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德·凡斯《绝望者之歌》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中产阶级,大都居住在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多元的东西两岸以及新兴产业增长强劲的得克萨斯州。虽然他们未必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和犹太人所垄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但身为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一般都充当软件工程师,即他们自我调侃的“码农”,至少可以获取较高薪水、过着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为下一代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因此,这群华人白领,跟杰德·凡斯这种自称“乡巴佬”的、身处中部地带的“另类白人”宛如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美国,他们也无法想象杰德·凡斯在自传《绝望者之歌》(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乡巴佬的愤怒》)中描绘的“乡巴佬”群体的生活状貌。而只到过东西两岸“精华地带”的华人旅行者和留学生,就更不知道还有杰德·凡斯笔下的另一个美国和另一群美国人了。

以族裔和阶级身份而论,杰德·凡斯如此自我界定说:“我虽是白人,却属于美国数百万苏格兰—爱尔兰裔的劳工阶级。对于这些傢伙而言,贫穷是家族传统,他们的祖先是南方奴隶经济体系中的临时工,之后成为佃农,再成为煤矿工,近年来又成为机械技师和磨坊工人。美国人称他们为乡巴佬、红脖老粗及白人垃圾,但我称他们为邻居、朋友及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白人与另一些白人之间的差异,或许大于某些白人与某些华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差异。而就地理环境而言,这类“乡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脉地带,深受阿帕拉契亚大山谷文化之影响。这个区域很大,从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一路延伸到乔治亚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纽约部分地区。他们长期自我封闭、自给自足,却在二十世纪末期这场无远弗届的全球化浪潮中,如同卷筒洗衣机中飞舞的泡沫般身不由己、前途莫测。整个工业链条迅速地繁荣,又更加迅速地衰败,让他们猝不及防,最终梦想幻灭、家庭破碎、生命断裂。

长期以来,这群“乡巴佬”被东西两岸的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遗忘、背叛、蔑视,光鲜的“美国梦”跟他们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东西两岸越是亮丽,中南部就越是黯淡,两者的“反向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草蛇灰线般的关联性。左派牢牢掌控的主流媒体和顶尖学术机构,联合封杀“乡巴佬”的声音:“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又让他们只能“沉默是金”。然而,“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当川普在一场激烈的大选中捕捉到他们的心声并毫不隐讳地替他们说出来时,他们的愤怒如决堤的大洪水一般,“惊涛拍岸,乱石穿空,卷其千堆雪”,成为一股将川普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推进白宫的重要力量。奥巴马执政八年,将美国的政治钟摆摆到了罗斯福新政以来左翼的最高点,美国的传统价值和立国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蚀;如今,美国的政治钟摆终于猛烈往回摆动,这是不是“乡巴佬”们所期盼的福音呢?

他们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受害者

杰德·凡斯的家族来自东肯塔基州的山区,他们是苏格兰、爱尔兰白人移民,从东岸平地来到山里谋生,最后定居在此。这里曾因伐木业及矿业发展出繁华小城,二十世纪初政府开始保护阿帕拉契山林木,加上煤矿业没落,广大居民失去工作机会,经济及社区发展一蹶不振。

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钢铁、汽车等工业的兴起,“乡巴佬”们移居平原地区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大型工厂中里的工人。他们享受到城市化的荣景,拥有了现代化的住宅、稳定的收入、水准不错的公立学校,他们的美国梦似乎近在咫尺。

谁也不曾料到,二十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钢铁和汽车等工业显现疲态,然后纷纷离开美国,去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或南美开新厂。正要蜕变为城里人的“乡巴佬”们,说不定在地图上连中国在哪里都找不到,却被中国那些从未谋面的农民工夺去了工作机会。“乡巴佬”们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虽然他们与所有美国的消费者一样,可以在沃尔玛等超级市场里面买到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但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消费能力。当然,这些悬在乡巴佬和城里人之间的美国劳工,境况并未糟糕到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里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农民工那样,但他们被锁定在日渐衰败的城市中、找不到新的工作机会、公立学校水准不断下降、家庭破碎、暴力及毒品泛滥,由此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他们的希望逐渐破灭,并被绝望所笼罩。

这就是杰德·凡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他的母亲是从山区移居城市的第二代工人子女,原本是一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还被选为毕业致辞的代表,大有希望进入大学学习,却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失去了以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契机,人生轨迹从此直线下坠。在凡斯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至少换了十六个男友,他至少有过五个继父。丧失自控能力的母亲,因为沉溺于药物和毒品,失去了医院护理师的工作,反倒成为孩子照顾的对象。像凡斯的母亲这样的人生失败者,在其亲友和邻里之中比比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心的崩塌,使得他们无力改变命运。更可怕的是,第三代的孩子大都愤世嫉俗,认为“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然后自暴自弃、自取灭亡。

