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语:这里转发的《新周刊》访谈录,由于字数原因,作了删节和重新编辑。访谈原文附在后面,可参阅。

有关北京文人墨客一文,凤凰网已经作了采访。贵刊再提这话题,意在了解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方方面面。这里作个简要的回答。

一、边缘读书造就重写历史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非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钟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还有那部论《红楼梦》的专著,也是如此,因为小时候读不到,也不了解红学泛滥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别开生面。有许多读者都是从阅读此著开始进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二、隐形人的被迫强硬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是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是有没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只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料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三、无相可着才天马行空

好在我不算怎么个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终于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要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在网络流传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亦即台湾版的《百年风雨》里,是如何臧否二十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的,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是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么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大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

四、空空荡荡的自言自语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四十万字,一部六十多万字,最后一部二十多万。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朝着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

五、为写作的生存没有精神困境

我的宗旨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的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的。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的时候,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们,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么一贫如洗之人,想染都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

六、不求回报的担当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

这阵子家母病危,又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是被供在寺庙里的,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的,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曾经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就跟某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一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七、上苍待我不薄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上苍待我不薄。这十六年来,我写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六部专著和九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正当风华之际,历史突然拐弯,学府跟着衰败。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

新周刊:学界内很多人为你离开学府感到惋惜。

李劼: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是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

新周刊:由于外在的限制,你离开国家16年了。想回国吗?

我想念父母,十六年没有见面了,想得心痛。有人说,这也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不接受。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已然内疚。倘若最终无以相见,换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二0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首发于九月一日《新周刊》

附:访谈原文

无相可着的自言自语

———答《新周刊》诸问

·李劼·

《新周刊》的采访提问,几乎囊括了写作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得拿出部自传才能圆满回答。为了满足该刊的诸多好奇,在此只好将自己的林林总总,如实道来。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非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钟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从毛时代过来,加上生在工人家庭,难免会有阅读贫困,从而不无懵懂。不像书香之家的孩子,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正是那样的懵懂,使我没有成为遇罗克烈士。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始终处在读书人和不读书的夹缝当中。好像读了许多书,又像什么都没读过。记得文革年代,曾经在同学家碰到邻校一位红卫兵团的团长,那团长告诉我们说,他正在读《红楼梦》。我傻乎乎地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自惭形秽地承认,自己没读过。团长问为什么,我不好意思回答家里没有那部小说,只好搪塞说,不敢读。团长将身子一直,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不敢读的。

