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之谬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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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废黜马克思主义必得仰赖逻辑证非

三年前,即2015年,本人狱中著作《狱中证倒马克思——马克思原错:劳动价值学说知行归谬》在台湾由唐山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非马著述,尤以出于先前共产国家著述为最,仅从实践结果、道德观念,甚至党的政策、民心向被,而非理论概念上面归谬阶级斗争知行从而产权公有知行、赤党专政知行、国噬个人知行,结果必然就是:不能彻底、完全驳倒它们,形成久拖不决乃至尾大不掉之势。令作者不明白的是,许多中外人士,包括个别西方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均说:现在都啥时候了呀,还研究、批判马克思主义?令我怀疑此类夷人居心何在。唐山出版社没有依约将书也在香港发行,大概也是出于这个理由。不从理论概念上面归谬上述知行,它们就会暗中潜伏下来,伺机沉渣泛起。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主义学院年逾八旬的教授周新城,于其所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当中,大肆批判吴敬琏、张五常等人鼓吹“私有制万万岁”,就是一个危险的迹象。当前中国大陆跻身世界百强的企业大多都是国有企业,则是“消灭私有制”知行的带菌公行,远非回光返照,令人提心吊胆。所幸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之举扳回一城。[1] 作者发现,并非由于时代变迁,马学出现错误;仅靠理论推导,就可对其逻辑证非。也就是说,马学奠基命题就像燃素学说一样,呱呱落地就已错,而非星移斗换致其错!!就像“低胆固醇损坏健康”本来就错,而非后来才错。若果人类于马氏在生之时的19世纪及前所行的交换价值向来是劳动价值,而于马氏过世之后至今所行的交换价值变成了效用价值,才可以说“由于时代变迁,马学出现错误”——但是人们可以怎样论证人类整体不约而同于哪一年份以什么方式实施了这一次匪夷所思的,没有回头的切换?即使看完作者反复强调需要这一操作,也还是有读者“眼大过隆”地告慰作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对今天的实际经济运行,应该已经没有影响”,“当局实际上是在打左灯向右转”等等,我难道不知道这些么?我所深切关心的是啥么子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曰方式应是:具有公认检验程序并且按此程序可以重复得出相同结论的实证。此说祛除“成王败寇”因素。成败证非不是逻辑证非,故称其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是个天大误会,整个命题应该改为“成败乃是检验真理的重要启示”。马学先入俄主俄108年(1883—1991),后入华主华100年(1917 —2017),先经实践检验,均现无可挽救错误。不过,直到作者上述非马著作发表以前,世界范围马学学术研究却没能够后从逻辑上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学奠基命题从而马学全体,本来便存无可挽救缺陷,不是后人能够修正、纠偏得来的。

曾经有位中国大陆学者说道:“一般地说,任何一门历史科学,都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却没有下限,只有上限,它的上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即19世纪40年代。” 必须承认,于己在狱正式启动此项研究之时,作者完完全全没有想到:1859年问世的马学奠基“公理”——劳动时数决定交换价值——及其逻辑衍论剩余价值论,劳动全收权,平均利润率、四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土地资本)分肥揭、劳资整峙析、阶级构史释、私有万恶剖、灭资兴劳径、一大二公褒、劳工独存由、劳方专政解、赤党(复数)领政理、按劳分配义、商品消灭瞻、国家消亡瞩、劳动造人溯,劳改矫犯用凡20余种,可被本初证非和传递证非;马学旁系协论亦即马派哲学,亦然可被连带部分证非,以及更重要的,可被范式——即为弃旧取新破茧式样——证非。一念非真,余皆妄议。但是,历时五年的深入研究,迫使作者没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一种史无前例祸害人类150年的西方文明野蛮那面产生的知行,竟然在学理上被一名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共老营之后,于2009年在广州监狱高墙之内终结了!下限横空出世!作者情不自禁站起模仿阿基米德轻声喊道:“Eureka!Eureka!(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老营之后,庶几还算“共产阵营”吧?

