”(虱子蛋),他母亲曾患过脑血栓,行动缓慢,语言迟钝,我和她同睡一床,我已经是“虱多不痒”了。

我先到原先迁出户口的所辖派出所。派出所不予办理,哪有从别省农村迁回兰州市的,岂不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说,我有杭州方面的准迁証啊!我不会在兰州停留的,只是办理转户口的手续而已。他们说解决不了,让我去找兰州市公安局,因为那个年代下乡频繁,市公安局设立一个专门部门,处理户口事宜。那天我去到这个办公室,门口挤满了从各地来的人,都是为户口之事奔忙。一个来自张掖的青年说,他已经跑了一年多了,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就不能找工作,户口是根本啊。

接待我的张同志,三十多岁,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只找过他两次,我的转户口事竟顺利地解决了。我的杭州转塘准迁证,那怕是便条式的也起了作用。我只是在兰州作了一个中转手续,不妨碍兰州的任何利益。张同志起先并不肯开户口迁移证,只同意在我的富平迁来的迁移证背面,写上“同意转迁杭州转塘”字样。我向他说理:兰州、杭州相隔千山万水,一个妇女带三个孩子,很不容易,若杭州方面报不上户口,再转来麻烦他,他将如何推脱?反正是同意转迁,就换一张直接自兰州迁出的户口证吧!免得可能另生枝节,发生麻烦,让我们顺利落户,千万别另设置障碍,成全我们吧!最后张同志不但为我另开了一纸直接从兰州迁往杭州转塘的户口证,而且他还给了我一张统一印刷的“光荣下乡”证,以示我不是因惩罚而离城,是城市的疏散人口,是光荣的,以便于接受户口对方更能接纳安排。张同志真正的成全了我。但是他要我当场写下一张字据给他,即:若杭州报不上户口,决不再回兰州。我当场写下字据给他。我又去街道粮站迁出粮食关系。我以为这一次是保证无虞的了。此次在兰州化了九天时间,办公室外的同胞们,知情的都很羡慕我。

转眼到了一九七一年初,春节渐近,既已办完,我必须尽快南返。我没有行李手提袋,我将户口证、光荣下乡证放入贴身内衣里,外面仍裹着干爹临行前脱下的那件蓝棉衣,两手空空。上火车南返的那天,小马送我上车,他跑去用粮票买了五个装在塑料小网兜内的面包,给我路上充饥。车站售票处挂着“一周无票”的告示,而站上等车东去的人足有二、三百人,火车完全失控,铁路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一辆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从西宁出发到此,平时不过半天时间,可是已经晚点了二十多个小时了,火车被人围困,动弹不了,车站既没有管理人员,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出来,每节车厢门口都有数十人在挤门,列车内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挤不进去。

但我不能滞留西北,我相信一周以后还是买不到车票的,我必须挤进车厢去,我必须尽快地赶回杭州转塘,全家的户口在我的身上,孩子们的前途也在我的身上。小马帮助我,我从人们肩上、背上、腋下又踩又挤,奋力向前,我终于到达车门边,手上的面包全部挤成粉末,只剩下一个空网兜,我随手一扔,然后我又挤、又爬。我至今弄不清楚,我是怎么被夹在车门中的,大约是有人要外出,车门才开了一个缝吧!反正我夹在门中,我向车内的人喊道:千万别挤,再挤我的肋骨要折断了。在关键时刻,人们还是有慈悲心的,就这样我挤进了两个车厢衔接的过道中,这小小的过道里,紧紧地挤着好几十号人,原来通向两边车厢的门是都关闭着,隔着玻璃能见车厢内的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厕所内也挤满了人,但都互不相通。这三处境界内的人们都各自保全既得地盘,连进出都各自为政,车厢内的人是从窗户进出的。一个人未挤进来时,大家排斥,一旦进入这个群体,又会互相照顾。我们挤着,双脚不能着地。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火车终于开了。我觉得兰州车站上的数百人中,挤进这节车厢过道的,可能就只我一个人!

