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2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传入中国,中国才渐渐认识到:清末革命之事功,与同盟会实无多大瓜葛。奈何过去近百年来,中国先后被两个以同盟会继承者自居的政权所统治,在强大的革命话语体系下,同盟会被打扮成具有先天道德优势、事功伟业的仁人志士。直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台湾终结,真相逐步渗透进大陆。

(章太炎与唐才常剪辫绝交,唐就义后他又追悔莫及)

老大帝国不仅垂垂朽亦,还要用尽全身力气去扶住吊瓶。被少年中国用稚嫩的拳头一击KO,最要紧的续命针水瓶也摔碎了。帝国体制在多次王朝更迭后,把不符合统治机制的东西都淘汰掉,结构变得越来越简单,内部趋于静止和恒定,只要破坏掉任何一个部件,它就要坍塌。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乡绅阶层分裂了,这个阶层在过去扮演着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连接起来的角色。它是统治者在乡村的代理人,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农民们抵御苛政和胥吏侵袭、维护乡村道德的质朴性。乡绅阶层有一致的利益、一致的文化信仰和一致的特权,进可以入朝为官,退则在故乡享受农民们的尊敬,他们有足够多的理由团结在一起维护旧秩序。这套农民-乡绅-官僚-皇帝的帝国体系到清代已经磨合得非常完备,从内部产生出怀疑力量的可能性几乎已被扫荡殆尽。内部缺乏怀疑精神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具备吸取外来养分的能力。外部事物对它来说不是一种可以吸纳的建设性财富,而是一股毁灭性的破坏力量。

西方文明的迫近迅速导致天朝上国世界观解体,帝国的裂痕首先从乡绅这个既受过教育,又没有太大权势羁绊的阶层开始。一部份人凭借惯性继续扮演旧角色,要使社会保持现状;另一部份则在民族主义和宪政思潮影响下谋求改变现状。晚清的变法和革命,是这种分裂日益扩大的后果。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在那些年月里仅具备一个非常模糊的轮廓,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满洲人的朝廷。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它是耻辱的异族统治;在民主派眼中,它是使民权不得伸张的专制制度。

随着大量留学生被派往日本,维新派和革命党们都在用尽全力地争夺这片小小市场,视之为日后成事的根基。此时在国内,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不少商业团体、市民互助团体、苦力工人互助团体、妇女会、慈善会……这些团体虽然没有政治诉求,却是变革潜在的巨大支持力量。遗憾的是两派都专注于相互之间打口水仗,在留学生小圈子中夹缠不清,而没有人去关注这些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

维新派报纸《新民丛刊》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之间本不存在论战,因为维新派拥有更明确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兴民权,只要清廷变法,那么不谋求推翻它,对实现此目标更有利,而革命则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革命党的主张则杂乱无章,不知所云。再加上汪精卫等人的笔法、见识远在梁启超之下。因此,同盟会在1906年请章太炎接任《民报》主编。

(章疯子其貌不扬,行为怪诞,他生命全部的光彩在其垂暮之年)

在学生面前,章太炎风趣温和、勤勉笃学,堪称良师,而只要一离开讲堂,便换了副“疯狗”德行。关于章疯子的趣闻举不胜举,比如:他的袄子“三年不浣”;一边讲课一边用油烘烘的袖子揩鼻涕;到谁家也不问主人,衣服一脱大摇大摆打光膀子……作为茶余饭后谈资足够打发一万个无聊的午后。这位“革命之学问大家”,无论与何人合作,最终一定以龌龊事翻脸,最后闹到互指对方为“清廷侦探”、“出卖革命”云云。这些龌龊景象对有些人非常熟悉,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目睹许多比当年章太炎更荒诞无稽的事。

此时章太炎刚蹲完三年大狱,名声正燥。找梁启超打笔仗,正求之不得。他与梁启超颇有渊源,二人最早交情是在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共事。忠实读者谭嗣同曾给报馆来信说:“卓如(梁)若比贾谊,枚叔(章)似司马相如。”隐隐地点评说章太炎空有华丽辞藻。谭嗣同为人内犟外宽,对每位同仁都尽可能地抬爱,这番话若出自常人是夸赞之辞,出自谭嗣同之口,则已经是批评了。

在《时务报》期间,章太炎因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颇有不恭,与康门弟子们大打出手,混乱中还搧了来劝架的梁启超一嘴巴,被愤怒的康门弟子们按住爆揍。尽管梁启超不记仇,章太炎还是离开了报馆。从此他无论走到哪里,必与同事不和,而且一次闹得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难以收场。最后,他居然闹到孙文头上来了。

