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政治正确”与公共知识分子(一)——“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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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公共话语(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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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由祭司演变而来的。任何文明,小至任何部落,都需要共同的意识形态,因为群体的组构依靠信约——共同的认同与约定。原始部落的宗教即其公共意识形态,它是维持部落组织与延续的核心。原始宗教崇拜的出现即人类文明的诞生。祭司是宗教信仰的专职主持者、守护者及传承者。如果该宗教发展得足够大,就需要有足够多的专职的祭司——僧侣阶级。

欧洲近代知识分子,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教士阶级分离出来的,因为中世纪教会是储藏知识的中心,而教士又是掌管知识与意识的专职人员。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科学家、思想家、学者多是教士。文艺复兴,欧洲由中世纪宗教社会转入近代世俗社会,由此其宗教精神文化也随之转向世俗精神文化,与之对应的即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其中关注社会、人文文化者即公共知识分子。任何一种意识,当其成型为有影响的社会形态,都会有其“卫道士”,以传播、解说、维护该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学说、思想、主义等等,均如此。如果我们理解教士与宗教信仰间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当今普世精神与公共知识分子间的关系。

工业革命时代,由社会学来看也可以称为平民革命时代。在前,欧洲国家由王室、贵族、僧侣统治,由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平民阶级兴起,最终将前者赶走,而主导国家与社会。贵族时代,其精神文化由贵族和僧侣掌握。欧洲自平民阶级兴起,便产生了一支新的力量——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早的“反对派”,代表平民阶级,挑战国家、统治者、社会制度及正统意识形态——宗教,对之激烈抨击批判,同时提出新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人权,这也就是其后欧洲的民主制度与精神,当今的普世精神即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及发展。

启蒙运动产生了近代欧洲公共知识分子,也即平民只是分子,伏尔泰、卢梭最有代表性。其一,他们分立于政权、宗教、财富,身份独立;其二,他们是反对派,批判当下国家、社会、宗教、制度;其三,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代表公义;其四,他们代表平民大众,为之发言;其五,职业化,以为公发言为职业——即以公共话语为职业。其六,由于职业化,其个人存在依靠公共话语,包括人生意义、价值、生存方式,就功利而言即声誉、地位、权势,甚至财富——比如作家。

这些知识人在早都属于异端,因为其挑战国家、权力、传统精神伦理,因此遭到国家权力、贵族、教会的打压,比如伏尔泰、卢梭都曾遭到迫害,而流亡。虽然如此,但旧时代逝去,新平民时代来临,因此平民知识分子的声誉日隆,且必将主导新时代的精神。由王室、贵族、教会而言,伏尔泰、卢梭大逆不道,但他们的思想为第三等级——平民大众所欢迎。正是伏尔泰、卢梭的思想孕育的法国大革命,他们是其精神之父。

由于平民阶级是下层,被压迫的,因此其思想自诞生便是叛逆的、激进的,其意义是批判既定社会,推翻旧制度,呼吁公义,提出理想;而并不承担治理国家的具体责任,因此也就不顾及现实的可能性。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概念都是没有边界的,可以无限地拔高、放大。也就是说,这些新的时代精神光辉美好,但是却含有乌托邦色彩。路易十六在读了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后,说“这两个人毁了法国。”他看到了伏尔泰、卢梭思想的革命性。

伏尔泰、卢梭的思想激进而极端,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其后欧洲思想的走向,并形成了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之普世精神已是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基督教文明于此世的最高体现。但是从启蒙思想到当今的普世精神,都含有民粹、脱离实际,乌托邦的色彩。现今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即来于此。“政治正确”所体现的种种问题,也正是这一传统本身的局限。文明是一种生命,其成于此。也衰于此。

在专制时代,作为激进的叛逆思想和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带来了社会革命;创建了人类文明的高峰自由民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中,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由而模式化,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模式化是成熟、稳定的标帜,但这也意味其分离现实,失去敏锐与活力,精神思想走向僵化。当国家、民族精神思想僵化,它们就开始老化,走向衰落。精神思想也是一种生命体,有它的诞生、成长、成熟和衰落。中世纪后,基督教精神在数百年的平民时代,转为世俗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精神,近乎走成了它的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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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平民时代,在政治上就是自由、民主时代。自由、民主是平民政治,也可以说是市民政治,其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工商业文明。公共知识分子是平民时代、城市社会及民主制度特有的现象。批判、理想、公义、民众,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四要素,他们为此发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就国家政权而言,但三权分立可以保障法治,但是不能保障民主——不能保障民权。好的威权政体同样可以做到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在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之外,民主制度尚需要另一重意义的“三权分立”:权力、财富——资本、公共话语。这三种分立力量,相互制约、平衡,方能保障民主制度之实行,也就是说保障民权方是民主。

