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场重大火灾导致当局采取大规模安全治理专项行动，网上盛传当局借火灾之名“清理低端人口”。对此官方予以否认，称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从未针对特定人群”。但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一周，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引发网上和外媒各种质疑。贫民窟等大城市病全球各地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政手段？习近平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与现代文明社会标准如此格格不入？许多人惊羡中国模式的效率，可是如果效率建立在政府专制和官员任性的基础上，你还羡慕这种制度吗？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章立凡：清灾隐患是假，政府翻版皇城思维是真*
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夺命大火烧出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引出一起“清理低端人口”的重大争议，北京当局对此坚决否认。
章立凡说， 其实，这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计划，不过，火灾加快了它实施甚至还不是方案的方案。可以说它没有预案，有预谋但是有很大随机性。如果真要整治安全隐患，真要清除不安全住所，应该对人口有妥善的安置，比方开放体育场馆、学校校舍、机关礼堂等等能够让人住宿的场所，但是却没有。这明摆着是不想让人在北京继续呆下去。所以，为了解除安全隐患的说辞让人难以相信。
事实是，几年来，中央说要缩减非首都核心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国际交往功能和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其他都属于非首都核心功能；而四类人之外的人员则要离开北京，要离开核心城区。其次，就是到2020年时，要把北京人口限制在2300万。再次，这是旧时王朝时代的皇城概念作怪，只让被认为相关的人员被圈在皇城。
章立凡分析，从历史来看，过去老北京有三道墙：一道城墙还有内外，内城官宦富人居多；皇城居住着近臣，就是跟紫禁城关系密切者；再往里是紫禁城。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皇城思维的翻版。话说近些年5到10年，中南海附近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大部分原来住所的普通百姓都被官方收购了，原来住民大部分已经迁出。总之，这一切都是很有步骤的安排，不是单纯的火灾安全隐患问题。火灾只是触发点，使得主持北京事务的官员找到理由来采取如此行动。
*章立凡：文明国家必有迁徙自由，青年毛泽东也是北漂 *
北京当局的做法引起民怨沸腾，我们不谈网上言论，几天来我们看到一些官方媒体甚至都在探讨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否合理。章先生也签署了知识界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
章立凡说，我也是偶然看到公开信，觉得不少想法与我的契合，所以才附议。本来我很少参加联署，这次我是破例了。觉得首先，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文明国家宪法都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中国1954年宪法有这条规定，老毛不喜欢，于是很快用一套户籍制度架空了；1975年把迁徙自由从宪法中去除，至今没有恢复。
如果中国按照十九大说法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迁徙自由必须要争取；从全球化角度，中国想当领袖。全球化有四个要素：贸易和国际交往，投资、资本流动，人口流动，知识传播。现在中国在人口流动上卡壳了，如何领导全球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不忘初心”，共产党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吗？现在把他们打成低端人口。习主席经常说，他是“经常挂念困难群众的”，而且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消灭贫困。消灭贫困不是这么个消灭法，是否眼不见为净，赶走他们就算完事儿了呢？觉得要说低端人口，大城市人口中往上查三代，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更不用说1949年跟着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了。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不也就是一北漂吗？都是低端人口。当了高端人口之后就把低端的初心给忘了。
总之，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迁徙自由这个问题都必须要提出来。
*章立凡：建筑安全隐患，责任在政府不在租户 *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说，官方实施的整治行动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不能混为一谈。《北京日报》指出，“火灾带给我们的教训极其深刻，血的事故警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时候。”违章建筑在中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违章建筑能不能证明北京官方的做法是合理的、必需的呢？
章立凡说， 违章建筑问题和贫民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客观存在。这些违章建筑有安全隐患，是政府管理不善，政府放弃对这类建筑的监督管理，长期以来积累到今天的现状，是政府的责任。至于入住的租客，无论所谓的低端人口还是外来人口，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责任，很无辜。他们是善意取得，有居住需要就租下来了，对于安全隐患问题根本不承担责任。
相反，既然要排除安全隐患，应该考虑到有这么多人居住，要挪出来的话要为他们提供住所，而不是采取现在这种限时限刻断水断电，把人扔到大街上，让他们在冰点的寒冬中渡过黑夜。这不仅不人道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的行为。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果然引发各界各行的签名；还有北京的民间团体以及人士都出面来收容和帮助这些人。为什么？北京市的这个措施已经打乱了北京的生活，比方快递、买菜吃饭等，这些本来都可以在自己住所附近解决的生活问题，现在都变得没有那么方便了，设施减少了，生活也变得昂贵了。还有，快递业因此瘫痪了好几天，也打乱了电子商务和送餐等社会服务。
