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邓小平时代》讲的是中国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可是傅高义不理解中国的改革的内在脉络。傅高义不理解邓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领导人。
不妨以陈云为例。傅高义把邓小平和陈云视为两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对立观点的代表，“一方主张大胆冒险，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在整个八十年代，两人的分歧都很明显，有时甚至很尖锐。傅高义称之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这种分歧却一下子消失了。
我们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残缺不全的计划经济鸟笼被进一步冲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顺口溜说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按说在这时，陈云一派应该更强烈地反对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后，陈云却不表示异议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陈云发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讲到对深圳特区的支持，并由此引申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陈云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等于是公开向邓小平的经改路线靠拢。“一山二虎”之争从此划上休止符。
这就怪了。按照傅高义，陈云是平衡器，每当邓小平向前猛冲时，陈云就出来朝后拉一拉，减减速。为什么在这次邓小平冲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陈云出来平衡平衡的时候，陈云却放弃了呢？可见傅高义对陈云没看懂。
其实，陈云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给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踩刹车，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怕经济上乱套，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陈云一派原来反对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市场，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大张旗鼓地搞市场，恢复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对先前共产革命以及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岂不是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怂恿？一旦民主运动的魔鬼出笼了，要求我们放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去镇压呢？到了现在（1992年），原先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民运的魔鬼已经出笼了（八九民运），差一点冲倒共产党专政，好在民运这个魔鬼给镇压下去了（“六四”屠杀），短期内再也折腾不起来了，不必再担心了，因此，多搞点市场，多搞点资本主义也就没关系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了。
陈云虽然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的经济专家，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他考虑问题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陈云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强。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没有讲经济而是讲政治。1981年，陈云有个内部讲话。当时，体制内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纷纷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出版法和我们做合法斗争。”（据说，陈云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让太子党接班。“六四”后他讲过，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们不会挖祖坟。）
（九）
“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八十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19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在这时，以陈云为代表的所谓党内上层保守派，就像上面一节所分析的那样，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巨大威慑效应，工人必定会发动强大的集体抗争，而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对于这种来自领导阶级的、要求生存权的斗争根本没有镇压的任何借口，他们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工人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共产党那套主义、那套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实行起来必定祸国殃民，这时，共产党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接受失败，放弃一党专政；而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则选择了“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统治者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和平抗议民众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恶劣。因为“六四”不但很残暴，而且最无耻。
讲到“六四”，傅高义说：“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傅高义的这些“假如”，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早就有人讲，对“六四”的评价，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后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假如在未来，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像台湾和南韩一样转化为一个繁荣而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于它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是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肯定的。
没有比这种“假如”更离谱的了。所谓“对六四的评价要看它的长远影响”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少数人”只是“多数人”的牺牲品。撇开这层道德批判不谈，我要强调的是，“六四”使中国改革走上歧途。邓后的中国，按惯性就是要继续专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来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对邓时代的继承，而只能是对它的否定。
（十一）
有时候，傅高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天真。比如说他写道：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莫非傅高义真的以为，在现今中国的体制下，邓家子女做敛财之事，还需要邓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吗？
随着中国作为专制强权的崛起，人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专制的强权会不会对别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带来威胁？傅高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断然否认的。傅高义承认，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傅高义却断然地说：因为邓小平讲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且不说”韬光养晦“按定义就是权宜之计，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政府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却是天天在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包括本国的少数民族。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政权，在羽翼丰满之后，依然还只欺负本国人本族人而决不去欺负外族人外国人呢？
（完）
2013年1月2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 2013年1月25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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