二、交换价值乃是效用价值而非劳动价值

切记:交换价值是劳动价值、效用价值、能耗价值(仅为俄苏哲人波格丹诺夫所提)的上位概念,不是它们的平行概念。马学奠基命题劳动价值学说,认为人类交换价值本数是基数劳动价值,但是事实上却是序数效用价值(但非边际效用价值!)。作者于其上述著作用了20个不同角度亦即20章来证明此事,不厌其烦,条分缕析。于此仅选其中一证,即可简单明了证明劳动价值学说本来就不能够成立。马克思再三强调:活劳动才能产生交换价值,死劳动只能转移交换价值。死劳动如果能够产生交换价值,便得承认资本、技术能够自行产生交换价值,剩余价值学说便不能够成立。众所周知: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供过于求,交换价值末数价格下降,供不应求,交换价值末数价格上升。此时,商品所具交换价值本数劳动时数(社会必要劳动时数)既然已是死劳动而非活劳动,它还能怎样死而复生带动价格下降或者上升?显而易见,带动价格下降或者上升的商品内在因素,只能够是效用价值。产品能耗价值,古人/每人如何测量?美国学者哈·拉斯韦尔将使用价值——又称效用——破天荒地分为八类,即:寿康、财富、技能、启蒙、权力、尊重、正直、情谊。[2] 在此八类当中,只有财富一类当中两个亚类天设财富、人造财富的人造财富可被测量内凝劳动时数,其余7.5类完全不能被测或者说不可测。测量序数效用价值的衡器在于每个交换当事人心(大脑皮层)中,不假外求。不若劳动价值存在所谓价格“转形”问题,效用价值本末二数一致:价值量纲就是货币价格。既不能做加法,自然也不能做减法:反过来说,折旧也就是效用价值从而效用价格的下降。劳动时数既已凝固,还能怎样折旧亦即自减?

三、不勾结威权的资本和技术不产生剥削

(一)劳动价值学说认为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没有劳动时数凝聚于产品之中,因而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便属于吸血鬼、寄生虫。于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知本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应是合法受认的,工人阶级应该奋起剥夺这些剥夺者、帮凶者——造反有理。效用价值学说认为,决定适合市场需要生产什么效用的是资本拥有者,决定依照科技规范怎样生产效用的是技术拥有者;劳动力通常只是一个必要但却次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供过于求之时更是如此,付给劳动力合理工资,乃是付其劳动参与所生效用,计时工资其实只是计件工资变形。所以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并无剥削剩余价值。(三)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交换即剥削,仅在资本、技术尤其是资本非法勾结威权时产生,俗称官商勾结。其实任一生产要素非法勾结威权都会产生剥削——联想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之情。(四)仅在十大生产要素,简称四本六力——产业资本、借贷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司商力、技术力、劳动力、公权力(变成租权力时对社会构成极大危险。但公权力有此内在冲动,其且屡仆屡起)、信息力、环保力——通力合作时才能产生社会财富,这是上帝造人之际,为人类社会设置的“前定和谐”;政府启动转移支付才能带来贫有所依;建立民主制度才能防止官商沆瀣一气。(五)阶级斗争、产权公有、赤党专政、国噬个人知行,故而属于反人类、反尚智、反进步、反秩序知行,业已造成部分人类社会发展的空前巨大倒退。(六)产权公有知行的一个支撑点,乃在于劳动力、本能力人人皆有,而产权私有知行的一个支撑点,乃在于司商力、技术力并非人人皆有。以上六句偈628字不仅要比张五常认为可以驳倒共产主义的哲学意味儿过重的“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的科学性、细决性强多了;而且要比罗列阶级斗争、产权公有、赤党专政、国噬个人知行所生荒谬+悲惨结果的批驳法,切中肯綮多了。从误解人类交换行为起,马克思既曲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也曲解了所有社会形态的真相。所幸中共当局前所宣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从政策层面质疑了劳动价值学说,默认了效用价值学说。它理应是我的陈师同门王沪宁君左勾出拳撞出的思想火花。

四、马恩二氏思想体系本已摒弃哲学部门

马克思主义经历过先纳哲学,后弃哲学的过程。1835年至1844年,乃是马恩二氏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哲学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此一时期,他俩的共产主义是德国式的“哲学共产主义”。从1845年开始,马恩二氏的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抛弃虚悟哲学,转取实证科学的时期。他俩直接地、明确地、再三地表示了否定哲学的意见,主张转而从事认知效力远较虚悟哲学为高的实证科学的研究: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这种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3]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

