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6
曾年《沉默的河流：三峡的人和事》
三峡工程对四川乃至整个中国的戕害，在其建成十多年后日渐凸显。三峡大坝未来的结局，恐怕只能是炸掉或拆除。而在建与拆的过程中，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对长江沿岸的人文和自然生态已然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算、甚至无法弥补的。
如果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读过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恐怕在实施三峡工程时会三思而后行。遗憾的是，中共政权的独裁者们个个都是“刘项从来不读书”——比如，习近平以四处“报书单”的方式来掩饰其可怜的初中文化水平，但他并没有读过书单上那些文史名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毫无道德底线和怜悯之心的无神论者，他们相信“人定胜天”，却充当了灾难的製造者。
《国家的视角》的主题是“解释二十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通过对若干大型社会工程的研究，爲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斯科特认为，社会工程必然产生巨大灾害，它源于以下四个因素的结合：第一，对自然、社会的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国家企图限制人群流动，人口易于统计、管理，人们的生活、行为都要规范化、标准化，使得政府和官员用征税、征兵的眼光来看是清晰的。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认为人类一定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从而征服自然，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第三，独裁主义国家，它有愿望有能力用强制权力使自己的计划成为现实。第四，公民社会软弱，无力抵制国家计划的强制施行。这本书虽然不曾论及中国，但其理论完全契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大饥荒到三峡大坝，以及当下轰轰烈烈的“中国模式”，都是这条通往毁灭之路上颇具诱惑力的风景。
三峡大坝矗立起来之后，南方文明的摇篮巴蜀荆楚区域变得面目全非、不堪入目，谁能记录下沉默的河流无声的抗议？我所见到关于三峡的最好的摄影作品，是曾年的《沉默的河流：三峡的人与事》。曾年在长江上当过十二年水手，对江水的熟悉超过了岸上的土地，对生活在长江两岸的人们具有一种超乎血缘之上的亲情。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一二年之间，他屡次往返于三峡地区，与拍摄对象多次会面，耳闻目睹了近二十年来三峡底层民众的悲欢离合。曾年一边拍摄，一边用文字记载沿途见闻，正如法国摄影家阿兰•柯拉尔评论的那样：“曾年以客观、同时充满敬畏的态度爲我们拍下了一幅幅图片，向我们展示出了自然的炫美与现实的黯澹。”
老子说，上善若水。江边的人，像水一样遭到统治者的蔑视和驱使，但在曾年眼中，“他们每一位的每一缕头髮，每一个皱纹，每一个动作，都有其故事，都有其出处。我只有诚惶诚恐的资格”。曾年像写作“底层访谈录”的作家廖亦武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贫瘠的山岭间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风餐露宿亦不以爲苦。他在一篇摄影手记中写道：“住宿老孙家，我们是在同一个盆子也是同一盆热水中洗脸洗脚，又是同一条毛巾，之后又被安排在同一张床，而且同一个被褥裡睡觉。我也不好提出异议，是他觉得对我的好。夔门的大山上巨冷，久久不得入眠。”如果摄影者不能成为被拍摄者中的一员，就不可能捕捉到被拍摄者的眼泪与微笑、哀伤与希望。只有读到这样的细节，读者才会明白，那些细緻入微、情深意切的照片并非从天而降，每一张背后都有迂迴曲折的故事。
被腰斩的长江与被毁灭的风景
《沉默的河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记录了位于涪陵的历史文化遗产白鹤梁的故事。白鹤梁是一块每逢长江枯水季便露出水面的礁石，因有白鹤栖息其上而得名。白鹤梁最具价值之处倒不是白鹤，而是一千两百年来文人墨客在其上题写的一百六十三段、共计三万多字的诗词歌赋。因为三峡大坝提升了长江的水位，白鹤梁永远沉没在水底、不见天日。儘管后人可以通过玻璃管道进入水下观赏先人的智慧，去看北宋诗人黄庭坚手书的“元符庚辰涪翁来”，以及那个“来”字的“来去不得也”；但白鹤梁再也无法爲长江提供历年水位高程的记录——失去了週边原有自然环境的白鹤梁，身不由己地被凝固爲“水下博物馆”。
对于利用三峡工程横征暴敛、残民以逞的官僚和奸商而言，白鹤梁等历史文化遗产是无足轻重的“鸡肋”，是一堆缺乏“经济价值”的石头。沿江的那些古城、城墙、寺庙、百姓的家园，更是他们驱动怪手肆意拆毁的“废品”。然而，三峡工程并没有让长江沿岸的居民享受价格更爲低廉的电力资源，中国的电力系统被垄断在一小撮太子党手中。李鹏家族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益者，这个家族敛聚的财富堪称天文数字。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一姐”李晓琳居然在“两会”上提桉爲民众设置“道德档桉”，真是“贼喊捉贼”、“高尚是无耻者的座右铭”。无论习近平如何信誓旦旦地反贪，像李鹏家族这样的巨贪之家却安然无恙。