管理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城市系统的概念，而不是如此“单打一” ——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麻烦。
*胡平：“低端”聚集容易闹事，政府担心维稳成本 *
官方坚决否认行动是为了北京城的整体安排。北京当局意在排除安全隐患，还是有更大的安排和打算？
胡平说，北京当局这么做目的不是排除安全隐患而是有其他目的和打算。要清楚安全隐患，加强消防就是了，为什么赶人呢？就像为人心善的富人宣称见不得穷人，所以把方圆几十里的穷人都赶走是一个道理。
胡平举例说，就在半年多前，英国首都伦敦也发生大火灾，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寓楼。第二天英国首相前往看望，第三天英国女王前往看望。各界反响很大。从死者相片和名字看，多是外国移民。相比之下，同样是火灾，同样是穷人居住地，英国对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没有进行驱赶；而祖祖辈辈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反而遭到驱赶。可见问题不是清除安全隐患。
刚才章先生提到，国内新媒体《创日报》一篇文章披露的信息，北京有控制人口的计划，据说最让北京各区县领导头大的问题不是填写增长的GDP，而是如何降低人口。所以，一切措施，清理出租房和违章建筑、提高房租、乃至于提高水价汽价、禁止外地人子女在北京就学、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目的都很明显，就是要那些所谓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企业和人员离开北京。举动虽然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势必要威胁到中产。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北京过上比较舒适和便利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因为衣食住行依赖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
还有就是当局不肯说出的理由，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这么多穷人聚集在北京容易发生群体事件，由于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当局如果镇压的话，很是丢脸。因此政府格外需要防范于未然。这让政府需要花费更高昂的维稳成本。媒体问为什么要清理，官方说对这些人口的管理成本远高于经济贡献。并非为这些人口提供福利的成本，而是控制他们免于闹事的成本，可见驱赶他们完全是当局要实现皇城的放大版，是出于政治考量。
*胡平：中共长期高压执政，百姓惯于逆来顺受 *
贫民窟等大城市病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北京这种魄力？而且似乎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这种现象越普遍？
胡平说，有贫民窟当然不是好事，没有也许好也许更不好。西方很多发达福利国家大城市已经看不到贫民窟，因为政府用福利手段来解决了。有些大城市还能看到，这至少说明有迁徙自由。
胡平表示，中国过去没有贫民窟，并非中国政府在福利房方面做得出色，而反映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经济，政府才不得已对严格的人口管制加以松动，所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涌进了大量的穷人。现在政府纾解的做法不是积极帮助而是想方设法对这些人口加以排挤。
我们看到，有很多发达国家做得不到位，因此在首都或者大城市中心有很多贫民窟。无论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是富人都不喜欢贫民窟，可是却没有力量把贫民窟和穷人赶走，毕竟有迁徙自由的基本人权和法律保障问题。而且从任何意义来讲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政府怎么能够进行暴力驱赶呢？这是别的政府不敢想的，即便想过也绝对不敢做而且也做不到的。只有在中国，权力才敢于这么骄横和这么任性。也只是在中国，老百姓深受多年压制才显得如此逆来顺受。因此，在别的国家都不会发生的很多事情，居然在中国都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这反映出很多问题，中共执政长期高压，到今天政府行使权力时格外野蛮和任性。这是本次驱赶低端人口现象中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的问题。
*胡平：中共藐视人权，暴力自信无与伦比 *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说，官方实施的整治行动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北京纾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不能混为一谈。怎么看北京当局“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这种动机和后果？
胡平说，北京日报的说法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清除隐患安全行动与清除非首都核心功能不能混为一谈，这实际是不打自招。至于出重拳下狠手，短期内可以取得表面成果，但是会撕裂社会，加深官民对立，为以后爆发更严重的危机埋下种子。
其实，当局这次出重拳下狠手并非第一次，而是长期以来当局一贯迷信使用暴力高压手段来解决各种问题心理的再现。这和六·四有非常大的关系。当年邓小平派遣坦克车对付和平请愿的民众，不仅引起北京市民的强烈愤慨，也引起世界的一致谴责。不仅开明、自由派的人不赞同，连保守派、强硬派都觉得心虚，也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能维持长久，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这样一个靠屠杀维持的政权竟然维持下来了。而且由于保持了所谓的稳定还出现了经济发展，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用暴力解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反过来嘲笑和蔑视那些讲人权和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和政府，遗憾地认为那些国家“没有一人是男儿”。
总之，中共官员个个都成为迷信暴力的强硬派，甚至连毛时代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也都加以省略了，而是直接使用赤裸裸的高压。这就是当今中共的普遍心态。所谓几个自信，说穿了其实就是对暴力手段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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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