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份建议信和下面的两封信,都作为附录收在《杜光文存》第21辑里,题前说明:这三封信都“是我在2009年内经由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报送给习近平校长的。由于2008年我曾经向老干部局党委书记作出承诺,向上报送的材料不再上网,所以这些材料一直存在电脑里,既没有上网,也没有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新朋旧友。但这些材料毕竟是我晚年文字活动的一部分,记录了我的思考与期望,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保存起来。本辑《杜光文存》是2009年的最后一辑,我把这些材料作为附录收在这一辑里,希望读到的朋友不要把它们发到网上,以免使我成为不守承诺的不义之徒。”现照录如上。)

冯继武同志请转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并报党中央:

2008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不平常的一年里,天灾、人祸,奥运、神七,……既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遗憾,也带来了成就和进步的喜悦。2009年将是更不平常的一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将出现少有的困难前景。全国人民如何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创造新的东亚奇迹,已经成为这一年里的最大课题。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取得平稳较快的发展,国务院决定在两年内拿出四万亿元,以保障民生、扩大内需为投资的重点。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我非常赞成,但我也很担心,这笔巨款是否能够真正落到保障民生、扩大内需的实处。

我之所以有这个担心,是因为我国目前实际上正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遍及各个领域的全面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以及风起云涌的社会骚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着无限能量的社会旋涡,吞噬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冲决了伦理道德的底线,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特别是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的腐败现象,对党和政府防止经济危机的努力,将会起着严重的腐蚀作用。希望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能采取严格的监督措施,有效地防止这笔国家的救命钱落入贪官污吏的口袋。

我认为,形成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不受监督。要克服全面的社会危机,必须釜底抽薪,改革政治体制,建立严格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使公民成为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主体。为此,亟需有步骤地采取一些有利于加强监督的改革措施,如:开放舆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鼓励公民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使公务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庭的财产情况,能随时受到民众的监督;改革司法体制,实现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干扰;建立名副其实的多党合作制度;等等。

但是,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阻力的根源有二:一是物质利益的得失;二是观念形态的歧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显而易见的,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至于观念上的问题,可以讨论的很多,我准备只谈一个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和对策。

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对策的歧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行为视而不见,没有运用政治权力来支持民众的抗争;另一方面,把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只是抱有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看作敌对势力,实施专政。前者以敌为友,看不到权贵豪强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后者以友为敌,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这种观念歧误与敌友颠倒,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的观念性因素。

有人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还需要具体分析,所谓官民矛盾,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工作失误,官僚主义,给人民造成损失,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另一种是由于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而暴富的贪官污吏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已经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贪官和同他们深相勾结的豪强资产阶级(如某些开发商、地产商、矿主等),是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前途危害最大的阶级敌人。他们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是使社会陷入不稳定不和谐状态的罪魁祸首。近几年来,我们把许多贪污分子绳之以法,是非常必要的;但对那些直接侵害人民利益、甚至动用警力镇压起来抗争的民众的暴行,却很少进行必要的处置与惩罚。在人民大众与权贵豪强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站在人民一边,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是许多群众同党与政府离心离德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各地在处理群发性事件时,总是重弹“被少数坏人利用”、“非法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等滥调,这就不能不激化官民矛盾,使民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

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情况最近已经有所改变。几个月前,重庆和海南三亚的领导人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对如何正确处理官民矛盾,突破了过去的官官相护的惯常做法,创造了很好的范例。根据报刊和网络的报道,他们的经验有5条:1、承认工作中的失误;2、官民对话沟通;3、及时解决问题;4、对失职官员进行问责处理;5、新闻媒体进行充分报道。这些都是值得提倡的。推广这些做法,可以大大缓解官民矛盾,挽回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此同时,对那些严重损害民众权益、民愤极大的权贵与豪强,必须严肃惩办,使人民群众意识到党和政府是与自己站在一起的。许多地方盖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式、白宫式的办公大楼和官员的豪华别墅,已经成为官民矛盾和对立的物质象征,时时刻刻在燃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把它们改为学校、医院、博物馆、图书馆、养老院等公共设施,或者拍卖招商,回收国家资财。

