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擦鞋吗？”
这是你走在城市街头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每当我听见这句话，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便会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伸出并不比任何人高贵的双足。
“师傅，擦鞋吗？”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往往具有某些同样的特征，男的一身暗灰色陈旧的西装，女的是根本说不出名来的粗布，却又五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他们的脸上堆满了皱纹和尘埃，神情麻木疲惫却又不得不露出机械式的微笑，唯一略显活力的是一对目光，敏锐地扫着每一个过路人的鞋面，然后用干涩，发黑的双唇重复着这同一句话。
如果有人愿意停下来伸出双脚，他们的眼里马上会放出一丝亮色，迅速从屁股底下的小木箱掏出那个不知擦过多少双鞋的小毛刷。当你的鞋变得焕然一新之后，他们会很恭敬地对你笑着，等待你从钱包里抽出那张期盼多时的1元人民币。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能享受到劳动后“丰收”的喜悦。
有时你会遇到一种令你心情沉重的场面。那时的主人公是那些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们本应坐在课堂里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接受知识的熏陶。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在风中在尘土中蹲坐着，操着稚嫩的童音乞求每一个过路人。望着这些小女孩，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版本。此时你的心会做如何感想？
对于这些人群，来自贫困的农村，操着不同的方言，我除了同情，还能做什么呢？
我曾亲眼看到那些城管人员出现时这些人群所表现出的作鸟售状的惊慌。我还曾亲眼看到一个身着警服的人擦完鞋便扬长而去，小女孩追上前却被一脚踹翻在地。当时，小女孩充满了痛苦的哭叫声穿透我的心脏，使我差点就要冲了上去。然而，我冲上去又能怎么样呢？面对凶残的野兽，手无“寸铁”的我能斗得过吗？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想着小女孩和她得同行。他们得内心肯定有一些我们未知得东西，他们需要社会得关心，除了同情，我们的政府是否能做些什么呢？
粉红的日光
如果说凌晨两点半还能见到粉红的日光，在我们这只有一个地方。我是偶尔路过这条步行街的，说是步行街，倒不如说是发廊一条街。不足百米的街道两旁，似乎除了发廊就再没有了别的铺面。
或许是太晚了，发廊里粉红的日光灯才会显得如此暧昧。记得第一次听说“红灯区”这个词的时候，颇为纳闷，心想，为什么不能叫白灯区，黄灯区或绿灯区呢？红色在中国可是革命的专利呵。现在一切都释然了，白灯太冷酷，黄灯太朴素，绿灯又过于简单平和。只有粉红，柔柔的，软软的，却又夹杂着一丝狂野，给人以欲望的喧泄。
女孩很年轻——我不喜欢把她们唤做小姐，在我的眼里，她们与邻家的女孩一样平等，一样让人感到淘气与可爱。稚气未脱的脸庞浓妆重彩，仿佛涂上一层油画般的保护色。铺面大门是敞开着的，简陋的沙发上或斜躺，或歪靠着衣着暴露的女孩。无一例外的，几乎所有铺面都摆着一台或新或旧的电视机，尽管收视效果极差，但她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凌晨两点半的电视，除了失眠者还在继续收看之外，剩下的也只有她们了。她们其实是另一类失眠者。只不过，她们用失去睡眠的代价换取生存的空间。
女孩很有耐心。她们一般只是静静地等待，等待客人地挑选，等待屈辱一次又一次的降临。女孩的内心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麻木，独处的时候，她们也曾流泪，也曾黯然心碎。不经意间，我与女孩的目光相遇了。她很妩媚的对我点了点头，暗示我进去。我笑了，摇了摇头，双手合拢放在左脸颊，做出一个要睡觉的姿势。女孩也笑了，也就是那一瞬间，一种纯真的微笑挂在了女孩脸上。对于男人的笑，女孩有一种本能的分辨能力，她从我的笑容里上感受到了真诚，自然，她也会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自己本真的那一面。这不是伪装，也不是善变，说到底，是一种无言的感激。每个人都渴望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女孩自然也不会例外。
街道的尽头，再往右拐二十米，××派出所的竖匾格外醒目。女孩说，为什么要亮红灯？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保护费收否的重要标志。只有被收过保护费，女孩才能安心地敞开大门迎接客人的到来。不过，对于女孩而言，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能真正保护她的人呢？我不知道。女孩大多是从另一个城市或乡村来到这里的，她们知道，在这里，已经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保护人，惟一的办法只能用谎言来掩盖事实真相–或许若干年后回到家乡，一个形容干枯的男人会看在金钱的份上接纳她。但是，这样的接纳能叫保护么？
再过几个小时，金黄色的日光就会降临大地，到那时，女孩可能已经进入梦乡。每一个人都是有梦的，女孩的梦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但却能够猜得到，那一定是一个金黄色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消失》《斯人寂寞》等。个人微信号：fangzhanbo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