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来信,邀请我在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参与一场讨论。话题为:1、当前在中国的不同政见者,正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和表达他们自己呢?2、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已经变得比那时更开放了呢?或者说,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呢?如果有,困难度又有多大呢?3、在对中国的当权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后,以你个人的经验,你认为事情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变化吗?

其实这些话题也是我平素的思考,所以回信答复:与1989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并不如那时开放。那时候,即1980年代,弥漫全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思想和知识,言论自由的程度较高。而现在,当权者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政治上依然一党专政,对言论和信仰的钳制甚至倒退至文革。各级官员构成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犬儒化,其他族群权益受损,社会道德江河日下,人权状况触目惊心,等等。

在中国的异见者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历来不能是批评者,更不能是反对者,而须得是政府的仆役或喉舌,否则日子会很不好过。比如一位作家,如果叙述的是属于“自己”的真实故事,那么当权者的大棒就有可能落在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开放的可能性。这些年,在中国,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渐渐增多,公民意识上升,各种维权活动方兴未艾,这尤其体现在互联网上。知识分子的命运得以有所改变,或者说,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得以传播到外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我是一个西藏人,我的声音为西藏而表达。对于我来说,我写书,我开博客,并通过媒体发声,是我作为异见作家的存在方式。而我从2005年起开设博客,在中国的三个博客被关闭,在海外的博客被中国黑客入侵,如今继续的是第五个博客,实际上网络的空间很大。当然,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专制力量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其目的,甚至变成可以追捕自由声音的监狱。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保有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他们于是以为这样做就会掌握主动权,然而西藏这几十年的情况证明不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很大,空间也在逐渐扩大,当残酷的历史被掩盖,当黑暗的现实被掩盖,却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从这方面来讲,坚持是最重要的。只要坚持,总会有变化。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在普遍的沉默中,许多人被逮捕或被迫害,然而,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总的来说,互联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西藏,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9-6-3,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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