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来信，邀请我在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参与一场讨论。话题为：1、当前在中国的不同政见者，正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和表达他们自己呢？2、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已经变得比那时更开放了呢？或者说，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呢？如果有，困难度又有多大呢？3、在对中国的当权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后，以你个人的经验，你认为事情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变化吗？
其实这些话题也是我平素的思考，所以回信答复：与1989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并不如那时开放。那时候，即1980年代，弥漫全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思想和知识，言论自由的程度较高。而现在，当权者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政治上依然一党专政，对言论和信仰的钳制甚至倒退至文革。各级官员构成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犬儒化，其他族群权益受损，社会道德江河日下，人权状况触目惊心，等等。
在中国的异见者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历来不能是批评者，更不能是反对者，而须得是政府的仆役或喉舌，否则日子会很不好过。比如一位作家，如果叙述的是属于“自己”的真实故事，那么当权者的大棒就有可能落在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开放的可能性。这些年，在中国，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渐渐增多，公民意识上升，各种维权活动方兴未艾，这尤其体现在互联网上。知识分子的命运得以有所改变，或者说，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得以传播到外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我是一个西藏人，我的声音为西藏而表达。对于我来说，我写书，我开博客，并通过媒体发声，是我作为异见作家的存在方式。而我从2005年起开设博客，在中国的三个博客被关闭，在海外的博客被中国黑客入侵，如今继续的是第五个博客，实际上网络的空间很大。当然，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专制力量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其目的，甚至变成可以追捕自由声音的监狱。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保有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他们于是以为这样做就会掌握主动权，然而西藏这几十年的情况证明不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很大，空间也在逐渐扩大，当残酷的历史被掩盖，当黑暗的现实被掩盖，却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从这方面来讲，坚持是最重要的。只要坚持，总会有变化。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在普遍的沉默中，许多人被逮捕或被迫害，然而，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总的来说，互联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西藏，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9-6-3，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