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31日
读上海作家王安忆的新作《遍地枭雄》，不禁对作者刮目相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出发，深深地切入当今中国社会。它所揭示出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国人足够的注意，更谈不上有深入的了解，故而值得我们认真解读.《遍地枭雄》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干过这干过那，最后当了出租车司机，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平平常常。圣诞夜他搭载了3位年轻乘客，不料这三人竟是劫车的。出人意外的是，韩燕来竟然被劫车人大王吸引，鬼使神差地与他交上朋友，并跌入黑道。这个故事看上去是一个荒诞的江湖故事，其实却深刻地反映现实并揭示人性。我读了几篇评论，感到未能切中肯綮，忍不住写下这篇文章。
劫匪何以能打动人心？
《遍地枭雄》里的3名劫匪和一般人想像的强盗或黑社会不同，他们走上黑道不是生活所迫，而是自主的选择。他们抢劫财物不是贪图物质利益和追求物质享受，而是为了过一种不受约束的、充满紧张和刺激的所谓更自由、更自然的生活。王安忆说她本来想给小说取名《遍地风流》的，可是这个名字早已让作家阿城用过了，所以祇好取名《遍地枭雄》。的确，“风流”比“枭雄”更准确，因为“枭雄”略带贬义，“风流”则更中性。故事里的三名劫匪大王、二王、三王均非善类，但好像也非恶类。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无关善恶的而又让人心动的东西，一种超越善恶，在善恶之上的更深刻的东西。
小说中的主人公韩燕来是这次抢劫事件的受害者，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和劫匪们几天的接触下来，他竟然被匪首大王所吸引，他放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的机会和报警的机会，后来大王们把他放走，他反倒感到很失落（这和所谓“斯德哥尔摩现象”还不是一回事）。由此联想到《水浒》。在毛时代，《水浒》被套进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理论中去解读，如今是不时髦了。学者专家纷纷指出，梁山泊108条好汉根本就没几个是正经农民，就算是农民出身多半也都不务正业，整天热衷于打砸抢；另外，大多数好汉们也不是被生活所迫或被权势欺害才逼上梁山的。要说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扶弱抑强，替天行道，其实都颇有疑问，大可商榷。无怪乎老话说“少不读《水浒》”，因为《水浒》教人做强盗.这些批评都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梁山好汉既然是如此模样，为什么人们还要称他们为好汉呢？一部教人做强盗的书为什么对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呢？这说明人性中却有一种冲动，不安于按部就班、平淡无奇的生活，深藏着一种愿望，追求冒险，追求刺激，蔑视俗世规范，追求个人意志的任意挥洒。
梁山好汉虽然有不少是劳动人民出身，但是他们大都不爱劳动。那并不是说“稼穑辛苦，好汉不为”。好汉们不爱劳动并不是出于怕辛苦，并不是出于懒惰，尤其不是出于肉体的懒惰。这些好汉们整天舞枪弄棒的，要练武要打仗，其实也很辛苦，甚至更辛苦，而且还危险.为什么好汉们宁愿练武而不肯劳动呢？这和人们喜欢体育运动而不喜欢体力劳动的原因很类似。知青张三因为打一手好球，被调进地区专业球队。数月后张三回生产队看望插队的哥儿们。知青哥儿们问张三：“怎么样啊？这下你的日子过得舒服了吧？”“哪里哪里，”张三答，“每天大运动量训练，比当知青还苦还累呢！”“但是你乐意，对吧？”“当然当然。”不错，体育和体力活都是劳力的，但内涵大不相同。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体育却是对这种必然性的摆脱，体育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引一段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祇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祇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劳动，即物质生产领域，永远属于必然王国。我们不得不从事物质生产，因为我们要吃喝要生存。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总是被迫的，因此是不自由的。自由王国祇存在于必然王国之外，人祇有不需要劳动时才是自由的，人祇有从事不是劳动的其他活动才是自由的。梁山好汉们向往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喜欢劳动。可是不劳动你吃什么？那就祇有去抢，或者去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里指出，古代人之所以蔑视劳动，把奴隶制视为理所当然，那就是因为“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这一奴役是人类生活条件固有的。人类由于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祇有通过控制某些人——他们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劳动──才可以获得自由”。“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工具，而祇是试图把劳动逐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尝试”。至于说把劳动视为光荣，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观点，那是近代才兴起的。《遍地枭雄》里的大王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也难怪，既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劳动得不到保护，整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有权势者打着革命的旗号或改革的旗号明拿暗抢，巧取豪夺；相比之下，像他们这样冒险打劫倒还真有几分好汉气概呢。这就和《水浒传》这种教人做强盗的书竟会吸引人，尤其会吸引一些青少年同一个道理。