如今想起这个细节,真是忍俊不禁。虽然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激发了我读《红楼梦》的求索心,从农场当知青一直读到上大学;但真正读得清澈见底,却是在过了许多年后的身陷囹圄日子里。九十年代写了三部专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那部《论【红楼梦】》,后来收入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今年在台湾重新出版。说句实话,能够与《红楼梦》比肩对话的著述不多,在下的论红或许可以算一部。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们大都知道,工人家庭天然具有保护伞作用。在农场里被变相劳改之际,曾闹过罢工。后来上面一查,出身工人家庭,于是没有拿我怎么样,最后和平解决了。这个细节,写在上海三部曲中那部讲述农场故事的小说《被遗忘的岁月》里,台湾出版时叫做《毛时代》。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是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是有没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只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全都高攀不上。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在美国就算是底层社会,也有个底层的说法。可我到底算是哪一层的?这身份还真是不知到哪里认同去。很想说自己是外星人,可又有哪个外星球会承认我呢。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料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个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终于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要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在网络流传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亦即台湾版的《百年风雨》里,是如何臧否二十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的,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是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曾经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就跟某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一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这阵子家母病危,又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是被供在寺庙里的,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的,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么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大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按照本性,理当像安徒生那样写童话,或者像卡尔维诺那样写童心常在的传奇故事。实在是环境所迫,稀里糊涂地担当了理当由曹雪芹或者卡夫卡来写的小说。有人将我的小说与三岛由纪夫作品相比,读完三岛四部《丰饶之海》,发现彼此其实很不一样。三岛是太有追求了,最后以死明志。而我不过担当一下而已,之后很想归于轻淡了事。不想在此多费口舌解释这样的区别,因为那是只有读过三岛和我的小说之后才能谈论的话题。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我去年写了一部有关乔伊斯小说的论著,将那厮的全部小说作了着力论述。不要说在汉语圈里没有先例,即使在西方的乔伊斯研究领域,恐怕也不多见的。因为能够读懂《尤里西斯》的寥寥无几。这厮的语言能力,庶几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读英语原作,不知这厮在语言上的超强本领。我在去国之前,用英语讲过一门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着重解说了乔伊斯的著名小说《死者》。及至后来,读了《尤里西斯》和《芬尼根醒悟》,当然都是英语版的,惊为天人。但我没有像德里达那样被这厮给吓懵掉,而是从他的小说叙事当中看出了致命的破绽。那样的破绽就连哈罗德·布鲁姆都不曾读出来。布鲁姆只是读懂了《尤里西斯》里的布鲁姆,没有读懂乔伊斯小说的整个人物构想连同其叙事方式。因为布鲁姆没有写小说的经历。一个文学评论家,假如没有创作垫底,很难洞悉作品深处的堂奥。顺便说一句,当时在纽约图书馆借阅《芬尼根醒悟》,曾受工作人员邀请,参加他们的乔伊斯读书会。婉拒了。因为阅读就像写作一样,理当是很个人很孤独的事情。与许多人坐在一起阅读乔伊斯,就像在广场上听肖邦一样,完全走样。再说,乔伊斯小说有如绝壁,只能自己去攀登。读明白了,自然就会一览群山小。这都是非常个人的体味,无法从众的。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再说,当代汉语作家里值得谈论的,应该是木心那样的民国余音。上半年写了一篇木心的专论,藉此阐述了我的一些想法。其中的上篇,由《天涯》杂志发表了。你们若有兴趣,可一读。由于陈丹青的鼎力推荐,木心其人其作,已广为人知了。我的论述无非表明,木心值得那么鼎力推荐。

我与木心的天然相通之处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的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的。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的时候,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们,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因为孔丘以降的硕儒硬是讲出来了,所以有了立功立言立德之说,有了修齐治平之类的道德标准。其实即使是儒家,也是一说便俗的。你们可以看看讲说《论语》的过气明星,如今夸张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问我,是否想念故国,是否希望尽快回到故国?我想念父母,尤其是病中的母亲。十六年没有见面了。想得心痛。有人说,这也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不接受。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已然内疚。倘若最终无以相见,换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这十六年来,我写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六部专著和九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有生之年,人家还承认我是作者。撒手之后,全都变成公器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我还是要在此感谢支持过我写作的朋友,不管是亲密的还是远交的。能够活下来,能够写出如许文字,就像奇迹一般。但这奇迹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人世间实实在在的情谊提供的。斯情斯谊,在下不会忘记的。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么一贫如洗之人,想染都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请不要这么抬举我。

倒是曾经有过写作的迫切,写完一部,马上又跳出下一部。没完没了的。但写完《中国文化冷风景》之后,就松了口气。很想歇一歇。可是,才刚歇了一下又闲不住了,被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给吸引。可惜,有关普鲁斯特的文字,仅写了三分之一,只能留待以后再续。坦率说,读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越读越不以为然。但此生恐怕很难把那个课题重写一遍。再说,人家毕竟直接出自西方文化环境。有人建议我把中国文学史重写一遍,也有人建议我写一部中国正典;可我感兴趣的却是,语言和思维,在汉语世界和西方拼音文字世界里,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运行的?全息的思维有无可能?审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内涵?诸如此类的疑问。

有时又很想再写一部小说。有读者告知,在我的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里感觉到一种全息式的审美观照。那样的叙事方式,有类于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交叉小径花园》是很早就读过的。但卡尔维诺小说的阅读,则是最近才刚有些规模。那部历史小说写完之后,尚有很多图像,很多景观,很多人物,不知不觉地在眼前转悠。当然是在闭上眼睛之后。哪天变得清晰起来,就会进入一部新的小说写作。这都是听其自然的事情。我不强求自己,一如从不强求他人。小说叙事艺术,其实也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刻意追求,通常是徒劳的。