此事说起来真可谓一地鸡毛,满屏狗血。章太炎虽然比汪精卫之类只会骂“你丫傻逼”的作者们强一些,但章、梁仍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对手。可是梁有个致命弱点:顽固地尊师。他所有的论调都要用康有为的调子来包装一番。剥除“打倒反动慈禧,迎回圣君光绪”之类的陈词滥调,梁启超无愧于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政论家、政治学者和最纯粹的民主派。这位深邃入骨的悲观者,又是位积极温和的行动者。他身在日本,却不为风靡日本的种族主义和精英论调所动,在谭嗣同、唐才常就义后,梁启超堪称是全中国唯一一个配得上“伟大的孤独者”这一荣誉的人。但康有为令人厌恶,尤其他在关键时刻掐断自立军军饷,导致自立会起义失败,起义者大量遇害。康有为在日本留学生心目中已经成了一坨臭狗屎。章太炎在真功夫方面并不比汪精卫高明多少,但他辞藻绚丽,骂起人引经据典,教旁观者拍案叫绝。动不动就给对手扣上大帽子,然后诛心,再把对手拉进自己擅长的套路中来近身互喷,最后祭出“全天下都在给我站台”的大招,把对手逼得一句话说不出。谁要是和他大战笔墨,最后结果一定是被他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而章自己却越战越勇。一般对手一、两招即告退避,章更加得意,到处宣称对手被自己驳斥得体无完肤,不敢应声。

(梁卓如眼神复杂而深邃,他在最富盛名的年岁,悲伤反而更重)

比如有一段时间,《新民丛刊》上连载谭嗣同的遗著《仁论》,章太炎对此大肆抨击,非常之不恭。梁启超不高兴了,此举是为了纪念就义的君子,希望章太炎不要口无遮拦。章太炎回敬道:难道因为谭嗣同是死人,就老虎屁股摸不得?天下死人多得是,都摸不得么?弄得梁启超又气又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想想越是跟他夹缠不清,他就越来精神,只好就此偃旗息鼓。

他的论调大约可以总结为一套毫无依据的套套逻辑:因为革命是伟大的,所以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具有不容质疑的先天合法性,甚至神圣性;一切旧问题都可以靠革命一扫而除;它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危害,而且成功后,人们所渴望的一切美好之物,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他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幅革命后辉煌灿烂的新中国景象,却只字不提革命该如何开展。当然他也不认为那是他的事,那是孙、黄、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事。

把“革命话语体系奠基人”这一头衔加于章太炎之身并不为过。他的得意门生鲁迅继承了他的文风,鲁迅曾回忆说:“留学生们很爱先生的文章,不是想要看他说了什么,只是想要看他那种‘和xxx做xxxx之斗争’的文风,甚是过瘾。”鲁迅不愧是章太炎的高足,二十年后,章太炎被自己的学生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斗争文风,扫得灰头土脸。没有看到这对师生各使神通,近距离恶战三百回合,也算是中国现代文坛一大憾事。因为当鲁迅越来越好斗的时候,章太炎却越来越不好斗了。

从此,《新民丛刊》销量锐减,被《民报》逼近,销售业绩大幅下滑导致《新民丛刊》被迫关张大吉。章太炎失去了斗争目标,只好天天在《民报》上谈佛论儒,日子一久读者抱怨:“我们花钱买《民报》,要看的是革命道理,谁知满篇尽是佛理。”《民报》也因此没了销路。

我们通过一些小事来看章太炎日子的艰难:他的第一任妻子(本是章的填方丫头,章至死也不肯称她为妻,视之为妾)去世后,便在异国他乡一人拉扯几个女儿,又无经济头脑,《民报》不景气,他只好带着女儿们天天啃麦饼。他四女儿回忆说,他们家从不下饭馆,父亲偶尔会给姐妹们几个小钱去买大豆当零食,那就是她们最高兴的事。有一天,父亲带着大姐、三姐和学生龚宝铨四人同去饭馆吃饭,回来时却只有他和三姐。问大姐呢?父亲说:“随宝铨去了。”她知道,刚才那顿饭便是大姐的婚宴。

这时,日本黑龙会牵线搭桥,由日本政府和商界赞助同盟会15000日元(折成银子有不到12000两)。孙文本答应留2000元给《民报》做经费,但却只给了500,便跑越南干革命去了。章太炎暴怒,到处咒骂孙文,因为孙文把亲信都带走了,东京同盟会总部剩下一群支持章太炎的人。宋教仁也回来了,他是同盟会里最精通民主程序的人,听说孙文买了2000条日军的淘汰型号——秋田式步枪——准备在广州发动暴动,也怒不可遏:“拿同志的命开玩笑!”枪多可以虚张声势,拉人入伙,但真打起仗来战斗力反而更差。大伙一致认为孙文公德、私德、才干都逊透了,要求总部召开特别会议,发起总理选举,拟黄兴为总理。同盟会成立时,按章程总理需要选举产生,真选的话,孙文十有八九要败选。因为大部分光复会会员愿意支持黄兴,而黄兴的华兴会旧部就更不用说,孙文的支持者只有兴中会一脉。但黄兴一句:“我看就推逸仙为首,也不必选了。”使他的支持者们无话可说,孙文遂未经选举便当上了总理。一段时间后,孙文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和接连失败,使党内怨言四起。此时章太炎率领东京总部要求按会章选举总理,孙文交椅难保。不久来了个说客说:“二人(孙与黄)正在越南紧急筹划革命,挑起不睦,于前方战事不利,乃陷同志生死于不顾,不义也。”