大约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吧!列车经过甘肃南部,出境入陕到了汉武帝获锦鸡的宝鸡,一位从西宁上来被挤到现在,没吃没喝加上空气稀薄,双脚不能着地的老太太要窒息了,她不断呻吟,说她要死了。过道里有两个也从西宁上来的年轻人,自告奋勇,准备在宝鸡下车,为同患难的过道同胞弄点食物。大家担心他们下车后,会挤不上车。两人说,不怕,他们是运动员,力气大着哩。他俩从宝鸡下车,果然挤回来的只有一个,车门旁仍是拥挤不堪,另一位就这样被遗弃在宝鸡了。挤回来的一位说,车站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只买到一瓶酒。我们就像关在希特勒集中营中的盟军军人一样,传递着酒瓶,一人喝一小口酒。

当火车到达郑州后,将北上北京,我则要到南方的杭州去,只能在此下车。郑州车站照样无人管理,售票处也挂着“一周内通往全国各地都无票”的告示。我走出车站外,又自由的走了回来。严冬气温极低,大约在零下十几度,一位老人看着我的脚发问,你穿着单鞋不冷吗?我说很冷,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停地走着路。郑州车站除了陇海线西来的火车外,尚有北京方面来车,比起兰州机会多些,只要是往东的车我都准备爬车,反正要正常买票上车已不可能。我又想乘火车南下武汉,再乘长江江轮赴上海转道,然后回杭州。在郑州车站却碰到两位自武汉北上来郑州搭车的人,他们说在武汉搭船无望才北上郑州搭火车的,我放弃了南下武汉的想法。当我所乘的西宁火车到达郑州时,天刚入夜,我下车后,在车站冻了一夜,等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自郑州开往山东济南的慢车时,已是清晨六点多,我准备在车抵徐州,将折而北上时下车,再想法登上南去的列车,步步为营。这列慢车,居然还能找到座位,在车上竟能买到一个大饼,这是两天前我自甘肃兰州上车后,除那一口酒外第一次进食。来过查票的人,并不认真,混过去了。慢车极慢,到了徐州已是下午,这里更有从北京、天津方向来车,机会应该更多了,我不敢出站,怕出去进不来,就在站台上等待北来之车辆,随时准备上车。在站台上我结识了两个南京青年,他们是下放连云港的支农青年,年终回南京过年。等到夜里约十一时许,有一辆自天津方向来车,我们三人互相帮助从车窗爬进车厢。当火车徐徐开动,心情稍微稳定时,我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恶心,大概是我的脸色很难看吧!连云港青年发觉了,我说我饿了,他俩给了我一个苹果,吃完苹果,感觉到恢复了体力。这是一个救命的苹果。

火车将近南京,我手头没有车票,是出不了上海站的。我主动找到列车长,说在车上遭偷窃了,物品车票都没有了,我不是双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出示了藏在贴胸内衣里的户口迁移证和光荣下乡证,说像我这样的政府遣散人口是发给旅费的,我不会不买票。他又问我何处上车,我说兰州,而不说较近的西安或是更近的郑州、徐州。他相信了我的话,让我补一张从南京到上海的车票,以便能在上海出站。在上海转车赴杭州时,我在车上买了一杯啤酒,觉得酒力穿透八脉,似乎困得眼睛也睁不开了。车过杭嘉湖平原,原野中一片绿色生机,透露着富饶、平和,我庆幸我终于办完所有手续,回到了杭州。到了杭城韶华巷母亲居处,我的一身肮脏与灰头土脸,使母亲不胜骇异,她让我在厨房边小房内脱下内衣裤并进行销毁,她怕我把虱子带入二哥家。

从西北回杭的第二天,我到了转塘干爹处,由他陪着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见不到李同志,原来,十二月份我离开转塘时,派出所的所长,正在外地培训,此时他回来了,他似乎已经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向他交上户口迁移证、光荣下乡证,以及那张原先李同志开给我的准迁证。他一律收进,然后面目冷峻地对我说,这张准迁证不是正规准迁证,宣告无效。又指责我以欺骗手法蒙蔽年轻的民警!他让我第二天再到派出所,他们将开会讨论这件事。当夜仍住干爹处,灯下干娘在纳鞋底,我则以彩色玻璃丝绳编织各种小动物。干爹看着我,神情悲戚,他说,碰到这么大事,不知悲伤,还编这个玩意儿。我说悲哀没有用,我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不能侥幸成为转塘居民!

