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上最大的“黑马”，是三代党魁的“大秘”、现年六十二嵗的王沪宁。此前，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他西方观察人士则更多地将他比作将一生献给皇帝的传统儒家士大夫。虽然如此，对于中国民众来说，王沪宁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隐形人”，时常出现在党魁身边，却如同影子一般。如今，这个从不对公众发表演讲的、极为低调的学者型官僚，在中南海中蛰伏二十二年之后，终于晋升为排名第五位的政治局常委，跻身正国级领导人之列。显而易见，王沪宁将接替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原来主管的任务，分管党建和意识形态的工作。在中共的历史上，以从未担任过封疆大吏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熬成政治局常委的，此前只有一个先例，那就是毛泽东的“大秘”陈伯达。
由于“入常效应”，王沪宁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政治的人生》（王沪宁个人日记）一书在网上被热炒，好些网店将该书炒至几千元人民币，尚且一书难求，网民笑指“洛阳纸贵”。由于中共严密的新闻封锁，民众“可以知道”的领导人的资讯少得可怜，而王沪宁是极少数有日记类著作公开出版的领导人。找到其旧着、从中找出其生活和思想的蛛丝马迹，就成了一门“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知识考古学”。不过，也有人权活动人士从中窥见中国国民之卑贱特性：“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生不老长命百岁，完全是因为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拥护。一个王沪宁升迁常委，旧作可以增值三百倍，一只叫沪宁的股票可以炒至停板，你说有这样的盲信百姓，中共怎可能会倒台？难怪习总想做皇帝。”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奴在心者”的中国人对于“习式新政”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理由之一就是此次王沪宁的上位——他们认为，当年身为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是一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有所研究；如今，他或许念念不忘作为“思想解放年代”的八十年代，进而引导习近平开启政改之路？此种思维方式，用一句稍稍粗俗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明明已经去势二十二年的公公，你偏要他硬起来跟女人做爱，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其实，即便在尚未从政的学者时代，王沪宁也是中央集权、一党专制、国有经济等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持者。比如，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他对美国完全是负面评价：“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不能忽视私有产权对政治民主的限制……美国重大经济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私人财团的手里。”由此，他对中国的愿景提出规划：“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在公有制制度下完成经济现代化进程？”这个问题，海耶克早已作出了否定式的回答。一九九五年，王沪宁在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访谈时更明确指出：“中央集权是所有国家建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强调中央集权不是抵制市场经济，相反是促进市场经济。”若非这样的立场，他怎么可能进入中南海呢？
此次王沪宁入常，不是王沪宁的胜利，而是习近平的胜利。王沪宁并不是外界传说的“三代帝师”，帝王或许真有老师，中共的党魁则只有“化妆师”，谁敢当中共的党魁的老师呢，中共党魁又怎么可能将别人当作老师？王沪宁充其量就是“高级秘书”而已。江泽民、胡锦涛甚至包括邓小平，都还没有狂妄到将私人秘书提拔为常委的地步，惟有毛泽东和习近平敢于这样做。王沪宁成了中共权力体系中排名第五的常委，但并未改变他与习近平之间的“主奴”关系。习近平随心所欲地让“大秘”当常委，实际上是对常委这一身份的贬斥和羞辱，正如毛泽东将恐惧战兢的陈伯达提拔为常委，乃为显示政治局其他常委不是可以与之并肩的“战友”，而是为他服务的“弄臣”。
在这场尔虞我诈、招招见血的“权力的游戏”中，“笔杆子”是最弱势的环节。他们没有主政一方的履历，也没有根深蔕固的派系，他们的升迁荣辱都系于主子一人。奴颜婢膝、察言观色、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是其基本的生存术。王沪宁能够青云直上，不是因为他具备多么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梦”、“新时代”，如果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作为政治人物的竞选口号，都是贻笑大方、无人问津的笑料而已，这些浮夸而虚假的词汇只能在中国这个“动物农庄”里欺骗那些只需要吃饱饭的猪群；王沪宁之所以连续三朝而不倒，且节节高升，靠的是一流的演技——比主子更聪明的奴才是活不长的，他一直假装跟主子一样愚蠢，最后终于真的变得跟主子一样愚蠢了。
那么，王沪宁未来的命运会比陈伯达更好吗？陈伯达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角。陈伯达的学历虽然不如王沪宁，但其才情和理论功底却远胜于王沪宁——当年，陈伯达所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篇篇脍炙人口，在国共内战中胜过千军万马，帮助中共掳获不少民心，连斯大林也赞不绝口，甚至引起毛泽东之嫉妒。王沪宁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王沪宁为习近平起草的、读一遍需要三个半小时的十九大报告，如同小脚老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听得与会者昏昏欲睡。
陈伯达只服侍过毛泽东一个人，而王沪宁先后服侍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人，论忠诚度，陈伯达比王沪宁更忠诚。陈伯达当了毛泽东的首席秘书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对死去多年的毛仍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毛将他无情抛弃和拔除毫无怨恨。但毛从来不曾尊重和礼遇陈，始终是“倡优蓄之”，如卫生纸一般用完就扔掉。同样当过毛的秘书的李锐披露说：“毛对秘书并无恩义，只是使用，因他对于知识分子从骨子里不信任。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关怀警卫、司机这些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这些人也更容易崇拜毛。”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倒是跟毛非常相似。
不过，毕竟是“天子近臣”，陈伯达在党内升迁极快。一九四九年，陈成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所谓“五大秘书”，排名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上，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陈伯达更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是名义上的第四号人物（比王沪宁靠前一位），他在文革小组内却饱受江青及其走卒王、关、戚三人的羞辱。深知自己没有权力基础，陈伯达平易近人，不论见到高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双手一抱拳，如此开场。他到地方上视察，轻车简从，粗茶淡饭，以此博得人们的好感。
然而，高处不胜寒，这个“小小老百姓”，终因靠向林彪集团，而被毛泽东视为“大大野心家”。陈伯达的垮台，让林彪感到“唇亡齿寒”，成为其折戟沉沙的导火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那么重用陈伯达多年的毛泽东难道就有多么英明吗？而邓小平对陈伯达的评价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可见，陈伯达在毛的面前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但在其他党国大员、尤其是“不能文”的官员面前，还是颇为自己“能文”而自豪。
爬得越高，跌得越惨。文革结束后，已被关押多年的陈伯达，作为失败者一方出庭受审，判刑十八年。狱中条件恶劣，染上一身病痛。一九八八年出狱后，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表示：“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谁能想到权倾一时的常委，会自我作贱如污泥呢？今天踌躇满志的王沪宁，或许无法体会陈伯达大梦初醒后万念俱灰的心态。那么，习近平会像毛泽东那样无情无义、心狠手辣吗？王沪宁会像陈伯达那样被黑暗吞噬而无力挣扎吗？将来有一天，曾经在中共三代党魁身边助纣为虐的王沪宁，会不会发现“中国梦”其实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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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Monday，October 3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