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在《开放》杂志上读到连载着的徐泽荣先生大作《马学劳动价值学说逻辑证非》,又在《纵览中国》上读到徐先生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之谬误根源》。过去读过徐先生的一些文章,受益非浅,因而对徐先生的论述有所期待,然而,感觉却是失望。

徐先生对马克思学说及其内容组成部分,提出他的看法,读来感觉不妙。然后,在《开放》的文章里,徐先生建议读者不妨读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不一定读语言晦涩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因为徐禾等已经把马氏的原意用足够简明的语言说得很清楚了。笔者感觉,大为不妙。而《纵览中国》上的文章,徐先生再赞同王沪宁为中共构思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它“乃从政策层面质疑了劳动价值学说,默认了效用价值学说”,不免长叹一声。

徐先生说,马克思认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属于科学,马学变为科学的前提,就是抛弃哲学,即马学绝对没有哲学,而将哲学纳入马学,乃是普列汉诺夫、乌里扬诺夫(列宁)的节外生枝。然而,马克思于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之上,逻辑推理出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尽管他自己没说,后人将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对此,徐先生认为无可厚非。

然而,马克思的学问,开始就是从哲学做起,建立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之后,应用于人类社会,得到唯物史观,并由此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念。而大体是与此同时,展开他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徐先生弄错了。

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至少是在马克思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或应该是更早些。马克思等人是革命家,对1848年革命有参与,更有研究,其时,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基本框架,但他们当时认同“不断革命”,到后来才予以否定,走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二步。

将马克思学说分为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起自恩格斯。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得到马克思鼓励,而其分篇,即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此后,恩格斯将其中部分独立成另一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这种划分。后来才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普列汉诺夫,他似乎不大在乎这样的划分,他本人更多地是哲学家,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深入研究。

■价值为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的《资本论》及其它手稿,浸透着他的哲学思想,其核心概念,即为异化劳动。

什么是价值,即使在马克思写《资本论》后,也还是众说纷纭。中国经济学家中,笔者所见,唯林子力一针见血:价值即异化的劳动。不了解黑格尔哲学,不理解异化概念,就很难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徐先生居然建议人们读中共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帮助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经济理论,真叫人哭笑不得呢。

《资本论》一至三卷,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第四卷,是考茨基将马克思手稿编成书,其实乃为整理,与恩格斯编辑《资本论》二、三两卷相比远为逊色,而这部《剩余价值理论》也仍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色彩。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自己从手稿到完成著作的,只有其第一卷;恩格斯的整理,当然功不可没,但与马克思自己从手稿到完成著作,毕竟还很不同,那究竟为如何模样,已不得而知了。

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论述他的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出现,有其价值,而据笔者所见,两者的研究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硬要将其扯在一起,甚至断言此是彼非,未免牵强。

中共学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资本论》去掉其哲学逻辑,且不顾其局限性,似乎它已是完整的著作而非半成品。徐先生赞同那位金教授将哲学剥离马克思学说的看法,以为中共学者的教科书“已经把马氏的原意用足够简明的语言说得很清楚”,这或许是他最大的失误了。

马克思写道,“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这些语言,并不晦涩,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原意,说得一清二楚。

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其背后,以哲学语言来说,即为异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经济过程中异化,而异化,就是说,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物化为产品,不再受劳动者支配,异化为价值,异化为资本,反过来支配劳动者。

马克思在其哲学-经济学手稿里,反复地论述劳动异化为资本,资本即死劳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资本论》中,这种哲学色彩似乎减弱,实则,其哲学完全融入其论述,成为《资本论》的逻辑。

价值乃异化之劳动,价值规律即为劳动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形式,而劳动规律,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则价值规律,成为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规律。

共产党本能地敌视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它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对价值规律一知半解,或者将其作为价格规律来论述,或者为“社会主义”经济杜撰所谓“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毛泽东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而这“大学校”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天知道。

徐先生认为,如果认定劳动时数就是交换价值本数,那么就可认定,只有劳力持有者才是产生交换价值的主体,资本持有者、技术持有者对于价值生成所起作用轻微,反之,认定效用序数就是交换价值本数,则相反,而剩余价值,乃至阶级斗争、党权专政之类,也都消失。