次日清晨,干爹又陪我到派出所。所长一言不发,拿出一个盖有骑缝章的牛皮信封,是给兰州市公安局的,冷冷的说:“不得私自拆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与干爹拿着公函回家,干娘又在纳鞋底。我拿过她的大针,划开盖有骑缝章的公函封口。干爹惊慌失措地说:“要坐监狱的,拆不得。”我安慰他说:“几千里路的往返,我看了才能计划下一步该如何走!”封内除了一纸户口迁移证外(光荣证与准迁证被他们吃没了),还有一封致兰州公安局的公函,上写“从你处迁来的周素子一家四口,坚决不愿在转塘落户,经过说服无效,只得将该周一家退回你处”云云。我将公函念给干爹听,干爹目瞪口呆,摇头叹息!我重新封好封口,又让干爹陪我去派出所,当着所长的面,我把这封公函重重摔在他的办公桌上,声称“我坚决不回兰州,要在转塘落户”!所长问我:“你拆看过了?”我反问他道:“内中有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咬牙切齿道:“你是右派,你想翻天?”我说:“右派也是中国人,在中国有居住权。”他说:“你回兰州去。”我说:“可以,但必须由你五花大绑押送回去,交给对方验收,否则对方不收,如何办?我没有那么多路费钱!”他吵不过我,恼羞成怒,几次按腰上的匣子枪,一副要毙了我的架势。我伸出右手,用大拇指甲掐着小拇指尖鄙夷地说:“你什么东西!你是这个!”他暴跳如雷,但都无可奈何。回家路上,干爹一直埋怨我,回到家中,干娘也一起埋怨,说万不该和派出所所长吵架,怎么可以发脾气?应该哀求他,让他可怜你母女,让他生恻隐之心,这下你骂了他,他是转塘土皇帝,如何惹得起?

是呀!以前没有户口,尚有粮食关系,每月尚有粮票购粮,现在全迁过来了,拔了老根了。但我不想哀求,哀求是没有用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尚保留了一点人的尊严,正为塞翁失马而庆幸!如我没有作过“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唱过“语录歌”,没有跳过“忠字舞”,因为我是右派,我没有资格做这些事,也正因为是右派,我从没有整过别人,打过别人的小报告,现在我又如何肯向一个残害人的派出所所长哀求呢?

我为户口所作的努力,我的辛苦都成了一场悲喜剧。随后我到龙坞乡下看望了二姐,再回到母亲身边。一直疼痛的在郑州车站冻伤的右脚大趾,开始红肿,终于发烧卧床,这个关节炎后来伴随我疼痛了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得到治疗,那是后话。等到此次肿痛渐癒能起床行走时,我又再次为落户口而作漫长的奔波煎熬。至于那个同情我的转塘派出所李同志,后来知道他因此受了处分调往别处,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我一直感到对他的负疚。

(下)

趁着脚伤在母亲的斗室里养病的期间,我对落实我们母女四人的户口作了反复思考,我们何去何从?要想落在转塘似已经无望,何况我又与派出所所长剑拔弩张的吵了架。要回兰州吧,也不可能,因为本来我就在“黑九类”中,勒令离城之范围内。后来从富平迁回兰州,转迁杭州,兰州方面是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我也签下了若在杭州报不上户口绝不回兰州的保証书。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将户口退回兰州时,我曾经磨难了公社干部廿多天,说杭州方面已经准许我迁入。现在转塘派出所的公函说我“坚决不在转塘落户”,我如何拿给富平方面看?

但是我必得要有一个栖息处,我要领取口粮票証,哪怕是犯人也有个监狱或劳改场所。我只得向政府部门申诉,以我的身份条件,我不敢选择落户地点,我只问我们四人究竟该落户何处?转塘属于杭州郊区,我先找杭州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如市政府、市信访办公室等。但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转塘准迁証与兰州方面的光荣下乡証,已被转塘派出所没收。我的户口迁移証与转塘派出所那张说谎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长办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实,口头诉说了。但是经过多次奔波,那些办事人员的口气都如出一辙,都说人民的公安机关,不可能出现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不负责任。转塘派出所或郊区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们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并不想帮助解决问题。上访的人太多了,他们只想尽快打发了事。