但是,那农场五年半的人生经历,确实是一场噩梦。大都写在那部知青小说里。你们有兴趣的话,读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将那段经历叫做噩梦。我希望在知青当政的年代,这部小说可以在大陆面世。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正当风华之际,历史突然拐弯,学府跟着衰败。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曾经到耶鲁投石问路,汉学权威劝告,不要来,走自己的路。这位学者在学术上成就如何且不论,这声劝告确实很权威。

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东亚系,没准那鬼地方又会多出一个“德萨女”。当然了,真要去了,也许没多久就会挥手道别。“德萨女”可以唬弄别人,但不可能让我束手就擒。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四十万字,一部六十多万字,最后一部二十多万。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朝着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不知当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否也如此悲痛过。但那几个古希腊悲剧家,应该有过相类的体验。悲痛过后,感觉内心像暴雨扫过的天空,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被净化过了。

写得最快乐的是《美国阅读》,原名是《东部文化西部魂》,在大陆出版时叫做《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在台湾出版时叫做《美国风景》。那是在美国西部走了一圈之后的产物,仿佛是接了自然的地气。有位朋友读了之后,告诉我说,将来拍成一部文化风光片,美伦美奂。那当然是将来的事情了。我自己反正已经快乐过了

写完历史小说之后,曾经告诫过自己,不要再写悲剧了,虽然开心,但很累。结果,一进入上海三部曲的写作就又朝着悲剧方向走去,一部比一部惨烈。最后都不敢写了,受不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一个个章节,陆续成形。整整写了七年,从0五年写到一二年。此书可以与我的三部历史小说对照着看,一者是思考的,一者是审美的。注重审美创造的,通常不喜逻辑思维。而以逻辑见长的,又拙于审美能力。这两者不知怎么,会在我笔下喜结连理。一会儿是愁云惨雾的悲剧场景,一会儿是雨过天晴般的逻辑世界。先秦时代,公孙龙听不懂庄子在讲说些什么,庄子一派也搞不明白什么叫做白马非马,结果就是一场场无焦点冲突。我弄不懂自己的是,怎么会既像庄子般逍遥于天地之间,又可以随着公孙龙出入于语言逻辑。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审美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而逻辑则是不考虑审美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写出戏剧,三大悲剧家谁也不会同时成为逻辑学的奠基宗师。倘若能够将这两者放到同一个平面上交互展开的话,是否就是我所思考的全息思维呢?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在如此这般的世界里徜徉着,有时突然发现,口袋里没钱了,赶紧跳起来,坐到电脑跟前到处搜索工作机会,重新为生存奔忙不已。你们想想看,哪有功夫精神困境呀?

但也不要以为我是个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且不说其它,写作本身,就是很世俗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走过许多高人,从来不留文字。这跟西方的人文景观很不一样。西方人通常是以留下文字,表明自己超凡出俗。东方的高人,是不着痕迹不着相也不立言的。他们不以文字为然。我是个很迷恋汉语文字的俗人,虽然不染困境,但总也高不起来。尤其是读到一些到山洞里坐化了断的高僧事迹,感觉自己很不超然,自卑得很。

我也留恋日常人生,留恋人之常情。甚至有时还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像许多人一样地拥有老婆孩子,到母亲跟前叫一声伲娘,我带上媳妇孙儿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藉此让病中的母亲开颜一笑。有朋友嘲笑说,这是农民情结。我不懂。你们倒是说说看吧,这算什么情结?二十岁时,母亲就盼望着我能够找到一位好媳妇。至今,快四十年了。

上苍待我不薄。倘若有人为我离开学府感到惋惜,那么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是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倘若要问我与昔日同行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可能是,他们有志于成为研究者,而我却无意间成了将来学府的研究对象。不管他们眼下如何装着看不见,但最终还是会抑止不住好奇心的。一旦拉开距离,过去的所谓冤家对头,全都会变成李劼先生的朋友。中国人的嫉恨,一般都是源于觉得别人挡了自己的道。有朝一日他们发现我其实不是他们眼里的挡道者,都会声称是我好朋友。更不用说,假设我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不知会冒出多少个朋友来。真是这样的。我太了解会写文章的中国知识分子了。因此,你们说,我有必要害怕得罪人么?根本不用怕。

我这人一面在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写故事,一面自己经常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就像友人所说,李劼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故事。但这次,有关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以后有空再继续。谢谢你们。

二0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来源: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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