即使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二氏也不忘以批判的口吻谈论哲学。[5] 另外,恩氏于1844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氏于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标志了他们二人先后从虚悟哲学家向实证科学家的转变。恩氏于其书中探了私有制度的原罪,马氏于其书中探讨了劳动价值的形成,共同“试水”了实证科学特殊的研究方法,疏远了虚悟哲学因袭的思维方式,变哲学的“从天上降到地上”为科学的“从地上升到天上”。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对此作了一个可发马教教徒深省的结语:

“离开哲学基础”,放弃哲学立场,转向实证科学的研究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哲学,而且这种终结是它本身产生的前提。[6]

不过为着叙事辨理方便,作者于此启用“马派哲学”一词。马派哲学将物质生产定义为物质,发现囊括力有不逮之后,又偷偷将物质生产定义为存在,然后将物质决定精神和存在决定意识相提并论,最后,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由在于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就成了精神或者意识。向政治寻求剥削的起源,岂非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马派哲学不幸如此作茧自缚。

其实,物质生产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多半源于意识,小半源于本能。随着科学辨事悟理能力的发展及其成果的积累,在人类活动之中,源于意识的比例愈发增大,源于本能的比例愈发缩小,乃至渐趋于无限小。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物质生产首先是意识的产物。物质生产利用物质生产物质,但于其中,意识是主动的,物质是被动的,走向效用化的质,受已被人格化了的理的摆布。此外,人们不禁会问:(一)如果说,物质生产乃可因其能够产出物质而被视为物质的话,那么,岂不是制砖操作便可因其能够产出砖而被视为砖,种稻操作便可因其能够产出米而被视为米?(二)物质生产的定义是什么?物质本身的定义是什么?两者有多少同质性?如果物质生产就是物质,那么精神生产岂不就是精神?禽兽谋生出于本能,人类谋生出于意识;本能操纵或可称为生物属性,意识操纵不可称为生物属性,人类不同于禽兽之类低级动物,便在于宋代先哲周敦颐所言“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而得其秀最灵”。[7] 由此可见,无论从实证科学来看,还是从形式逻辑来看,都无法承认物质生产就是物质本身。

显而易见,马恩二氏可能就是受到“物质生产”亦即劳动生产就是物质,就是存在;世界乃是唯物而非唯心概念的误导,绕了个大弯子,撞入了“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构成交换价值本数”、“劳动造人”、“劳工神圣”的迷宫。众所周知,如今“量子纠缠”已经根本颠覆唯物—唯心这一曾经于且仅仅于19世纪欧洲昙花一现的两分式世界观。另外,同一劳动时数的复杂劳动价值乃为简单劳动价值的倍数,只能是效用价值不同,凝聚时数已经固定,咋分多寡?

作者主张,社会科学欲求飞跃,今后便应该将体力劳动与司商行为、脑力运作、演艺活动、体育竞赛、战场杀伐等等区别开来,自成独立概念。

五、区分青年晚年马克思等于蒸发马克思

既然马氏本人说了:“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既然判断:“‘离开哲学基础’,放弃哲学立场,转向实证科学的研究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哲学,而且这种终结是它本身产生的前提”已成定论,区分青年亦即哲学马克思vs.晚年亦即科学马克思,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若在得知本人对于马学所做系列证非之后,仍然强调这种区分,毫无疑问就是有意识地欺骗世人。若无晚年科学马克思,区分本不值得操作。马恩二氏“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之一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曾甚为亲密,他的“自由共同体”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一个德国其时尚属无名之辈拾人牙慧情事,有什么值得重视?

六、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巴黎公社式民主

“自由人的联合体”乃是马恩二氏在《共产党宣言》里为共产主义社会构成本质所下的定义。在那里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巴黎公社式民主”则是马氏在《法兰西内战》里为工人阶级政权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即在“工人阶级的到解放以前”——所应采取的政体。即在马学知行彻底、全面失败的今天,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巴黎公社式民主,作为最后两根稻草,仍对不少公知、民众喘息不已地散发着诱惑。但问题是:无论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马氏设想的“自由个人”仅仅是生产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的个人,“巴黎公社”仅仅是承认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的国度。人类从来不会存在这样的个体和群体,世上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和国度。因为交换价值本数从来都是效用价值而非劳动价值(亦非添乱不已的边际价值)。生产要素缺了资本、技术来起领头作用,社会生产就会瘫痪,社会道德就会崩溃……一如亿万20—50后所曾切身经历那样。因此,试图以马氏所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巴黎公社式民主来拯救国际共运,纠偏中国路向,既没有学术意义也没现实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七、作者如何幸运一下摸到废黜马学入口