没有办法,我只得向省一级政府申诉。所有的办事人员对这些来自下层的上访者,态度恶劣,好不容易轮上对话了,他们都是一脸严肃,未经开口,已经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们的口气都与市一级的办事人员相仿佛。我就在这种明知无效,但不得不上访的情况下,不断作无益的努力,蹉跎岁月。那段时间,不到找政府部门时,我住乡下二姐家,帮二姐烧饭、补衣、打猪草、挑水。茶忙时,与她一起采茶叶。我们还想为别人织毛衣挣零用钱,虽仅为邻里农妇阿莲织过一件毛衣,收费人民币四元,但阿莲就敢对两个右派份子赖账不付。从此我们只得打消这种挣钱方式与念头。若在进城上访的日子里,我白天除上访的时间外,则在母亲处帮助她带孙女做家务。此时二幼因在城里上学,住在母亲处。二嫂不欢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则住吴山南麓老同学夏月霄家,而母亲住吴山北麓。吴山南北有公共汽车绕山脚可通,但我都是早晚翻山而过。对吴山的美景,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尽情欣赏,而且体会深刻。我从北麓粮道山上行,经过苍然的宋樟下,从元宝心下行到四牌楼月霄处。夏月霄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师范的老同学,她有个贫农出身的“护身符”,加之热情、开朗,所以她敢接待我。她在婚姻上遭到一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的欺骗,那个小军官利用她的关系进入杭州市后,就抛弃了她,她终未再婚。清晨,我从月霄处出门,翻越吴山先到定安路菜场为母亲买好菜,再到母亲处,此时二嫂等人均未起床。

城中有山的城市不多,像吴山如此旷野、如此富有历史遗迹、如此被诗人歌颂的城中山就更少了。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在杭州做太守时,经常登临此山。山寺楼头的桂子,在枕上听到的钱江涛声,吴山的青色,都写入了他们的诗篇,久远地被流传。在吴山之上,能俯视北麓似镜的西湖与南麓似带的钱塘江。日日翻山而行,我在吴山之上时作休憩,原来美景是能调剂人的忧思的。

有一天,我上访省政府,再一次毫无收获,归途经过西湖边六公园,见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筑,后来辟为省政协办事处的。当时门口挂一块牌子,是“浙江省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这是给浙江各县民众的申诉之处。转塘属杭州市,有市一级信访办,所以我以前没有进去过,现在走投无路,不妨进去一试。不愧是省级的信访办,大厅很高大,上访的人也相当拥挤,大厅尽头摆几张很大的桌子,有四、五个办事人员。轮到接待我的办事人员,是位态度和谒有些书生气的人,这是我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我向他述说我的遭遇,末了,我要求有一个落户之处,无论何处。我还建议说,近日看报,见省政府正号召民众迁往浙西人口稀少区,若有可能,我愿意去。还有浙江知识青年到边疆落户,我才三十多岁,是否也可以同往那边?这位办事人员一直很认真的听我叙述,完了,他感叹的说,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觉得我只要求一个落脚点,要求不高,很合理的。但是他说,一个妇女带三个女孩,无论到浙西山区,或是边疆生活,都是不现实的。最后他说,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为我开了条子,让我到卧龙桥郊区公安局转批粮站,先领取粮票。他说第二步由他们向郊区公安机关,乃至转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纳我落户。但他说,我离开陕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内,我的户口问题在省信访办获得了初步解决。我只怕这张条子会失效,出了省信访办的大门,我直奔金沙港卧龙桥,当郊区公安局转批让我到凌家桥粮站领取四人粮票时,我才放下了悬着的这颗心。此时,我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粮票了。

凌家桥在转塘附近,是往富阳的公路上。领了粮票,我即回二姐家中,这时已是月底,没有过几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给我呢?我又到省信访办拿批示条子,果然又领到了粮票。“民以食为天”,即使一时报不上户口,我的心也松弛多了。当我再一次到省信访办时,那位办事人员让我到转塘找一个住处,务必在转塘住下来,以便于他们做工作。但我很为难,因为我在转塘无以为生,我连一张床、一个煤球炉都没有。关键是我怕那个派出所所长会报复我,再说,最后户口报不上,我不是又白费力了。但是,办事人员说,既然让我去住了,肯定不会让我再次离开。得到这句肯定的话后,我才准备和孩子们移住转塘。