曾年沿江而下，一路上看到不少利用三峡工程大发横财的事例。他在巫山的渡船上听当地人说，南岸的山上是一片平坝子，已经爲某家大公司以四十亿人民币买下。曾年不禁问道：“难道有那么人要到大山裡居住吗？”对方回答说，那是要修建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很难想象在穷乡僻壤、崇山峻岭之间，突然冒出一大片芳草萋萋的高尔夫球场。谁说中国闭关锁国，西方的高尔夫不是在中国风靡一时吗？谁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
在大宁河的渡船上，曾年又听朋友说，刚经过这片土地被某大公司以二十亿人民币买下，将于此建别墅群。曾年问：“如何有如此之多的有钱人？”朋友爲之指点迷津：“先把地盘下来，什么都好说了。”最后，朋友用“疯了”这个词来形容三峡两岸“大开发”之怪现状。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就连毛泽东都不敢将“高峡出平湖”的狂想付诸于实践，后毛泽东时代自信满满的中共领导人却敢于将长江拦腰折断，如此才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领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下面的大小官员则拼命捞钱。
三峡大坝蓄水没有几年，生态灾难已初现端倪。曾年写到：在重庆，船行过一片滑坡区域，自三峡蓄水以来，这裡已有过大型滑坡。他用手机拍下施工现场的大幅白底红字标语：“勇排险，铸丰碑，保平安，利国利民——重庆市地勘局107地质队”；下面又有红底黄字标语：“地勘队伍做好国土危岩整治，不畏艰难确保长江三峡安全”。在“中华标语国”，人们阅读标语时已有一个共识：越是现实生活中缺少的东西，在标语中越是频繁地出现，如安全、环保等词彙。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三峡大坝首次一百三十五米蓄水；七月十三日，湖北秭归沙镇溪就发生滑坡。七月十四日，曾年赶到滑坡现场，拍下一张中国任何媒体都不会发表的照片：经由军人找到抬出遇难者遗体的瞬间。曾年感叹说：“再归咎于自然天灾，怕老天不干了吧？”然而，在一潭死水的官媒上，此类滑坡和死人事件，从来不会被报道，也不会被公众知晓。
那些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
就连树木都不能随意迁迻。在中国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以高价收购的方式从乡村掠夺树木，掠夺者反倒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捨者的派头。然而，那些千里迢迢迁迻到城市的参天大树，往往没过几年就死掉了。那么，人呢？
三峡工程所涉及的移民数量超过两百万。中共当局一声令下，相当一部分移民被连根拔起，奔赴陌生省份、他者聚落。中国宪法中不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中国人被户籍制度死死拴住。但是，一旦政府要你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你就必须服从，没有拒绝和讨价还价的权利。中国的面积跟整个欧洲相似，虽然中国一直存在超级集权的中央政府，也有统一的文字，但各地的历史传统、气候饮食以及方言之差距，并不亚于欧洲诸国。因此，很多来自四川、重庆、湖北的三峡移民，被“规划”到别的省区，宛如欧洲人从一国迁迻到另一国，所经历的文化震盪和生活磨难一言难尽。当局此前承诺的住房、工作、子女教育等条件，后来往往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水月镜花——中国政府对内和对外都从不遵守承诺。不久之后，很多移民偷偷逃回家乡，虽然家园已被江水淹没，虽然因此而丧失户籍，但至少可以在自己家园附近开始新的生活。
在曾年的镜头之下，有很多风尘僕僕地来来去去的三峡移民：有的老人独自留下，在废墟傍边搭一个窝棚，烧火做饭，不知明天将如何；有的年轻的父母背着还不懂事的婴孩，乘着渡船去往遥远的他乡，脸上充满迷惘的神情；有的家庭带着大包小包物品蹒跚上路，似乎要将过往几十年的生活一起打包带走；有的打工归来的青年人，身上穿着沿海城市流行的服饰招摇过市，却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城裡人还是乡下人……亘古如斯的长江，总是充当他们的生活背景，如果没有了长江，他们的日子如何计算、如何延续？长江静静地倾听他们喋喋不休的诉说，也收纳了他们全部的泪水和汗水。
既然是移民，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和游移、迷失和寻找。曾年在棚户中拍摄到一位守护着自己棺材的韩家老妈妈，身后那口厚重的黑色大棺材与老人那皱纹如凋刻般的脸庞遥相呼应，死亡的气息在城市废墟和江水之间瀰漫。这位八十七嵗的老人向曾年讲述的故事，简直就是现代中国苦难史的缩影：这位王姓老人刚两岁时，黄河决堤，自徐州由父亲背着逃到南京。丈夫是军械修理员，在冯玉祥和张学良的部队中都待过。日军攻破南京之时，她堕入水塘，怀胎七个月的胎儿流产了，自己阴差阳错地存活下来。抗战八年，她随军行动，辗转到过安徽、河南、陝西……然后，丈夫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跟八路军打仗，在死人堆中捡到一条命。再后来，国民党军队退却到四川，丈夫开了小差，一家人留在此地。之后，丈夫以打铁为生，被新政权调查过，但早已将所有身份资料烧掉，这才躲过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老人告诉曾年：“移民要我们去广东，我说‘要死就死在这裡了，这把老骨头就埋在这裡了’。”是的，老人早年逃难已走过大半个中国，如今再也走不动了，就让她在这江边长眠吧。