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生前对于人誉其“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对曰“执教著文中有我,吃饭穿衣外无他”。世事难料,所启后人之我,竟不期然于狱中将马学劳动价值学说证非。何种“启后”?陈师每每解释《资本论》某一概念,都会首先剖析它和劳动价值之间存何关系,于是等于为我20年后狱中证非马学劳动价值学说画了一张十分清晰的路线图,我只要大致沿着这个路线踏上逆向思维之路就可以了,不致陷入迷宫,如堕烟海。近代以来,我国真正懂得马克思资本论要说啥的学者,惟陈其人一人而已。文革之前曾被两次冠以“修正主义分子”的陈师,就是解放后大学里的大师!谁说“大师远去无大师”?现实仅是“大师蛰伏青眼胧”而已。

八、西方文明给我既带来文明也带来野蛮

马学过人弄人,过家贫家,过国破国,过种亡种,已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西力(包括西商、西兵、西教、西学)东渐,既给华夏文明带来了文明,也给华夏文明带来了野蛮。野蛮部分,其中以交换价值本质乃为劳动价值学说为最。此说代表人物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六人,其中三人为英国人士,二人(布、坎)为法国人士或者学派,一人为德国人士,乃属纯粹西方学说。它的内在逻辑本身就错,不关被“渐”文明本身适不适应之事。劳动价值学说百年以来已给华夏文明带来诸多惨绝人寰浩劫,“恶覆”权重超出西方文明所给华夏文明带来“泽被”权重,创巨痛深,难以言表。我国明朝官至宰辅的海南进士丘濬(1421—1495)早于他们200年提出:交换价值本质乃为劳动价值。但是由于儒家本仁,丘濬等人没有据此推出剩余价值、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朋党专政、官治经济。此华夏传统文明窒息了彼华夏偶生野蛮。后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造成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终极乃是同化亡种危险而非仅被侵占仅被掠夺。这应是共产党元初心),有一奋起反抗群体,在摒弃儒家学说之后,全盘马化、俄化,接受貌似足可抵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源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及其衍论,先奏凯歌,后酿浩劫,竟然演成以毒攻毒之势。华夏文明无论文明部分还是野蛮部分,早已遍体鳞伤,退出战团;如今神州大地之上,早已大部不是西方文明的文明部分与华夏文明的野蛮部分在对抗,而是西方文明的野蛮部分与西方文明的文明部分在对抗,就像日俄战争竟然发生在中国领土之上一般。西方民主主义不像劳动价值学说及其衍论根本没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而是已在多个国家获得成功(尽管有的实为赝品),因此绝非没有仿效价值。但是,有了上次教训,吾国吾民仿效西方民主,就得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小心行事,凌波微步。

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乃是人类共同财富,可以无问西东。西方文明创立历时2000余年,可有炎黄子孙参与?当时他们挺在哪里?若拒同化,最低限度必得实现东西文明良性互化,中国得以20%比率贡献全球范式创新——例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伊萨克的经典三大力学、纽兰兹的元素周期律、阿伯特的狭广相对论——而非一般创新。天可怜见,迄今我们仍如鲁迅所说,“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上帝赐智人类,为何没有无问西东?学术研究定于一尊拒绝了上帝!

九、不应把改革开放前错误看作完全无用

作者发表此论,可能会被某些爱国志士斥为喝佛骂祖、离经叛道,乃至“用意在于制造思想混乱”,“劳改释放犯行报复社会”。确实,此论一出,如国歌所唱,中华民族濒危进化优势的载体便会面临解药入脏,排毒逼邪的“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明眼之人可以看出,若是讳疾忌医,那就必会连命都搭上,反而及早启动思想拨乱反正,还有存活机会。显而易见,中共之不败亡,端在先纳此证。先纳后纳,虽为一字之差,却将形成云泥之别。“之前”说成“艰辛探索”,对于整体而言,并无大错。作者相信,世人终会明白,此论立意乃为至善。全体中共老营之后,我们人人都有义务,绝对不能允许咱们父辈九泉之下遭受精神鞭尸!马克思主义权重能和五千年文明权重比么?作者敢于以一口与一国争,耳边常响起的,就是西谚“尽你的自身义务,其余的留给上帝”。