至于以友为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十分惨痛的教训。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都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打成阶级敌人,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使300万余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结果,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广阔的社会基础。遗憾的是,那种以友为敌的思维方式,十多年来竟死灰复燃,造成许多新的冤假错案。最新的例子是有关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零八宪章》(我也在上面签名)其实是一份立场温和、语气平缓、态度和解、对党与政府寄以殷切期望的宣言书,它认为我国目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暴力冲突”,应该改革现行体制。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这些理念和主张,有些是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后来的两个权利宣言明确记载了的,有些是我们党在四十年代的许多社论和文章里多次强调过的,有些是现行的宪法里有着具体规定的。以“宪章”的形式向社会发布,可以为社会探讨改革的方向提供一个初步的平台,因为“宪章”的所有内容,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修改的。正因为这是一份温和、平缓、和解、怀有期待的宣言,所以发布后立即遭到国外的反共反华人士和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时代的极左派的批判。把这样一种观念形态的政治主张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在是过于牵强了。希望党中央能够关心并检查诸如此类的案件,摆脱改革开放前的那种思维方式,用理解、宽容、团结、和解的精神来对待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凡是仅仅在言论或文字上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却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的人,都应该无罪释放,还其自由;并且在今后杜绝“因言获罪”、“以文治罪”的恶劣传统。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共同为建设伟大祖国而尽心竭力。

转变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念歧误和敌友颠倒,并转移专政的方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可以扫除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的强大阻力,有利于克服当前面临的社会危机,防止危机的扩大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使四万亿元的拨款真正落到保障民生、扩大内需的实处。

以上是我在新年来临之际的思考所得,供党中央决策参考,是否有当,敬请指导。

中央党校离休干部 杜 光

2009年1月4日

关于报送《杜光文存》第16辑的信

李景田同志并请转

习校长近平同志:

送上我的文存第16辑,其中的第一篇《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首页目录为避免警方查抄,删去“08宪章”四字),务祈拨冗一读。

“08宪章”发布后,许多同志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了排斥、打压的态度。我却认为应该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看待它:首先,目前社会危机四伏,最危险的是党内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它败坏了党的形象,腐蚀了党的精神,使党脱离群众,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不受制约。要摆脱这种困境,最佳的选择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完善的、保证政治权力不至于滥用的机制。“08宪章”提供了一整套可供选择的方案。其次,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前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表明,到处都存在着需要经过民主主义加以革除的封建专制主义遗毒,这说明我国的民主革命任务远未完成,还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党内普遍认识不足。“08宪章”描画出“经过民主主义”的路线图,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再次,“08宪章”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对党怀有期望的宣言,把它看做是“海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是很不恰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还就“08宪章”所涉及的修改宪法、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联邦制等问题,作了一些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供你们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教。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 杜 光

2009年5月4日八十一周岁之日

关于应对党内危机的几点建议

李景田同志并请转

习校长:

欣闻十七届四中全会将讨论党的建设问题,谨提出有关建言如下:

我认为我们党目前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分裂的危机。大体说来,这场危机孕育于八十年代,形成于九十年代,发展于新世纪;近一两年由于先后出现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更加复杂。

党内由于对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观点,多年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派别,大体上可以归并为三类:一是坚持改革的前进派或改革派,二是固守现状的保守派或顽固派,三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或复辟派。一个要前进,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倒退。具体说来,改革派矢志改革,但一则在理论上缺乏彻底性和明确性,二则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因而迈不出坚定的改革步伐,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是路径和方法,一个是目标和方向,两者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发展路线。但几年来成效有限,使人有束手无策、踟躇不前的感觉。顽固派是借改革之机暴富起来的权贵,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继续获取不义之财,力图保持现状,不思进取,反对改革,特别反对改革政治体制。前些年的社会发展态势,基本上是这两派较量妥协的结果。复辟派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这两者的平衡。他们利用这几年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造谣生事,煽动群众,竭力美化毛泽东时代和毛的丰功伟绩,如说毛时代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腐败,应该为“四人帮”平反,大跃进饿死人是造谣,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赵紫阳是复辟狂,等等,挑起不明历史真相的群众对毛泽东时代的向往。因此,这个派别近一两年来获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拓宽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去年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最近成立“中国工人(共产)党”(据说这两个党的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标志着他们已经发展到在组织上同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这两个党的目标差异不大,但在策略上很不相同。据有关的网络报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去年12月26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一开头就说:“三十年来的大复辟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并且提出:“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号召人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投身到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来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今年3月22日,他们又发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十大声明》,再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表示要“坚定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大方向”。这是一个与党为敌、反对改革的小集团。