乾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里,他已与乾娘住到同一条街上女儿皎英所买的房子里。皎英在西湖区商业局任会计,平日住在岳坟。皎英丈夫是位军人,在江苏南通部队。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农具和乾爹装菜籽的箩箩筐筐、瓶瓶罐罐。能依附乾爹居住,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乾爹的大儿子和大孙子,住在另外新屋里的,气势汹汹的赶来,声言,绝对不能让反革命份子住入他们家中。我在门外听到乾爹和他们的争吵声,赶快进去向乾爹表态,不能影响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拟入住。最后,还是经过乾爹再三思索,觉得只能住到转塘西头田埂边的一贫如洗,又凶又穷的水安家里为妥。水安虽然是个“流氓无产者”,但他家有一个自杭州来此避难的女人和三个孩子,乾爹认为我们母女四人可保平安无虞,也只有他家不会嫌我。乾爹和水安一商量,果然同意.就这样,我们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里,等待着派出所的佳讯。约住了近一个月,接到讯息,派出所让我去一趟。进门,只见所长横眉相对,厉声说:“让你报户口,还要请。”然后摔过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在“社会关系”一栏上,要我填上我们一家的政治面貌。他了解得过于清楚,我又何必落笔,我拒绝填写。我说落户凭户口証,已在你处了,填写社会关系不在此范围内,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写吧!他对我没有办法,咬牙切齿的说“好个厉害的周素子”。就这样,在上级机关的压力下,转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纳了我们母女四人户口,我们成了转塘居民,在转塘住了下来。而我在转塘找不到一口饭吃,我连睡的床都是二姐让农民姐夫挑来给我的,我只买了一只煤炉。我时常跑凌家桥公社办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没有下文。后来经夏月霄介绍,私下跟人学了裁剪,那时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为人针灸治病等技能,换取一点青菜、红薯,是不能收现金的,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尾巴,要批斗的。

水安为浙江诸暨人,幼年时随母亲要饭至转塘,定居于此。由于他是讨饭、雇农身份,在当时很靠硬。其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他独身一人,不喜种地,在转塘修建队当农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间茅屋,几经秋风所破,到处漏雨,他也不修补,四圈的泥墙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籐萝都长入室内。水安还养一头小猪,与人同居。在我入住后,小猪怕打,常钻在我的床下,自由拉撒。水安从不涮牙,一口黄板牙;从不洗脚,两只黑脚。就这样,他居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这个老婆带来一双儿女,又和水安生了一个儿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后,用竹篱笆间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头,两张竹片床,没有帐子,也没有被褥。我居东头,二姐给我一张大床居然还挂上帐子,但是饭灶在我这一头。中间是那张唯一的家俱木桌,大家吃饭都在此。整个转塘镇,只有水安家没有电灯,用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冒着黑烟。我们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漏。有一个雨夜,屋内无处不漏雨,我们母女四人就拥挤着蜷缩了一夜。那时因为有了住处,二幼等即被遣回转塘上学,不久母亲哀怜,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儿童医院的护士,她的前夫即是该医院院长。抗美援朝时,院长去了朝鲜战场,复员时带回一枝手枪没舍得上交,后来在某次政治运动中经人揭发,被判处劳动改造十年。当时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体弱多病,辞职在家。她的亲母早死,与继母关系不好,丈夫劳改后,几年下来,连变卖的东西也没有了,曾冒险做过小生意,最后实在无法生活,经人介绍,到水安的茅屋里寻觅一口饭吃。以她的相貌,她可以嫁一个好农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愿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寻求暂时的庇护,是想等待丈夫归来团聚。一开始,她没有与水安结婚,到孩子都五岁了,口粮发生问题,又对丈夫的等待渐次失望了,才同意与水安办了结婚手续。她说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顿饭,水安也是向邻居家借来款待她的。生活对人的磨练是巨大的,小方也不涮牙,一口黄牙,吃的水也不去井里挑,就在门口那条通转塘街的人们用来淘米、涮马桶的小河里,用破脸盆勺入水缸(当然我们也吃这缸里的水)。我们两家后来不但一缸吃水,还一个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断粮,向我借米,后来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取米,用什么还的?有就一起吃,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儿子叫阿伟,女儿叫阿英,常去采集地皮、野菜,摸些螺丝充当菜肴,我们也一起享受,倒从来没有为“经济”发生过任何意见。我一个月给他家二元钱房租费!只要我进城过夜,小方就睡在我的帐子里。她说,睡在帐子里,蚊子咬不着,真像在天堂。