一八五一年，美国华盛顿州布格海湾，被迫出让土地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对白人演讲：“河川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我们只为求活才去捕猎，若没了野兽，人又算是什么呢？若鸟兽尽失，人类亦将寂寞而死。发生在动物身上的，必将回到人类身上……若继续弄脏你的床铺，你必会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可惜，中国的三峡移民，连对政府发表类似演讲的机会都没有，沉默的长江边，尽是更加沉默的民众。
那些力气比不上习近平的苦力们
长江沿岸，有挑夫，也有縴夫，他们衣不蔽体、肌肉淋漓的外貌，常常出现在曾年的镜头之中。
每到一个城市，在渡口，都会有挑夫来揽客：“要个力？”这些挑夫因其手中的那条扁担，或者竹筒，被称之为“棒棒儿”或者“扁担”。对于这两个司空见惯的称呼，曾年有一番人性化的反思：“这几个称谓似乎都不显示有人在后面存在。”换言之，这些苦力早已被上等人或者掌握文字书写权力的人所“非人化”，曾年要用镜头重新找回他们被剥夺的人性尊严。
曾年记录下与一位棒棒儿聊天得到的资讯：马姓，今年三十五嵗，一九八九年高中毕业，一九九五年进奉节的国营煤矿当井下工，合同制，去年辞掉煤矿工作。当棒棒每个月要交一百五十元给奉节码头，奉节码头共有二十至三十个棒棒儿。租房住，一天一元钱房钱，几十个人同住，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饭吃。当棒棒儿是从早干到晚上。他有两个小孩，一个六岁，一个八岁；老婆拾些个别人不要的东西，也种点菜自己吃。
这位棒棒儿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长期挣扎在最底层，却一眼看穿主导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有钱人是用钱来赚钱；没有钱的要用力来赚钱，有权力的说一句话可以赚上几万几十万。所以我们是永远赚不到钱的。”
曾年很天真，问他说：“生了病怎么办？”
对方似乎在谈论别人的事情，口气轻鬆而冷漠：“生活都没有保障，病了就该死了。我们是生活在饥饿中的人，还谈什么理想，什么社会公道？”
这段对话以及与之相配的棒棒儿们的照片，让我联想到英国作家毛姆的随笔集《在中国屏风上》。将近一百年之前，毛姆也是沿江而上，吃惊地发现了在长江边上拉船的縴夫们血肉模煳的生存之路。当时，在英国，如此艰苦的劳作已转由汽车、火车和轮船来承担；而在中国，依然由活生生的人来拉动庞大的船隻缓缓前行。縴夫们在举步维艰中喊出响彻云霄的号子，“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毛姆被这高亢的縴夫号子感动得潸然泪下：“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歎息，是揪心的呼喊。……这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毛姆认为，中国上层社会的官僚和文人们，腐败而衰朽，已失去了活力与方向感，无法引导中国这艘巨轮前行。他将更多的注意力对准下层社会，用更多的笔墨描写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夫、渔夫、挑夫和縴夫们。
民国初年，受聘到成都任教的日本教师中野孤山，在《横跨中国大陆》一书中如此描述船行三峡时，縴夫的辛劳与危险：“拉纤的船夫，如猴子、似蜘蛛，在重叠参差的乱石岩嵴上奔跑。激流奔腾，如千百蛟龙并肩飞舞。”而与毛姆差不多同时访问中国的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在看到长江沿岸的苦力们的生存状态之后亦感歎说：“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说到苦力的力气，中国央视曾经发布一段视频，介绍一位“超级大力士”：此人能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该名壮士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有网民撰写了一副对联如此“称颂”说：中国有一位全能的领导人，“文可兴邦，背一千个书名，访百国不重样；武堪定国，扛二百斤麦子，走十里不换肩。”习近平的举重纪录，曾年镜头之下的那些苦力们个个都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没有一个苦力会将习近平这样的大力士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没有一个苦力分享了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的荣耀。在被歧视、被剥夺、被奴役的境遇中，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如雨后的野草一般疯狂生长。一位受尽屈辱、看不到前头有任何希望的苦力发牢骚说：“下次文化大革命，会比上次凶一百倍。”已经移居法国的曾年听了这句话尚且心惊胆战，处庙堂之高的中共高官显贵们读到这句话，将作何感想呢？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