中国工人(共产)党则不同。据他们在网上发布的公报说,他们在7月23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平均文化水平为大学本科,代表着全国37个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小组、11余万党员。大会政治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协力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执委会、常委会和主席(齐志平)副主席(方禹),推举毛泽东为永远的名誉主席;批准了党章、党旗、党徽。8月15日,齐志平发表致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的建言。大会公报和建言提出一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两党制(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当前处理众多社会矛盾的切入点是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摆正邓小平理论的位置;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目;建议中共中央制定《建国以后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指十一大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等等。

这个工人党看起来有着比较熟练的政治手腕,十分明显是有经过党内长期锻炼的老共产党员在操作。与一味反对改革、批判现领导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其他毛左派相比,纲领和策略都高明多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着相同的理论思想基础,复辟派很容易获得顽固派的支持和呼应。虽然这两派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期望完全不同,顽固派只想维持现状,复辟派则想回到毛时代的秩序,但在反对前进、反对深化改革、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两派的合作,势必使改革派更趋孤立。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分党员分裂出去或党内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未尝不是好事,它可以实现相互监督,促进党的建设和发展。但这些持有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对于改革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阻力,必须认真应对。

面对这种分裂明朗化的局面,党的建设从何谈起?空谈团结当然无济于事,清查取缔似乎也不恰当,可能事与愿违,反而会促进复辟派的发展。因应之道,在于釜底抽薪,通过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一些符合群众要求的措施,从根本上铲除反对改革的社会基础,重新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我建议:第一,加强党员的廉政建设,切实贯彻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希望四中全会对此作出决定,具体规定财产申报的范围和程序,厉行不懈,从而把顽固派的既得利益,暴露在阳光之下,杜绝他们继续获取不义之财的机会。第二,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有必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文革前的历史,应该撤消那些不必要的禁令,开放档案,展示历史真相,破除对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神话,以解除复辟派的舆论武装。第三,国庆后开展以上述两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毫无例外地都要进行清廉自查,并在报纸上刊布;与此同时,在报刊上开展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第四,放松新闻管制,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允许媒体报道清廉自查的情况,发表披露历史真相的文章。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报道进行检查,但不得事先加以限制或禁止。第五,从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角度,有重点地检查一些以“颠覆国家政权”、“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名被捕甚至判刑的知识分子和上访者的案子,实事求是地加以复查。目前冤假错案太多,如果能还几个大案以公道,可以挽回千千万万的民心。

我久坐书斋,对当前社会形势和党内的全局不够了解,只是就我的观察思考所及,感到党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深感焦虑。为此,特将我的所思所虑简陈如上,供领导同志参考,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中央党校党员、离休干部 杜 光

2009年8月31日

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按:这里收录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写给习近平校长的两封建议信,原信已由中央党校上送,但像过去的几份上书一样,没有任何回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有多少人向最高领导上书,或申诉冤屈,或提出建议,每天总有成百上千吧。领导人不可能都亲阅亲批,正常的顺序大概是由办公厅的秘书们有选择地摘要上报几封,或刊登在内部参阅的文件上,供领导人阅批。这样一来,我那些在官方的视野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议和诉求,在秘书们的眼中,自然就归入被淘汰一类,得不到任何反响。但它毕竟记录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轨迹,敝帚自珍,不愿自弃,所以还是决定把它编进《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印痕。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们不要见笑。杜光写于2013年的第三天。)

