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人民”一词不是被滥用，而是被用烂了。请看：
国号：人民共和国。主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体：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等。
军队：人民解放军（亦称“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分为人民陆军、人民海军、人民空军）。
经济：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电力、人民邮政、人民保险等等。
货币：人民币。
科教文卫：人民科学、人民教育、人民文学、人民出版、人民音乐、人民艺术、人民医院、人民体育等等。
毛泽东（有史以来最暴虐的统治者）：人民领袖、人民救星、领导人民打江山、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和人民心连心。
周恩来：人民的好总理。
邓小平：中国人民的儿子。
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最动听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最诱人的职业：“人民公仆”。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党和人民”。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人民群众”。难以捉摸、不可战胜的神秘之物：“人民意志”。难以度量、不可兑现的崇高之物：“人民利益”；极易被外国人伤害的脆弱之物：“中国人民的感情”。
“人民”种种，洋洋大观，直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泛滥成灾。
要而言之，在1949年以来的当朝中国，一切好东西——凡是有权的、值钱的、有利的、得势的、逞强的、占先的、正确的、美好的东西——无不与“人民”息息相关：要么“属于人民”，要么“代表人民”，无不满足“人民”的要求，无不得到“人民”的拥护。由此可见，动辄代“人民”立言、藉“人民”生事、拿“人民”消遣、靠“人民”脱罪，在“我党”、我国，已经成了积久难改的恶习。
二
但是，“人民”何意？“人民”何在？谁是“人民”？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让我们先从词源学的角度略作梳理。
在古汉语里，“人”、“民”二字虽外延大部重叠，但内涵相异。大体上，“人”是生物学概念，“民”是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人”即自然人，是与“非人”相对而言：为“人”者，上别于神灵鬼怪，下异于禽兽草木，为天地之间一高等灵性生物；而所谓“民”，则有社会分工、身份等级的含义在内，“民”是与“君”及“官”相对而言的：对于“君”，“民”是“臣民”；对于“官”，“民”则为“庶民”或“黎民”。按古人的文法，“人”“民”一字即明，二字连用，反倒不明不白了。未必“人民”之外还有神民、兽民不成？
“人民”作为一个固定搭配的常用名词，于古无征。它其实是从日本输入过来的。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专制”、“政党”、“经济”、“市场”这些个最热门的近代词汇一样，“人民”原属于“和制汉语”，made in Japan，是日本人翻译西方文献时所造的新词。日语里的“人民”，在西语中的对应词是古希腊文demos、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文popolo、法文peuple、英文people，大概主要是people。是故，中文里“人民”一词乃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始于晚清，盛于民国，泛滥于毛时代与当今。但是，“人民”涵义与范围的中国特色演进之路却颇不寻常，与people一词的词义变化没有多大的关系，更与西方主流政治文化愈行愈远。
晚清时节，新词“人民”仍与古语“民”、“百姓”同义，“臣民”、“国民”、“庶民”这些词汇与“人民”也大体上可以互替、并用。在当年的奏章、上谕或媒体言论中，这几个词往往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相互混用，不必加以区分。但是，它们也有一些意义上、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当时流行君、官、民的社会三分法，比如，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说，“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宪法之行，利于君，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可见，“人民”乃泛指君主和官吏之外的其他国人，即平民百姓之谓也。此外，梁启超文中亦有“民”、“臣民”、“国民”等词，载泽奏折中亦有“人民”一词，阅其上下文意，则“人民”=“民”=“国民”，三者无异义。“臣民”则范围扩大，是官与民的合称。在1901年以后的清朝正式文书中，“臣民”与“人民”同为规范用语，如《钦定宪法大纲》称“臣民”，《资政院章程》和《咨议局章程》称“人民”，二者未有严格区别。
到了民国，“臣民”已随皇帝消灭，“人民”变成了“国民”。至民国逃台、大陆易色为止，“人民”与“国民”二语完全等同：所谓“人民”，即“中华民国国民”，所谓“国民”，即“中华民国人民”，二语一义。具体定义是：“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或国民）”。从“袁记约法”到“训政约法”，“天坛宪草”到“五五宪草”，1923年宪法到1946年宪法，均为同样的表述。略有变化的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偏爱“人民”二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偏爱“国民”二字，但其涵义毫无差别。其间，“联省自治”时期还有“省民”一说，“省民”也就是“本省人民”（按“湖南省宪”，“本省人民”为在湖南省居住二年以上之中华民国人民）。可见，当时的“人民”一词并非集合名词people，它不是专用于集体称谓，更不是“有机整体”称谓，而是可单可复，既可指个人、亦可指群体，与当时还生冷、后来很热门的“公民”一词词义相等、用法相同（当时“公民”一词少见于官方文书，但已频现于学者著述）。民国时期所有关于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法律规定，均一律采用“人民有某某自由（或权利）”的表述，此亦可证当时共识：共和国体之下所谓“人民”或“国民”者，即公民也。
三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旧社会”里，“人民”虽然政治行情年年看涨，但尚在人间，不，尚属普通公民，并没有超凡入圣的迹象。那时候，“人民”的概念是清晰和具体的：凡我国人，不管张三李四，无论贫富贵贱，均可以“人民”自居。因为于情于理，于文于法，他就是人民，这毫无疑义。
然而，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忽而一步登天，一夜成仙，莫名其妙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从此，“人民”就不可能再是张三李四，它神鬼莫测、人间蒸发，变成了抽象世界的神秘主宰、乌托邦王国的政治偶像。
首先，“人民”变成了一个“阶级联盟”式的集合体。它不再是独立的人（自然人），也不再是个体的民（老百姓）。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为“人民”下了一个迥异于前朝的新定义，他说，“人民”是由两个革命阶级（工、农）加上两个动摇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革命左翼所构成的“联盟”。为了统战的需要，这个钦定的定义也可以根据政治需要稍有扩大，在四个阶级之外允许加上某些个经中共特别认定的“真正的爱国者”。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从此与国籍脱了勾，而主要与阶级成份、革命立场和统战需要挂钩。
第二，“人民”变成了一个抽象物。因为“人民”“联盟”的存在既没有完备的组织形式，更没有可辨的感性形象，只能凭借一些抽象特征去认知、去把握。据说，“人民”具有完全相同的统一意志、共同利益、一致理想。又据说，“人民”的意志、利益和理想，与“党”一脉相承、息息相通。如此一来，具体的、真实的人民除了被“党”所垄断代表，就只能被一系列抽象特征所摹状。它成了“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
第三，“人民”变成了一尊政治神像、一幅意识形态图腾。按毛泽东、共产党的说法，阶级社会总是由“人民”和“敌人”这二极所构成，社会进步端赖于二者间不断的斗争。其中，“人民”总是政治正确、文化先进、利益正当、道德高尚、形象美好的一极，而“敌人”恰好相反，总是集错误、落后、反动、贪婪、卑劣、丑恶于一身。于是，“人民”超凡入圣，成了不能反对、不可触碰、永远真善美、永远虚无缥缈的政治偶像。
四
苏东巨变时，抗议集会上最有爆炸性、最具冲击力、最让掌权者大惊失色的标语口号居然是：“我们才是人民”。这句口号的威力，好比一个满大街胡闹找爹的人，忽然听到身边一声怒吼：“混账东西，你爹我就在这呢！”这似乎映证了孔夫子的理论：必也正名乎！看似迂腐的政见，原来也可以变得如此锐利。
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北京开会之际，为“两会”正名很有必要。为“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正名也很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先要为“人民”正名。笔者建议，让我们恢复1949年以前的人民原意：人民者，国民也，公民也，张三李四也。
20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