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推出《李鹏“六四”日记》。书还没上市，其电子文本就已经在网上热传。我也从网上收到一份，其中有些错别字，但据朋友说应该就是那本书的电子文本。
对于这本《李鹏“六四”日记》，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是他从一个秘密渠道获得的；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的研究，相信这确实是李鹏所写，当然还未经本人出面证实。
我阅读全书后，也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因为，第一、李鹏有写日记和发表日记的习惯。此前他已经出版过6部日记：《三峡日记》、《核电日记》、《电力日记》、《人大日记》、《经济日记》和《外事日记》。六四这件事这么大，想来李鹏应该记有日记。第二、早在6年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就发过一则消息，说李鹏写了本《“六四”日记》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现任领导人阻止。第三，到目前为止，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还没发现书中有什么明显的“硬伤”。第四，比较李鹏的其他作品，文字风格很相似。第五、此书的出版人是鲍彤之子鲍朴，他们的特殊身份也增加了此书的可信性。第六、从情理上推断，李鹏应该有出版《“六四”日记》的意愿，因为六四这件事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市面上已经有了关于此一事件的多种版本，无论如何，拿出一份自己的版本对自己总不会有坏处。第七、李鹏年过80，健康不佳，自知来日无多，希望在自己生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了却一桩心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如果李鹏出面承认，那就可以肯定此书是真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李鹏出面否认，或者是中共官方出面否认，那倒不一定证明书是假的。估计在现阶段，李鹏本人及其家属和中共官方都不会出来表态，而沉默很容易被理解为默认，但那毕竟不是确认。很可能在近期内，我们无法确认此书的真实性。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用意何在？
下面讲一讲李鹏为什么有出版这本书的意愿，也就是说，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的意图是什么。
有评论说，李鹏想通过这本书把六四的罪责推到邓小平身上，为自己开脱，起码是减轻自己的罪责。我看不像。是的，早在一个多月前，有人告诉我，他读到了李鹏日记，其中最厉害的一句是，邓小平讲：“镇压就镇压，我负责。”不过我在《李鹏“六四”日记》的电子文本里面并没有发现这句话。倒是有下面一段话。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六四”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
上述记叙无疑证实了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一结论毫不新鲜，我们从来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李鹏是否在他的书里给自己有所开脱呢？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就有给杨尚昆开脱罪责之嫌。但是李鹏的《“六四”日记》并没有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从《李鹏“六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从学运一开始，李鹏就采取敌视态度；另外，他对赵紫阳也是从一开始就充满猜忌。李鹏的强硬是贯穿始终的，而且至今仍毫无悔悟。事实上，我在读了这本《“六四”日记》后，李鹏作为六四屠杀的第二号主犯的印象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强化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和我有同感。
那么，李鹏出版这部日记的用意是什么呢？通读《“六四”日记》，我注意到，在写到各中央领导和封疆大吏们对学运、对戒严令的态度时，对于那些和李鹏立场接近的，李鹏都记载的比较详细比较清楚，并且常常是提名道姓；对于那些持异议的，他记载的就比较简略比较含糊（当然除了赵紫阳），并且常常隐去姓名。有的事很重要，例如5月21日，有张爱萍等8名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这事在当年就流传很广，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也有记载，据张万舒说，这件事是新华社军分社与张爱萍将军秘书通电话核实过的。但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对此事却只字未提；他只是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含糊其词地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算是对不少高级将领持异议一事给了点暗示。
不错，李鹏可以解释说，因为这本书是要公开发表的，他这一详一略，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也是为了保护“犯过错误”的同志。但显而易见的是，李鹏这样做，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六四这件事是中共上层绝大多数人集体决定的，是得到党内政府内的广泛支持的，大家都有份，这就减轻了李鹏自己的个人责任。我以为这就是李鹏发表《“六四”日记》的主要意图。顺便一提，邓家人为邓辩护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邓小平长女邓林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可能还有防范党内上层有人为六四平反的意图。以杨尚昆的情况为例。据蒋彦永医生说，杨尚昆曾经讲过，六四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错误。按照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杨尚昆在八九期间的表现是摇摆的、暧昧的。可是依据《李鹏“六四”日记》，杨尚昆则是另一副模样。杨和邓的关系非常特殊，赵紫阳和李鹏要和邓见面都需通过杨；是杨尚昆最早在赵紫阳离开北京的时候向李鹏建议去请示邓小平，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借廖汉生的话），也是他直接部署戒严的军队。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杨本是六四元凶之一，他后来对六四的批评只不过是自己失势后的投机而已。
吴国光的一个重大推测
在加拿大任教的吴国光为这本书写了篇导言，其中，吴国光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推测。吴国光指出，在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叙述中，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在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就呈现重大的路线分歧，而直到4月23日下午赵离京访朝时，中央都是在按照赵的温和路线发文件应对学潮，那么，何以到了4月24日晚上，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大家就“空前一致”地转而接受了李鹏的强硬路线，把学潮定性为“反对共产党的动乱”了呢？
吴国光发现，《李鹏“六四”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李鹏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送走赵紫阳后，（处理学潮）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那么，去没去呢？日记里没交待。按情理推测，应该是去了，或者是以别的什么方式和邓联系了；否则李鹏完全没必要写下这段话。吴国光推测说：“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
倘若这一推测为真，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按照以前各种版本对这件事的记叙，先是政治局常委开会作出决策，然后征得邓小平赞同。这在程序上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要是按照吴国光根据李鹏书中的暗示所作出的推测，实际上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在总书记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那就全无正当程序可言，从而也就谈不上合法性了。
为了说明这一推测，吴国光还列举了很多旁证。这些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邓小平在4月24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前下过密令，按说赵紫阳后来是该知情的，那么，赵为什么在他的录音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由此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表态，李鹏不可能有后来的嚣张。这再次表明吴国光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
《李鹏“六四”日记》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资讯。以6月1日的日记为例，这一天的日记至少披露了两件以前人们不知道的事。
一件事是，李鹏在6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只讲到6月1日有戒严部队化妆进入城区，没讲到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广场。关于在6月3日之前就有戒严部队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事，先前也有过传言，但缺少权威的来源。如今有《李鹏“六四”日记》出面证实了。
另一件事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这件事很重要，值得多讲两句。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
李鹏写道：“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从这段记叙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李鹏亲自出马，有李铁映、罗干、何东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镇，请来的还都是他们比较信得过的学者专家，到头来仍然无法让多数与会者赞同当局提出的所谓对学生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可见当局的立场和民心有多大的距离。
李鹏说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努力”遭到失败，那究竟是败在谁手里呢？十条政策还没来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抵制；座谈会根本没有自由化知识份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动乱精英”的破坏；出席座谈会的官员都是李鹏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赵紫阳一派的阻挠。另外，这是一场关门会议，所以更怪不着“境外敌对势力”。按说当局要宣布十条政策，并不需要这些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批准。李鹏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试探水温，伪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连在他挑选出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通不过。李鹏写下这件事，本意是想说明他们原来还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动用武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那倒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人心丧尽，他们的立场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
还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六四屠杀绝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因为就连这次座谈会的多数与会者都不认为政府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让就会天下大乱，否则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李鹏的政策了。由此可见，六四屠杀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
来源：北京之春（2010/07/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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