曾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头脑的国际共运,曾给世界人民带来过伟大的希望和浩大的劫难,如今连其理论基石都被证非了,人们对今后150年的国际共运应该怎么看?作者郑重建议大家参照下面引自效用价值之父、法国学者萨伊的文字决定立场,采取渐进不辍而非一蹴而就的方式,来行划时代、脱苦海的政治改革:

我们的情况,既是那样,不允许我们立即得到真理,而必须先经过各种谬论和不同程度的愚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些错误步骤看作完全无用,因为它们引导我们稳步前进。/反复无常有着那样大的破坏性结果,以致连从坏制度过渡到好制度,都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要想促成比较有利的形势而不引发困难,便只能采用渐进的措施,并且非常巧妙、非常细心地实施这些措施。一个走过北极地区落得四肢冻僵的旅行者,只有通过最细心的不知不觉的治疗,才能使他免受急骤治疗可能产生的危险,才能使他完全恢复健康。[8]

作者心中愿景:本论发表之后,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说,中共党内疑假问真派的任务是再接再厉,吃透真理内涵;而中共党内附假斥真派的任务则是洗心革面,皈依真理权威,两派合二而一,共襄中国复兴盛举。最后,作者奉上自作仿七律诗二首,以慰读者读工:

冲虚决 国庆悟

劳动价值格物差, 建国六秩险化夷,

成败敢向萧何夸。 秋霞喜泣天目丹。

群儒不知失察恨, 退夷雪耻云山碧,

槛外犹惬梦里花。 回港归澳南海蓝。

亚当卡尔羞入岔, 天津讲话燧藏臆,

东西二学愧犯傻。 改革开放火燎原。

百年蹈虚哀共运, 复兴此去渐合律,

源流究错成倒挂! 凤鸟殷勤献真勘。

2018-01-22束稿于香港新界北区上水唐公岭

作者绍介

中共老营之后中的牛津大学博士、海归独立学者。1950年代初期生于武汉,后随军迁往南昌、广州,1980年代中期移民香港。父籍四川,母籍广东。头次婚姻维持20年,有一亲生子,在英格兰。

文革头两年半曾任广州外国语学校保守派红卫兵召集人、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委员,保护过赵紫阳,反对过毛乱华。1968年下琼,种植橡胶树;1974年回城,念冶金中专;1978年赴沪,上复旦大学;1985年移港,入中文大学;1983年出国,入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读硕读博,1999年中荣获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哲学博士学位。前后西学训练碎期加总长达15年。曾任香港新华分社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主席、《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出版人、香港国系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中山大学助教和客座副教授以及美国洛杉矶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擅长当代中国涉外军事、科技创新缘起以及苏中党史军史、交换价值实质研究,业余耽于探讨藏川水调疆、环山行营牧、狭体船改良、斜底塘养鱼。曾有多种著作、译作发表,且获国际笔会(PEN)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监狱作家奖”。始受“礼失求诸野”之驱,不恋“君赐”;终获“理失悟诸狱”之果,得天之助。曾与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行千年一遇之“徐与许香江对”,说服后者宽待民主。香港意外得获福祉。

因犯“危害国家安全”、“非法印刷外刊”二罪,悬案系狱11年。却可笔耕不辍,以刑换著,得书四种。后经查明本案原系管辖错误,故曰“悬案”。真实首罪实为报道马共湖南益阳秘密广播电台遗址,导致二名不依合艾协定移民泰国匿藏本国前马共成员被捕所致。

2011年底出狱以后即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仲夏,始而由美二次海归,定居广州增城两年之后,迁往梅县母系祖遗客家大屋。2016年,梅州国安八次来人劝诫:“你若常住境内祖宅,依规不允投稿境外不属左派刊物。”遂于2017年1月迁回香港,继续“吾撰吾刊故尔吾在”。出狱之后已得论文、杂文五六十篇,论文集二种。

[1] 参阅作者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5月号上的《公班衙兵工业战败之始》。

[2] H﹒Lasswell and A﹒Kaplan,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55-58.

[3] 王金福:《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之再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2期42、46页。

[4] 同上,37-39页。

[5] 同注2。

[6] 同上,42页。

[7] 1989年罗竹风主编沪版《辞海》,228页。

[8] 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2-33、53页。作者为了忠于原文,对于不当译文稍微做了改动,仅有几字而已。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anuary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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