(一)关于稳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受到全党全国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民间和党内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议与期待,几乎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危机重重,关键在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现阶段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等等,都同政治体制的这个缺陷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曾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2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缘,但主客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许多难题,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必要,更为迫切,同时也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曾经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而现阶段则由于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在各个领域、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上下勾连,盘根错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触动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因而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总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这就要求高层领导在决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稳妥,力求少走弯路,少出纰漏。我认为,为了稳妥、顺利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是从理论思想和政策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7个专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组织7个平行小组,分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这就为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做了很好的准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虽然每次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基础,论述未免流于空泛,缺乏切实妥帖的可行性。由于时间紧迫,十八大政治报告恐怕也很难避免这个弊病。我的建议是十八大之后立即在体制内外,就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组织广泛的研讨活动: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讨小组,邀集有关专家参加研讨;二是请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及某些高等学校,也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励民间的研究机构发表意见和建议。用一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准备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见,拟出改革蓝图,再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交中央全会通过后实施。这个计划应该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以便让全党全国都了解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官民对立、消弭社会分裂,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能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于某些广大群众极为关心的历史积案,如“六四”事件、法轮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事实,再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

二是对知识界呼求最为强烈的新闻自由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它不仅可以抚平知识界的不满和创伤,而且可以成为监督权力和反腐败的强大武器。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不必急于全面开放报禁,而是逐步创造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舆论的特权,对现有报刊实行主编或总编负责制,让他们有选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缅甸取消实行了48年的新闻检查制度,世界舆论反应很好。2、废止网络管理上的敏感词。目前许多网站都有大量敏感词库,文章或微博里有某个敏感词就拒绝发布,这是对网络自由的极大讽刺。3、有条件地开放报禁,首先是允许二十多年来遭禁或因故停办的报刊恢复出版发行;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大城市出版民办报刊。4、出台《新闻法》、《出版法》,使新闻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家起草《新闻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弃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定稿后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会上人为制造的紧张不安的暴戾之气。我指的是公安部门对许多爱国者的监控、盯梢,他们或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的维权人士,或是如实报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记者编辑,或是提出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却因为得罪了某些当权者而被剥夺人身自由,一人遭难,四邻不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鲍彤,当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就查无实据,刑满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控达16年。如此枉法而不纠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后能够解除对他的监控,这将会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良好的影响。

其他如废除劳教制度,停止对劳教人员的迫害;禁止截访,还受害群众以上访自由;不再干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允许他们有选择礼拜场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列入党的议程,次第解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妥善解决,不仅可以化戾气为祥和,缓解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而且将有效地提高党的威信,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考虑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妨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开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试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我想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在理论讨论问题上,我正在把我这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编辑为一本小册子:《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说明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改革就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目标是要用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我在2009年2月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垄断,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按照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它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测,是一份改革政治体制的草图,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研究、讨论、选择的基本资料。所以我把有关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薄礼,供大会代表参考。现在文章和注释已经编妥,正在撰写前言和序言,预计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为了宣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8年6月成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我参与了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干事长兼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研究会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动开展十分顺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却打破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研究会和双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暂停活动。这一“暂停”就是23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提上党的日程,研究会和会刊可以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十八大后恢复研究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继续挂靠在中央党校。

这两点关于个人活动的设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习校长和景田常务副校长的同意和支持?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 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二)紧急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近平校长:

从北京日报网和新华网获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开安保动员誓师大会,表示要“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围”,已有140万志愿者参加,吉林向各个安保志愿者队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于15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公安局和武警总队分别于10月16日、29日召开十八大安保誓师大会。在一系列大会动员之下,北京气氛有些紧张,商店、街头,多了一些带红袖章的志愿者,出租车司机也受到一些异常的约束,有些异见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认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应该外松内紧,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师大会上提出“不要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确的,但实际上却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许多省市地区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提出“保卫十八大”、“打赢十八大安保攻坚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有人说:“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开大会还要我们老百姓去保卫,这不太丢人了吗?”

这种紧张气氛进一步疏离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败坏了党的威望。我怀疑党内高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紧张状态,为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留下难题;我甚至想,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会议期间挑动事端,制造混乱,给十八大出难题,同时证明制造紧张气氛的必要性。

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迅速调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强内卫,特别要防止“祸起萧墙之内”,以至下毒、放火、停电、断水,甚至爆炸、暗杀,都不能排斥在防范之外。另一方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惊吓,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扰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们对十八大期望很高,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欢快的时刻,不应给民众带来不便和不满,更不应使党进一步脱离群众。

我的思考也许有些片面,但自觉不无根据,怀着忧虑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议,供参考。

顺祝十八大安全顺利!

中央党校老共产党员 杜 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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