东西两岸的精英阶层对“乡巴佬”群体视而不见。他们倒是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股票扶摇直上的矽谷高科技企业,华尔街的投资者和律师,华盛顿的政客和游说者,好莱坞的明星,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的“脸面”,殊不知,美国的“里子”却在溃败和腐烂。川普是极少数体察到“乡巴佬”的愤怒和痛苦的政治人物,正如他在总统就职演讲中所说:“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批人从政府获得好处,而买单的是人民。华盛顿繁荣了,但人民却没有分到好处。政客发达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厂关闭了。既得利益集团照顾了自己,但是没有保护我国公民。他们的胜利没有成为你们的胜利。他们的成功没有成为你们的成功。当他们在我们国家首都庆祝的时候,我们全国各地艰难度日的家庭却无可庆祝。但是,摆在太多公民面前的却是另一种现实:母亲和孩子陷于市区的贫困当中,废弃的工厂像墓碑一样遍布全国各地,教育系统资金充足而我们年轻可爱的学生却无法获得知识,犯罪、帮派和毒品夺走了太多的生命,也夺走了我们国家太多未能发挥的潜力。”凡斯靠个人奋斗以及好运气,摆脱了“乡巴佬”的厄运。当他跻身于从常春籐名校毕业的“高等美国人”的行列之时,也粘染上波士顿、纽约和矽谷的“政治正确”,他是共和党人,却没有投票给川普;但是,他的那些仍在铁鏽地带等死的乡亲们,听到川普的讲话热血沸腾、心有戚戚焉,都是川普的热切支持者——传统的主流媒体根本不愿倾听“乡巴佬”们的心声,自然不会料到川普具有如此强大的民意基础,进而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他们为什么从民主党人变成共和党人?

本书中最发人深省的部分,是作者分析这群“乡巴佬”,如何从坚定的民主党人转化成坚定的共和党人,甚至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向中间地带靠拢,转而选择坚持更保守的价值观的川普。川普与希拉蕊的对决,铁锈地带的几个中部州的翻盘,至为关键。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向来是民主党的铁票仓,民主党认为工人和工会必然支持他们,希拉蕊甚至从未去这些地方催票。但选票开出来之后,这些州全都由蓝便红,民主党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政客大惊失色,可是悔之晚矣。

为何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阿帕拉契山区及其南侧区域会从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转变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有人从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白人和基督徒更愿意投票给川普,但凡斯的回答却是:比贫富悬殊和种族差异更重要的是,精英长期以来对“乡巴佬”的忽视和蔑视,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虽然是贫穷的“乡巴佬”,但持守自己的尊严。他们可以忍受贫穷,却不能忍受政府和精英对他们的尊严的剥夺。而民主党政府偏好于施行“帮助穷人”的福利制度,反倒点燃了穷人的怒火——这套制度世界上是在剥夺“乡巴佬”们所剩无几的尊严。凡斯说出了“乡巴佬”们的愤怒之声:“政府让人靠着福利就能无所事事,他们根本是在羞辱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是努力工作的人,却因为每天工作而被嘲笑!”

价值观的转变,发生在凡斯十七岁那年。姥姥为了让他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强迫他假期到百货公司兼职当收银员。正是在收银员这个卑微的职位上,凡斯看到了决定社会政策的精英们在办公室中看不到的真实的人间百态。他发现,很多所谓的穷人,挖空心思钻福利制度的漏洞,他们分批结账,用食物券买食物,再以折扣价卖出换现金,最后用现金购买啤酒、葡萄酒和香烟等奢侈品。这整个过程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施施然地发生,他无权制止,也无法举报。

凡斯的姥姥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说,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不劳而获,尽力不要成为领取政府福利的人。然而,在民主党的社会政策之下,勤劳工作者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偷奸耍滑者反倒游刃有余。凡斯举出一个例子说明福利制度带来的巨大不公:“每隔两周我会收到微薄的薪资支票,然后注意到联邦政府会从薪资中扣掉所得税。在此同时,一位住在附近的用药上瘾者也会以差不多的频率来买丁骨牛排。我穷到买不起丁骨牛排,但托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买的丁骨牛排结账。”他心里非常愤怒:“我实在搞不懂,我们家辛苦度日,这种人却可以靠福利津贴享受这些我完全没有机会尝试的小玩意。”还是高中生的凡斯,通过在超市当收银员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主党号称代表工人,其实言行根本不一致。