人类社会,权力、财富、话语这三者是组织社会,也是控制人的根本力量,或者说是人类建立群体组织的三维。其中,权力和财富永远都是由少数人掌控的,并且核心操作是在“幕后”,唯有话语与民众直接相关。话语的力量在于背后的民众,民众对之一旦认可,便是民意,并可以转化为民众行为。比如,所有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由话语开始的,法国革命、共产革命、美国黑人运动,等等。因此,公共话语是一种社会动员力,可以对抗政权与财富。

因为公共话语可以影响民意,可以转化为民众行为,因此在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是民众制约权力与财富的保障。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即使实行三权分立和全民投票选举,民权也仍得不到保障。因为民主制度是代议制,权力最终是由少数精英掌控,没有言论自由,民众就没有监督、制约权力的可能。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美国宪法》,没有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因此1791年12月,美国颁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该法案的中心旨意是:“公民有权反对政府。”言论自由、公民集会自由保障了民众监督及抵制政府的权利和。从某种角度说,言论自由及公民自由集会、结社比选票更重要,选票毕竟是公民的间接权利——代议制,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直接权利。

公共话语立足民权,是权力与财富的“反对派”,其意义是对之监督、制约,因此它们多是批评的、理想主义的、高调公义的、为弱势民众说话。特别要强调,民主体制中——包括追求民主的斗争,公共话语代表民权,对抗政权与财富,它是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它是批判性的,代表民众的诉求——公义,但却不对国家的实际治理负责——那是政权的事。

政权的功能在于对国家与社会实际管理,它的立足是实际与责任;财富——资本的意义在于组织经济活动,分配利益;话语“一无所有”,那么它的资源就是“公”——大众,与“义”——社会公正。也就是说,“公”与“义”是公共话语的旗帜及意义,唯此其才可能制约平衡权力与财富。公共话语代表“公”与“义”,意义在于制衡衡权力与财富,为其戴上“公义”的笼套,这是其角色的要求,但也是它的致命欠缺。因为,它仅对道义和民众的诉求负责,却不负责实际事务,即不对国家、社会有实际之担当,也不负实际之责任,更不管后果。也就是说,它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只要提出批评及民众的诉求,体现了“义”就得,至于现实的局限、有无可能、后果好坏,那不是它的考虑。这是其角色功能所然。

但是,任何国家、社会的存在都是有局限有欠缺的;而“义”和民众的诉求是无止境的,不可能完全在现实中兑现。国家的最佳状态是权力、财富、公共话语三者的力量平衡:不仅“公共话语”制约权力、财富;而后二者也能制约前者,而不能让其牵着鼻子走。如果权力、财富的势力过大,民权就会被压制;而公共话语的权势过大,就有可能将国家、社会推向乌托邦化。

权力、财富、话语的三权制衡是好的框架,但是平衡本身是很难把握的,没有谁能给出安全的系数,其是自然力的博弈。因此在现实中,平衡总会被打破,发展为不平衡。就公共话语所扮演的角色,它只是“说”,不对现实及结果负责,而且其是高调理想主义的,面向大众,因此在民主社会的危险不是权力专制,而是不断拔高的公共话语用乌托邦、民粹绑架国家与财富。

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及发文化运动,是由公共话语动员、凝聚起来的,想想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知道话语的力量。美国六十年,公共话语充分展现了它的能力,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公共话语对民众的巨大动员、引导的力量,也给美国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反文化运动颠覆了美国新教传统精神伦理,致使其后美国几代青年人浸染虚无主义。

当下,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尤其是欧洲,显示出其“公共话语”的权势过大——即民权过大,国家权力及财富受其绑架,有乌托邦的倾向。比如,不断提高的社会福利,使制造业凋零,资本纷纷逃向金融及国外,特别是金融,因为金融资本是符号化的,高智能的,并可以随时逃离,民众对之无奈。金融本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保障,但当“圈钱”成为其目的,国家经济即虚化、泡沫化。再,政治家要讨好媒体,通过媒体——公共话语讨好民众,以争取选票和支持,这就是政治庸俗化。此次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是媒体犯了错误,由于其“官僚化”,脱离实际,忽视了中下层白人。川普上台后,遭到主流媒体的一致抵制,致使他的政策难以实施。以致川普用个人媒体——特推,对抗庞大的主流媒体。当然,这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公共话语对于国家政权的制约;但是就2016年大选至今,将川普参选、当选及执政看作川普事件,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的任性傲慢,其势力过大,已经“官僚化”,脱离实际。

“政治正确”的教训是,公共话语本身也是需要制约的,不能唯“说”至尊,道义傲慢。既然普世精神已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不能再像挑战性的“异端思想”,只讲道义、理想,而不计实际;其需要尊重现实,有责任感,对结果负责——即责任道德。并且公共话语需要自我约束,特别是需要来自文明传统的制约——在美国即新教精神伦理,要接受传统,维护传统,融汇传统,使传统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内容;也就说美国传统新教精神伦理,也应该成为国家、社会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排斥到边缘。

(未完待续)

2017年7-9月 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9/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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