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2005年8月 口述:赵汀阳 采写:陈远

  

  肆无忌惮的自由对思想有好处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哲学家里面大概只有苏格拉底、孔子和维特根斯坦等几个人有点像样的故事,其他人,例如老子和康德,实在没有故事,他们所谓的故事,无非就是思想。我是机器人,喜欢思想作业,虽然在理智上知道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有最后答案,但作为机器人,难免忍不住想试一试。这样有点愚蠢。康德有本书里有两句诗好像是这样的:乡巴佬守着河水看,想看它是否流得干。

  

  我是1961年出生的,这个年龄,没有赶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但看见了,旁观了。我们那时候的精神生活,是跟战争、革命、英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概念紧密相关的,现在有个后遗症,就是比较爱看战争片以及暴力片。记得当时每天都是锣鼓喧天,这边游行,那边游行。每当有最高指示宣布,大家就都上街游行。我最喜欢去看大字报,每个街道的宣传栏上都有,看都看不完,沿着马路一路看下去,不太懂其中内容,但是觉得语言很有趣,都是“打倒谁谁谁”、“油炸谁谁谁”、“清蒸谁谁谁”之类很夸张很变态的语言,还有很多宣传画,也是很夸张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怪卡通。有时武斗发生,我们出去瞎看,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流弹,打中邻居家小孩肚子,送医院里救过来了。还有一次比较惊险,某派把男女老少们召集到大街上进行教育,大吹“攻占了”什么大楼,“缴获了”多少卡车,正说着另一派反攻了,硫酸瓶以及砖头满天飞,一时间人们抱头鼠窜,感觉差点给挤死,有个亲戚说得最有趣,她说她“急如三弦,惊到漏屎,几成僵尸”。乱世一般如此。

  

  文革后期很有些特别味道。虽然说是继续革命,但革命疲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社会气氛低落,权威打倒了,理想破灭了,生产也破坏了,一个低沉而无所事事的年代,没有责任也没有前途的状态。但是这个真空对于少年人非常自由,那种非比寻常的自由今天难以想像,学生们可以随意迟到旷课,可以砸学校玻璃,破坏各种公物,可以随便打架,有时候多看人一眼就给群殴得昏天黑地,没有人管。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破坏了任何信仰,这对于社会秩序是坏的,但对于思想或许有某种好处,因为真正精纯的思想首先就需要“不相信”。

  

  对政治真正开始有感觉是林彪事件,感觉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在林彪事件之前,林彪的权威性也是不可置疑的,转瞬之间,他被宣布为叛徒、阴谋家之类,很令人震惊。秩序的改变让我突然意识到政治的存在。从那之后,人们好像一下子变得深刻起来。那种灰色的社会气氛一直延续到1977年。

  

  用不靠谱的方式讨论“靠谱”问题

  

  初中时有个铁哥们儿,那时候我俩自以为有脑子,经常一起用不靠谱的方式讨论各种或许靠谱的问题,后来知道大概算是哲学问题。他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孩,那时候男女生不说话,不是不让说,而是会被人笑话,不说话自然就难办,我那个铁哥们问我有什么“高见”,他没有高见,我也没有。最后还是他自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知道我会画画,就让我帮他为那个女孩子画一个头像,然后他冒充他画的。我接了这个活儿,费大力气画了好几张,终于有一张画得有些像,被我的朋友拿去签上了自己名字塞到了那个女孩的抽屉里。看来不成功,没反应,也许是我画得不好。

  

  高中时,他忽然自杀了,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不应该自杀。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甚至气得认为是谋杀,试图当侦探,当然是荒谬的。加缪说过,自杀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的意思是需要思考活着的意义。这有点道理,但一定要警惕,自杀问题虽然深刻,但它的深刻部分沉溺在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想多了没有好处,想多了会弱小。所以我不同意加缪的说法,还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这样思想才有力量。

  

  高中有个爱好是做数学题,因此跟学校几个数学老师关系不错。那时候社会仍然比较单纯,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物质诱惑,没有电脑、电视和各种游戏等诱惑,相比之下,数学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事情了,也读了一点文学什么的,但不觉得佩服。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李泽厚说到文学,他也不太看重文学,他的理由是“文学是假的,有工夫还不如读历史,尽管历史也不都是真的”。过去的教育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教育没有规范化,老师讲课的进度和难度凭老师自己把握,也没有升学率等各种指标,自然主义教学。学生学得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那是一种真诚的教学。老师可能看我喜欢数学,就拿比我们当时的教材深得多的数学书给我看,找一些难题让带回去试着做。有时候我成功地解开一些题,老师就会乐不可支。

  

  大学最有收获的“课”是同学讲的康德

  