章太炎倒也顾全大局,将此事罢了休。但孙文可不是梁启超式的君子,这笔黑账给他记得一清二楚。此时,国内出现了一个和章太炎极其相似的年轻人,激进的革命派国学家刘师培,不仅在革命方面的论调与章太炎无异,连在国学方面的论调也如出一辙。章太炎大喜,请刘师培夫妇来日本与自己同住,刘师培是章太炎粉丝,遂欣然举家前来。

刘师培的老婆何震是个“革命新女性”,以“女权”为名行风浪之事,住了不久,何震便嫌弃章太炎又脏又吵:衣服一个多月不洗,屋里到处是蚊子、虫子,大半夜一会骂,一会哭,“旋复高歌”。不过总的来说,刚开始的日子还平安无事。

(家有艳妻,刘师培不知是幸与不幸?)

《民报》快办不下去了,章太炎忽然脑洞大开:去问张之洞借钱!

他便跑去找清廷驻长崎的领事、张之洞的女婿卞缚昌,让他带信给老丈人:“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若赠予巨金,则愿往印度为僧。”我们不知道章太炎究竟哪一根筋又坏了,是真想出家还是藉此诓张之洞一笔?卞缚昌回国后不去找张之洞,而是找了两江总督端方汇报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端方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清末官场有个段子:“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总之,端方是个“有术”的城府权谋之辈,他祖上是个随旗的汉人,并非满洲人,因此革命党的排满论调对他不算太大问题。他似乎是个立宪派,戊戌变法时曾经非常积极,事后又对老佛爷解释说自己是为了监视康有为一伙。有资料表明老佛爷决心预备立宪也与他有不小干系,预备立宪时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国外说了很多赞美美国体制的漂亮话。他为官颇为清正,办了不少洋务,也是袁世凯的亲家,拉帮结伙十分在行。又是个痴迷的摄影爱好者,可见有其单纯一面。这个人非常复杂,有时表现出单纯的赤子热忱,有时又老辣城府,厚黑手段高超。不晓得打的是什么算盘,端方决定:赞助《民报》30000大洋,但他也有秘密条件,要同盟会派一个代表来秘谈。这个消息被带回东京同盟会总部后,引起了激烈争论,章太炎认为,这钱不要白不要,把“索虏”政府的钱用来干革命,傻X才不干呢,难道让他们用这钱来镇压革命不成?孙、黄不在,章太炎成了东京总部最大的人物,便派刘师培回国去和端方接触。

但章太炎这个多事鬼,居然跟刘师培告何震的状,说何震和她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要刘师培注意自己的老婆。刘家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刘师培大怒:你个老东西离间我夫妻感情!刘师培的妈也给儿媳妇站台,大骂章太炎破坏儿媳妇和刘家名声。

章太炎本以为:因为我跟你刘师培关系好,才告诉你这些,结果你们刘家人群起而攻之,我“章疯子”吵架场上输过谁!他一怒之下骂刘师培是“清廷侦探”,是端方派来监视革命党的特务。这下刘师培天旋地转,如坠深渊:是你特么让我去和端方接触,替你搞钱,转脸就给我个“清廷侦探”的屎盆子扣上。章太炎是响当当的革命英雄和老前辈,这顶帽子扣上来,自己如何还能再在东京继续呆下去?不久刘师培举家回国,果真投靠了端方。端方笼络人心非常有一手,从此刘师培死心塌地追随端方,直到端方被革命军杀死时刻仍不离不弃。

(刘师培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后来他又投靠袁世凯,临终前说:我本学人,奈何误入政治,一步走错,贻误终生,他致死都不愿与章太炎和好)