“乡巴佬”们因此成为奥巴马尖锐的反对者。奥巴马似乎是全世界人的总统,偏偏不是美国人的总统,大概没有人比他更仇恨美国的了——反倒是欧洲人如此喜欢奥巴马,仅仅因为他的肤色和空洞的讲话,在其刚刚上任、并未作出任何政绩的时候,就把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他。然而,诺奖的光环不足以让奥巴马受到“乡巴佬”们的爱戴,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诺奖是什么东西。凡斯用充满讽刺的笔调写道:“奥巴马的出现立刻引发我们最深刻的不安全感:他是个好父亲,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他上班穿西装,我们穿连身工作服(首先我们还得想办法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告诉大家不该喂小孩吃某些食物,我们恨透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她说错了,而是我们知道她说得没错。”确实,虚伪者常常以高尚为旗帜,比如奥巴马强行让公立学校设置无性别的厕所,并允许那些自我界定性别的人自由地出入男女更衣间,而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却就读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必担心实施此政策会让女儿成为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反正受害者是别人的女儿。“乡巴佬”们当然举双手赞同川普对奥巴马的批评:“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奥巴马总统,我认为他是个很糟糕的总统——他没经验又自大,把我们国家给害惨了。”

教会的危机与转机

奥巴马及其民主党同仁对基督教的攻击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这也是“乡巴佬”们无法忍受的一个方面。川普说:“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我们的宗教信仰在公众场合遭受的对待。你在公开场合可以说的话、不可以说的话,还有可以在美丽公共场所建造的东西,这些都是有限制的。事实上,就是我们根深蔕固的宗教信仰让这个国家变得如此伟大,我们对圣经教诲的信念和我们的成长、成功息息相关。……我不了解,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要别人尊重他们信仰的人,却不会去尊重别人的信仰,感觉每个礼拜都有某个和基督教有关的议题被否决。”对于凡斯的姥姥这样将上帝和美国视为生命支柱的老派美国人而言,奥巴马政府去基督教化的做法,是对他们信仰和信念的打击与摧毁。

不过,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质疑左翼世俗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对当下美国教会作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与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区会上教堂的人其实比中西部、西部山区及密歇根州与蒙大拿州之间的人还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提和戴蒙这样的大都会区其实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极度自由开放的旧金山差不多。”但是,在接受民调时,基于对传统的尊重,大家都说谎,声称自己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圣经带”信仰稳固且繁荣之假象。实际上,在铁锈地带,宗教机构虽然帮助许多人维持稳定的生活,但面对制造业衰败、失业率高企和滥用药物等严重问题,教堂已然无能为力,信徒大量流逝。

如果这个地区的信仰真的稳固而鲜活,凡斯的姥爷怎么会酗酒并死在外面?凡斯的母亲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婚姻破裂并染上毒瘾?遗憾的是,教会的神学和讲道刻意回避信徒的现实困境。凡斯的老姥姥是虔诚的基督徒,却极少去教堂做礼拜,她发现教堂里的牧师在讲台上“耍蛇”——这不是一个比喻,极端灵恩派的教会确实如此,有牧师他们像杂技团的艺人那样耍蛇,似乎表明其拥有旧约时代先知摩西那样的能力。凡斯的姥姥也是“乡巴佬”之一员,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也不具备强大的理性精神,她凭借长年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常识,对极端灵恩派的此类做法不屑一顾。确实,无论牧师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让人拍案惊奇、瞠目结舌,而无法带来广大信徒信仰的复兴。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灵恩派教会信徒数量的增长在新教各宗派中遥遥领先,但其信仰并未带来从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体性的翻转。

在高中的时候,凡斯跟生父短暂相处了一段时间。他的生父是常去教堂的基督徒,也带领他一起去教堂,从而打下他信仰的根基。但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时代,凡斯所观察到教会中的种种情形,实在不能让人点头称善。凡斯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言论完全不具基督徒精神,他们整天如惊弓之鸟一般,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担心世俗资讯洗脑年轻人、担心艺术装置污辱我们的信仰、担心精英迫害让世界成为一个恐怖而陌生的国度。而牧师在讲台上老是攻击同性恋将导致世界末日、地球毁灭,却很少宣讲基督徒应有的美德。“我所学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反而呈现在消极反对他们不接受的主张,譬如同性恋议题、进化论、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或者婚外性行为。”这种视野和思想被狭窄化的、处于防御状态的基督信仰,已然丧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和本质。

今天,无论是美国教会还是美国社会,都应当谦卑地追寻建国之初的清教徒传统,并从中发掘医治今日“美国病”的药方。正如美国学者霍尔在《改革的人民:清教与新英格兰公共生活的转型》一书中所说:“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清教徒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公民社会和他们的公共生活一样,有赖于把权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社会,自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们过于关注权利而忽视了对整个社会对义务和责任。权力被滥用、公益缺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正确理解清教徒不会改变我们在感恩节吃什么,但是可能会改变我们感恩的对象和内容,可能改变我们想象更好的美国的方式。”凡斯回顾耶鲁求学生涯时,讲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深深打动了我:他刚到耶鲁,跟一帮法学院的同学去餐厅狂欢到深夜,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他不忍心让可怜的侍者独自清理,便决定帮忙。十几位同学中只有另外一名同样出身贫寒的同学留下来帮忙,因为其他人全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会有同情心,也不愿弄髒自己的手,认为多给了小费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改变,就需要从这样的地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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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Tuesday,November 2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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