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sidas:《现代性与大屠杀》矛盾重重

Share on Google+

前几节将大屠杀研究的几个基本的论点结合史料都说的挺详细,算是这方面理论的“集大成”。可惜后两节加上那篇发言稿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简直是terrible,而且那种方案不但不会遏制道德的无王状态(见发言稿)反而会助长“以理杀人”这种大屠杀模式。

本书前几节略述如下:先讲大屠杀的可能性:欧洲反犹主义传统和近代犹太自由主义;后说可能性并不代表实现性,实现性是决定因素,是近代理性主义(政治方面表现在官僚主义),理性化官僚系统不具有对价值反思的能力(包括受害的犹太人自己,他们是服从理性主义的赴死),因此只要第一动因存在,那么这架机器就会朝着预定目的盲目的运行下去,而大屠杀就是这架机器为了实现净化欧洲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最后手段。

鲍曼将这一切comprehensive的总结为“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从鲍曼特别为Milgram独辟一章即可知,他将这一切解释的重心都放在一体化社会中“道德影响力弱化”这一点上,首先他认为这点是当今社会学将道德化约为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其次因为这点是他对道德社会学展望的核心。当然其道德的基础已经不可能是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意识,而是个人意识。

鲍曼虽然批评事实与价值二分,然而他本人对大屠杀现象的解释却不自觉的重蹈覆辙(并且加深二者的差别):凭什么他认为理性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实现性是决定性因素,而非欧洲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恶劣的价值判断,以及他稍稍提及的近代以来犹太人对自我价值进行的改造?凭什么说前者可以完全脱离后者运作?如果不是后者,官僚系统的灵魂(第一动因)何来?

鲍曼整部著作的机巧性就在于他并不否认大屠杀的完全不可理解性,而把可理解的部分尽量扩大,把不可理解的部分放到视野之外从而像官僚系统一样转移了对最终问题的反思。鲍曼甚至还用两种相抵触的理论为他的学说进行合理化论证:Milgram的性恶论和列维纳斯的性善论竟然用鲍曼自己的道德与距离成反比的理论调和起来了(奇怪的是,本朝的官僚体系的缜密性似乎和道德感成反比,难道我们很高级、很自觉?!)。最后点睛之笔停留在知识分子道德立场上,很高调、很好莱坞。这种斯多亚立场在涂尔干理论中已经被批驳无余。

拙劣之处还不仅于此,就不说他把sleeper分为恶和善的两部分,并给于后者很大的期望,甚至还误解了涂尔干的理论,他将其社会-个人辩证法僵化为社会决定论,并给他戴上道德相对主义的帽子,殊不知涂尔干的相对主义是有限的相对主义,不如说涂尔干用这种有限性约束了在19世纪晚期早已成为主流的肆无忌惮的相对主义。何以见得?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发展的社会密度的概念已经在人类学上弥补了理性主义对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在达到一定的社会密度时,就会产生相应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但是这一切的自发性是有限的,当偶然的情况导致失范时,需要一位认清历史规律的社会学家给与这一进程以自我意识,为人民立法,而能实现这一新法的却是具有传统力量的社会支配机构,这一支配机构的合法性确是在现代人权论意义上的。因此涂尔干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一套底线价值,在此意义上可见其道德相对论的有限性。大屠杀现象完全可以用失范理论加以解释:利他主义超出了利己主义,道德失衡严重。但这一解释并不是历史性的解释,他并不奢望说明失范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而正是这点让鲍曼以一个社会学家得身份在历史中竭泽而渔,可惜对于价值的历史问题,他却网开一面!

在隔离时期作为德国社会团体之外的犹太人团体,已经不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不具有德国公民权,但是,按照启蒙以来的观念,犹太人具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是绝对的,不需任何暴力做后盾的。而欧洲传统的反犹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爆发的对犹太人具有这一基本权力的否定,这一否定最终在各国起初的默许、各方始终的默认下在德国得以完成。这一否定本身就是对欧洲文明整体进程的否定,对这点进行辩解,把它限定在官僚体系这一限定的范围是很苍白的,甚至是饥不择食的。二战前(甚至当今的欧洲亦如此)的整个欧洲都以其所作所为否定了土生土长的自由平等观念,无怪尼采早就告诉人们“自由意志是统治阶级的一项发明”,无怪马克思要为这一切贴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
大屠杀是一个来自人性深处的启示,而非一定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就像上帝需要一个十字架或神奇显灵,但我们不能说是十字架或神迹让上帝的灵显现,而后者完全是知识决定论,完全是历史主义的)。一切对文明抱有苏格拉底遗留下来的乐观主义的人都出于本能的会否认这个启示(鲍曼就是一例,他的乐观主义都退步到苏格拉底的悲观之处了),代之以历史或近代自然解释的最后后果就是“上帝之死”。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当鲍曼研究作为“个案”的杭飚时,他会提出这样犀利的见解:你们冤枉斌哥了,是三菱跑车杀害了谭卓,是日本三菱公司杀害了谭卓,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杀害了谭卓,是人类科学杀害了谭卓……可是,连最不济的地球人都知道:是地球人杀害了谭卓(当然不排除有潜伏于地球的火星人发动的可能性)。

历史是人造的,是”verum esse ipsum factum(true itself is fact)”的,历史在这个启示中所表现出的偶然性如果不被清醒地认识,那么大屠杀才更可能再次到来,并且以科学的名义,甚至还带上了道德这个小兄弟。因为未来还是掌控在人性的激情方面,而非人性的理性方面。那么理性究竟何在?就在对”verum esse ipsum factum”的警醒,在于从来自大屠杀一类的人性事件的启示中开悟。这一警醒是中国、希腊和印度(大乘佛教)的古典理性主义最首要的遗产。

之所以对本书打4颗星,首先是因为本书是大屠杀研究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省时省力);其次,本书一个L.S.诊断的误入歧途的社会学的绝佳案例。

来源:豆瓣

阅读次数:1,51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