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岁月悠悠，六四转眼之间就过去19年了。
19年是什么概念？也许，卢雪松的感受最能说明问题。卢雪松原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3年前因为在课堂上及课后和同学们讨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历史文化问题，被校方停课。卢雪松写道，今年六四前夕，她才读到丁子霖教授对19年前儿子牺牲情况的详细记录。按年纪，卢雪松比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还小一岁。然而，今天的卢雪松却无法把蒋捷连当成她的兄长。因为这位89年时刚16岁的少女，如今已经做了5年的母亲。与此同时，六四时死去的蒋捷连则永远地定格在17岁。这就使得今天的卢雪松把蒋捷连感受成她的弟弟或孩子。是的，这就是19年，这就是我们和六四的距离：那么遥远，又那么贴近。
今年六四前夕，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推出了他历10年之功完成的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小说的主人公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头部中弹成了植物人，10年后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大变模样，人物两非。10年中一直照料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法轮功学员，也受到中共当局迫害。马建说，他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记住六四这段历史。作者把一个植物人当作主人公。这一构思别具匠心，寓意深远。单凭作者这一奇特的构思，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创意与作品的张力：在一个世态人心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让一个人被冷冻封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后再回到社会。这样，在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和现在的社会之间，必然会发生一系列荒谬的但又合乎情理的戏剧性冲突。通过这些冲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了解人性。
不错，马建这种构思并非首创。我记得文革前有段侯宝林的相声，名字叫《昨天》，讲的是一位“旧社会”的贫苦劳动者，受尽欺压，精神失常。适逢“解放”，被送进医院，为了避免刺激住进单人病房，一住就是10年，10年后恢复正常走出医院，回到社会。由于他处处还用“旧社会”的思维与习惯待人接物，这就闹出很多笑话。4年前一部获奖的德国电影《再见，列宁》，讲的是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夕，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由于目睹儿子参加反对运动被警察抓走，心脏病发作陷入深度昏迷，8个月后醒来，东德已经变了天，老太太却茫然不知。儿子知道母亲思想僵化，再加上大病初愈，精神极其脆弱，经不起半点刺激，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小环境和一套谎言，让母亲误以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
应该说，上述一类作品的构思都和马建的《北京植物人》很相似。但尽管如此，马建的作品还是很有创意。毕竟，他描写的是六四后的中国。这本身就是相当独特的。相声《昨天》和电影《再见，列宁》所描写社会变化，都是朝前进的变化（尽管我们很多人对所谓“旧中国”“新中国”早已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六四后中国的变化却是一种往后退的变化。但那又不是简单的倒退。六四后的中国并没有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六四后的中国走得远比六四前更远。当然，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植物人是病人，但是在病态的社会里，他却是健康的人。因为他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六四的记忆，因为他保持着自己。而我们很多人则迷失了自己，背叛了自己。应该说，现在很多人对六四的遗忘，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回避，因此它更是对自己的背叛。正像马建所说：“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碾平了。六四最关键的是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这就是说，除非我们坚持六四的记忆，冲破六四的禁区，使六四成为中国人的公共话题，我们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自己，我们也才能为我们的民族赢得尊严，赢得正义。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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