刘师培的老婆何震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把章太炎和端方之间的五封通信拍照,寄给在法国的《新世界》主编吴稚晖。这吴稚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能和章太炎走上五、六个回合的骂战高手,笔头之刻薄人见人怕。1903年,他俩曾是上海租界内的革命派报纸《苏报》同事,清廷给租界巡捕房施加压力,要求租界方面查封《苏报》,逮捕编辑部人等。租界巡捕房趁报馆放假把报馆封了,意思是让相关人等赶紧溜走。于是编辑们跑得跑、躲的躲,唯独章太炎若无其事,撕了封条继续进报馆写文上班,巡捕房只好把他给逮了起来。被捕的章太炎还写信给躲起来邹容,说怕他个球,让邹容来投案自首。邹容才18岁,是章太炎的结拜把兄弟,果真听大哥的话来自首。清廷要求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国内,那意味着凌迟处死,被英方拒绝。后来又要求英方判二人无期徒刑、十年,都被拒绝,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在租界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法庭审理此案,英国副理事判处章太炎坐监三年,邹容两年。但又对清廷官员做出来让步:二人不能关进租界监狱那种舒服地方,只能关在巡捕房平时用来拘押嫌犯的大铁笼子里,因为关押条件恶劣,邹容没熬到出狱便病死了。

(吴稚晖的眼神飘忽不定,实为不可交者)

吴稚晖曾经在私底下抱怨过章太炎,说当初不是章太炎犯病让邹容去自首,邹容也不至于白白死掉。章太炎出狱后马上在《民报》上撰文,说是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出卖了《苏报》。其实《苏报》早已是公开、透明的事实,包括吴稚晖甚至章太炎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在公私场合与无关人说过很多关于《苏报》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什么告密不告密,只是看苏淞道地方官想不想管而已。两人打了五、六轮笔仗后吴稚晖落得个“告密者”的头衔败下阵来,他无奈地说:“终被(章)逼得理屈词穷,直想脱下皮鞋,痛搧他十八、九个嘴巴子!”虽然嘴巴吵不过,但梁子可算是结下了,这吴稚晖马上把章太炎私通端方的消息告诉孙、黄。

黄兴闻讯急忙压下吴稚晖,不教爆光这五封信。但此事远远没完,《民报》因为宣传暗杀,1908年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章太炎罚款150元,交不出钱就得去服劳役,一天顶一元。还好章太炎有几个忠实的学生,比如周家兄弟,四处奔走凑钱帮他缴了罚款。《民报》停刊后,孙文命汪精卫秘密复刊,瞒着章太炎办了几期,此举的意义,就是把章太炎的主编位子给撸掉了。章太炎暴怒,联合早已和孙文结怨,势不两立的陶成章(陶成章是个私德极佳的人,他常年腰扎一根草绳,脚踏一双破鞋,风餐露宿四处奔走,经手帐目从无纰漏。他和孙文之间的龌龊更是狗血,我们后文有机会再续)。章写了两篇公开攻击孙文的文章《伪民报举报信》、《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再加上陶成章列举的孙文五大罪状(主要内容是孙文账目不清,而且不清得实在太离谱,还有陷害同志,密谋把云南出卖给法国),直接要开除孙文的同盟会会员资格。这下黄兴也调解不了了,孙文一面为自己辩护,渐渐无力招架,陶成章指控的事绝大多数有据可查,证人证言俱实,他无法对薄,只好从道德方面为自己描金,给对手抹黑。会内对他的意见随着同盟会的不断失败越来越深,眼见孙文会籍难保。这是比城府、比阴谋的时候,章太炎和陶成章显然都不是这种人。如果此时他们专注于攻击,自己不搞其它动作,等着孙文自己退会(实际上他也已经做了大量退会另立山头的准备),孙文从此就要在同盟会嗝屁,中国历史要改写了。

孙文在拖延时间等着他们犯错,果不其然。因为闹得吃相太难看,大部分同盟会会员,即便是反孙文的人,都不愿卷进来。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拒绝召开会议讨论这些丑事,章、陶二人便弄出个“同盟会万国公会”,章太炎任会长,宣布从此同盟会一切事务与孙文无干。这是最臭的一步臭棋,即便是陶成章当这个“会长”也好,因为陶毕竟是私德无亏的人。章太炎来当这个会长,正中孙文下怀。他马上联系到吴稚晖,让吴稚晖把章太炎和端方来往的那五封信登出来。

(陶成章倔犟醇厚,未能死在清廷手上是他最大遗憾)

这下吴稚晖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得意洋洋地在这五封信后加上“编者按”:万金出卖一革命,甚是便宜。

这五封信无异于天上炸雷,飞快被各种华侨报纸转载,沸沸扬扬,无人不晓。章太炎傻了,陶成章懵了。章太炎抓特务,抓到最后他自己成了“万金出卖一革命”的特务,呜呼叹息!

1909年,章太炎和陶成章灰头土脸地脱离了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因为知道孙文的黑幕太多,又有旧仇,辛亥革命后不久,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即刻指使陈其美将陶成章刺杀,杀手是当时籍籍无名的小卒蒋介石。蒋介石立此奇功,从此在孙文手下青云直上,不久便超过了铁杆走卒汪精卫成了孙文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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