顺便一提，如前所说，体育运动和体力劳动同样是劳其筋骨，但两者的性质却大不相同；所以人们喜欢体育运动而不喜欢体力劳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都常常展开劳动竞赛，那就是试图把体力劳动变成体育活动。换句话，就是试图把那种为了谋生的必要而进行的活动，变成和谋生的必要性不相干的自由的表现的活动。实际上，很多体育运动的项目正是从体力劳动中抽象出来的，但唯有它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必然性之后才能成为体育运动，才能成为人类自由精神的展现.当今中国，性泛滥成灾。在一般人心目中，贪官污吏，巨商恶霸，黑社会的头头们都是在性事上放纵无度的——那也是他们显示自己权势的一种表现.可是王安忆笔下的大王却是例外。大王不近女色，大王是有老婆的，大王不是没有男人的魅力，大王是真的不近女色。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们也大都是不近女色的。从现代人男女平等甚至女权主义的角度去批判这种观念自然是必要的，也当然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英雄们要不近女色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近女色会成为一种英雄品质呢？答案很简单：禁欲。禁欲当然是反人性的，但唯其如此它也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除了人，你还见过有什么别的动物竟会自愿禁欲吗？人有动物的一面。所谓食色性也，这就是说，食色是人性，准确地说，食色是人性中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的共性。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也明显具备一种完全违背其自然本能或曰动物性的方式去行动的能力。自愿禁欲就充分显示出这种能力，所以它能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所谓女人是祸水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女人有多邪恶，而是说女人有巨大的诱惑力。它不过是说性欲是动物性欲望，耽迷女色表明你屈服于、沉陷于自己的动物性欲望，所以是没出息，是堕落。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欧洲，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势，而教士也是独身，其中的道理是很类似的。
危险的权力崇拜
《遍地枭雄》里的大王是一个很值得挖掘的角色。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大王对毛泽东的崇拜反映出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憧憬。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自由，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大王一类人来说，像这种为了称王称霸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倒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显得更有魅力，更值得崇拜。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独霸天下，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拼死投入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你死我活的追求声名显示优越的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越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利用制度设计，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它祇限制专制独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于给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保留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给每一个人的野心施加限制。在民主制度下，一个从政者要想任意挥洒到毛泽东那种地步就是做不到的了。
本来，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中国人对于独裁专制的罪恶可谓深恶痛绝，刻骨铭心，由此也产生了对自由民主的强烈需求。但是由于中共当局严厉地压制对文革浩劫的揭发批判，残酷地镇压自由民主运动，并且为暴君暴政涂脂抹粉，包括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大肆为古往今来的专制帝王和独裁者歌功颂德。通常，人们祇从这些帝王戏里看到奴颜媚骨。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帝王戏，由于他们大力渲染帝王们的文治武功，不可一世，那就很可能使得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产生了权力崇拜的思想，也唤起了他们对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野心，刺激起他们“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权力幻想。王安忆在后记里解释她的书名《遍地枭雄》时，特意强调“遍地”二字。想想也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与文化氛围里，13亿中国人，其中该有多少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啊？
——《北京之春》 2007年4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