这样的认识,实在是太武断了。

劳动异化为资本,劳动者自己拥有这种资本,就成为资本家──劳动者与资本家,原本就是相互转化的。管理劳动、技术劳动,也是劳动,同样异化为价值,异化为资本。《资本论》对此的论述或不甚清晰,予以完善便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其框架基本稳固,而环境生态学说及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则须具体研究,它们是否动摇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也须深入分析。

“剥夺剥夺者”是政治口号,其背后,有马克思学说为支撑,有其客观与主观条件限制,并非可以任意而为。但共产党夺权、实践“社会主义”,基本上完全背离马克思学说,基本上依恃国家政权之力量。它只是以马克思学说为其名义,似乎马克思学说本身就无视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

■共产党实践背离马克思学说

徐先生断言,阶级对抗观点乃是劳动价值学说必然产物;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造反有理说、共党专政制全部源出马学元论。这样断言,缺乏依据。

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30岁,他认为,工人支持、参与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即镇压工人,阶级对抗已经明显,于是他赞同“不断革命”。其时,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阶级学说,劳动价值论,都是前人所创,马克思做了他的研究,建立了他的阶级学说和劳动价值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可以简单而论。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是有相当权威的马克思学说理论家。他们基于马克思学说,反对十月革命,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生长与发展,都有很深刻的认识。那么,照徐先生的看法,他们真如共产党人所说,是假马克思主义,而列宁是真马克思主义?

当然,列宁对马克思学说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政治斗争中背离马克思学说,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而后来,他对“十月革命”也有他的说法,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这里不赘述。

徐先生以为,国际共产主义“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头脑”,表明他分不清楚马克思学说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同时也无视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联及东欧改革浪潮的理论思考。

至于王沪宁,他以他的政治学思想,包装中共的理论,中共自己的说法,那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沪宁有西方政治学说的功底,他做的包装,或许与西方学说的效用价值论有联系,而笔者以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认定它不属于马克思学说,就此戳穿中共的伪装。而徐先生另作主张,或许有其意义,但是,王沪宁的包装为中共披上“三个代表”之外衣,即使与西方学说有什么联系,笔者愚钝,实在看不出如此“左勾出拳撞出的思想火花”在哪里:莫非以西方学说证实了中共之“伟大”,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效用价值论,证明中共真的是什么“代表”之类,徐先生真的以为,那就算是某种成就了么?

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具体而言,分为两方面。

其一,学术研究。马克思对其哲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且经普列汉诺夫论述──列宁对他有高度评价──更为丰富,对其展开分析与批判,需深厚功力。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框架已建立,展开之中,因为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而走向另外一端取得成功,其研究与论述基本中断,是为遗憾。至于效用价值,它与劳动价值论之间为何关系,笔者在此不涉及。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是将社会主义观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然后,坚持这一哲学理论,否定了“不断革命”论,恩格斯承认了他们先前的错误。但是,其进一步发展,被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所中断,而社会党方面,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也已经减弱。

笔者醉心于此方面的研究,只是进展甚少,在徐先生那样的自信之态面前,自愧不如。

不过,笔者看过一些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特别是对其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说老实话,这样的批判,多建立在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读之上。

其二,鉴别真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为理论权威,但在政治实践中有失误,为托洛茨基论述他的“不断革命论”提供了方便,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际、与托洛茨基携手之时,实际认同了其“不断革命论”,于是十月革命的实践开始背离马克思学说。后来列宁在争辩中有遏制这种倾向的迹象,但为时已晚。这样,“社会主义”实践走向共产党专政,它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学说已经完全无关了。许多人见不及此,无可厚非,但对徐先生,则另当别论。徐先生自诩在作学问,但是,作学问有其规矩,尤其是批评一种学问,切不可武断。

笔者以为,共产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实根本无视马克思学说,中国共产党更自我标榜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揭示共产党人的“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区别,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笔者不才,窃以为,当今之际,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属于学术讨论,而揭露共产党人自诩“马克思主义”政党,兼具学术和政治的意义。

以自由主义或别的理论,批评马克思学说,都可以有其意义,而其基本规则,应该是准确地理解对手,对其表达应恰如其分,否则,即失去意义,且会弱化对共产党“理论”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马克思学说,或共产党理论的批判,往往得不到多少反应,讨论很少而党同伐异者多,长此下去,批判者自己也受到影响,论战的能力减弱。笔者对徐先生直言不讳,希望对此状况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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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anuary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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