水安在转塘镇没有朋友,大家都看不起他。但他家却有几个外来常客,有两个来了就住十天半月。其中有一个诸暨老乡,水安母亲在世时认的亲,水安称他为老大哥,当时六十多岁,曾在国民党部队任团长。共产党打了天下后,老大哥坐过牢,劳改过,后来下放在钱塘江边袁家浦老沙一带务农。我在水安家时,凡水安和人争吵,背后发牢骚,总说“让我老大毙了他”,老大之名真是如雷贯耳!我第一次见到老大哥时,那天水安家没有人,我正因为头夜漏雨,在茅屋前空地上晒被褥。老大哥到转塘购物,趁便来看水安。我对他久闻大名,似乎并不陌生。他看到我却很惊讶。他说看我的相貌,不该落魄至此,住在这样的茅舍里。他让我到镇上借一副老花镜,要仔细看看我的手相。我跑到乾娘那里借了眼镜来,他仔细观察后,说我今后肯定会有好运。那天我到镇上买了一碗面招待他。老大哥不常来水安家,我总共没有见过他几次面。一天水安回来说,老大哥死了,因为一个人住在沙上(钱塘江上的沙洲),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没有棺材,用两只新木粪桶套着埋葬了。水安还有一个义弟,也住在沙上,为生产队放鸭子的。水安还与我们上他那里玩过,只一会时间,每人身上就附满了跳蚤。回转塘时到河边抖落,放了跳蚤才进茅屋。这个义弟三十老几了,还没有结婚。一天傍晚,水安家来了不速之客,是一个卅多岁的女人带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说也是诸暨人,人们指点她来投奔水安的。水安留她吃饭、住宿。这个女人头发很短,像是被人剪过阴阳头后修理过的。大约是政治斗争的外逃者吧!女人说,生活过不去,出来嫁人的。住了两夜,水安给她送到义弟处,希望给义弟做老婆。这个女人在义弟处住了几夜,就又逃走了。

水安家的常客是两位,一个是老马,五十多岁,是个鳏夫,也是转塘修建队里的农工,他不来吃饭,只来住宿。用门板在中间搭铺睡觉。那晚那个女人来投奔时,老马正住在水安家,女人与孩子则挤在水安房内。听说这个女人要出来嫁人,老马想娶她。女人会抽烟,老马说“凡是会抽烟的女人,都能自己找到烟钱的”。但后来连年轻的义弟都够不着,就不用提老马了。

另一位常客是从隔江萧山县来的驼背,他是个在小河小江中捕鱼的人。转塘是水乡,河叉很多,他用一个大型的椭圆形木盆当渔船,划着撒着网,捉些小鱼小虾。他来了常住十天半月,也搭铺睡在中间。他将捕来的鱼卖去一部份,留一部份给我们大家吃。驼背是个受欢迎的客人,驼背终生未婚。后来某年冬天,他在捕鱼时翻盆落水而死,人们就用这个木盆盛着他埋葬了。

就是我住在水安茅舍里的那年,小方的前夫劳改十年后刑满释放,他在故乡浙江临海写信给小方,相约于某日前来转塘看望小方与两个孩子。水安不识字,小方编了个故事,说是孩子的“小叔”到杭城公干,要接孩子们进城玩几天,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进城,小方与孩子没有像样些的衣服,连袜子都是向木良嫂借来的。我目睹了他们十年离别后,在破茅舍里患难夫妻的会面,竟是那么平静!水安招待了“小叔”吃了中饭,“小叔”他们就进城去了,住了三夜。在小方回转塘约半个月后,又与“小叔”约会,这一次他们相偕逃回到老家临海去了,而且还带走了水安的亲生子阿龙。在小方离开后不久,我也住到了水安隔壁的茅舍冬梅家里。之后,水安与小方为离婚事打了多年的官司,他们还在转塘车站演了一场“夺儿”的戏。这时,我已得到了公社的劳工分配,到了留下供销社代销店工作,每次回转塘看乾爹、乾娘,都能听到关于小方的消息。先是小方与水安终于离婚成功,并与前夫复婚,但阿龙归了水安。以后,小方爱子心切,常来转塘探视阿龙,来时给水安洗涮缝补,有时也接阿龙到临海去住。但我却从此再未见到小方。

九十年代初,乾爹已去世,乾娘搬到岳坟女儿皎英家了。我和陈朗到转塘看望了水安,水安正卧病在床,说要将茅屋翻成砖瓦房,要为阿龙成亲了。阿龙酷似其母,五官端正清秀,沉默寡言。问起小方,水安说,她常来转塘。在水安身上见不出悲哀的影子,他也认命了。

我从六九年被迫离开兰州,下放到了陕西富平农村,于七二年户口落到杭州郊区转塘镇,期间在留下、何家河头等乡村代销店工作了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落实政策”,户口转到了杭州机械工业学校所在地的上天竺,至八二年因当时的全国性户口普查需要,我这才又迁入当时我们所居住的武林路武林村二弄六号。

“户口的故事”所记述的正是这十年间的部份人与事。

《素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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