  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高考隔了10年刚恢复,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什么年龄的考生都有。当时糊涂,以为就是一次大的考试。事后才知道,高考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那一年,150个人录取一个,真是岂有此理。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人们的心情是新鲜、好奇、兴奋的心态多于竞争心理。

  

  我的家乡虽然偏远,但因为是侨乡,所以海外风潮的影响似乎比北京还早一些。到北京几个月后,听到据说是巨星邓丽君的歌,才知道我们中学时传唱的某些歌,所谓“黄色歌曲”,都是邓丽君的。我喜欢大学班里有个原来当生产队长的同学,他每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邓丽君之类的歌,都要大叫一句“简直不堪入耳”。有个叫孙元宁的铁哥们最前卫,1980年他就叫我听摇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磁带。班里那些老大哥给我印象很深,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历不凡,有的在进大学之前是中学校长,有的是高级技工,有的是不小的党政干部,往往还曾经是红卫兵头目。那时班里好像有智慧的人特别多。刚才说到的生产队长,学了一点点围棋,天天缠着要和班里一个高手下棋,高手决心打消他这个想法,从让他2子而赢他30多子开始,一直慢慢增加到让他16子反而赢80多子,如此怪异的事情让生产队长完全崩溃。这样沉得住气的幽默让人敬佩。

  

  大学在我的理解里是个集体自学的过程,当时课程设置虽然差劲,但是大学校园是个很有意义的符号,它给身在其中的人一种必须学习的氛围,尤其是当年那种1比150的比例会给大学生一点精英的幻觉。有了这样的幻觉,学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可见幻觉也不都是坏的。大学本身其实学不到什么,但是从大学提供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大学里的人身上能学到东西。例如,在大学里让我最有收获的几次“课”是同学盛晓明给我讲解的康德的先验论,使我突然发现我也会哲学了。

  

  朋友对哲学研究的帮助远远大于书本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培训学院,后来被兼并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分院。我在那里又认识几个非常有趣的朋友,有个曾沛涛,后来当过多个CEO之类的职务,他说,资本主义管理的秘密就是让有的人成为“瞎子”,有的人成为“瘸子”,有的人成为“傻子”,总之是各个部门里是各种残废,这样,残废们之间就不得不良好合作。后来又上研究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搞哲学,不断认识了更多朋友,都是不凡之人。我相信这些朋友对我哲学研究的帮助远远大于书本,由于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见解和知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决不是书本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到处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还要说说我的导师李泽厚,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本来似乎应该说他是位“大师”,但自从有个朋友告诉我,当今社会里,“大师”只是中级职称,我就再不敢说谁是大师了。

  

  考研究生的时候,一个考场几十个人。考前无聊,相互问考谁的研究生,一问发现居然这个考场60人都是考李泽厚的。李泽厚的考试规则也与众不同,他的论述题要求回答不许超过五百个字,超一个字扣一分。这样独特的考试方式,一时成为新闻。后来他说,他相信如果用500字不能简单地说清楚一个问题,那么5000字、50000字恐怕就更说不清楚了。入学第一天,他给我们讲话说:做学问其实不用上学,既然你们一定要来上学,可以理解,不过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对我也可以。我觉得李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我和他在感兴趣的论题和观点上有很大差别,完全不能互相同意的地方也很多,但一起交换看法一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已经70多岁了,有一次陪他去骑马,他还问我,别人都反对我去蹦极和坐过山车,你陪我去吗?

  

  【采访者手记】

  

  当代研究哲学的学者中,把自己看做哲学家的大概只有赵汀阳一个人。别人是在研究,而赵汀阳是在建构自己的体系,这样的自我定位,在别人看来不免有“狂妄之嫌”。不过看看赵汀阳新书所起的题目,那就更吓人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好家伙!但是跟赵汀阳聊了半天之后,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狂妄,尽管赵汀阳的思维跟别的学者比起来有点奇怪。别人写文章都“有我”,但是赵汀阳不一样,他力主“无我”,一旦他思考问题,就像他所说的,他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思维机器”,外在也好,赵汀阳也好,都只是赵汀阳思考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个人,自然谈不上“狂妄”,他原本如此。

  

  赵汀阳“无我”,却关心天下,在《天下体系》中他说:“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天下体系》可以看做是他给出的关于世界的思想。

  

  跟他聊天,一开始有点难进入,作为喜欢思想作业的机器人,他不喜欢谈论那些故事,我的大脑跟着他飞速地运转,但是还是跟不上趟。最后我不得不跟他说:“赵老师,我想知道的,不是一个思想机器的产品,而是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转的?”赵汀阳笑,有点腼腆,有点天真:“看来,你是要我讲故事了。”这时候,我们的对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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