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27日

中国国资委在“求是”杂志发表一篇“自宫性”文章,强调“国企组织工作机构和人员,要纳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国企大凡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再由董事会、经理班子作出决定”。有学者指,国资委代表国企官员提出“企业决策由党委决定”的意见,企图加强党的领导旗帜下,恢复“官员集团”大权独揽局面,以换回因习王反腐而失去的对国家资产的分帐和控制权。国资委推“党管国企”,是官员集团对习近平中央的反击吗?

针对国资委的动议,中国学者对历史沿革作了梳理,认为这是“历史的反动,是促进国企死亡,促进共和国垮台的倒行逆施”。归结有如下几点:一、自上世纪50年代始,中共根据前苏联模式建立国有经济体系,全国大大小小企业以国企之名,成为各级官员的“私人庄园”。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引下,中共一再强调突出政治,物质刺激渐被取消,工人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各级国企效率一蹶不振,社会物质极度匮乏。

二、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重塑经济,重物质刺激,实施改革开放,经济一度重现活力。但由于大小国企都控制在各级官员手中,这些人即便原是内行,多年当官也变成外行。在外行官僚主义领导下,光靠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终究难以为继。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使大小国企很快就变成鸡肋,甚至“殭尸”。

三、朱鎔基上台后,下令将中小国企一律拍卖,对特大型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力图把封闭式的“私人庄园”变为开放式的“公共农场”,逼各级官员决策经营公开,打破各级官员把持企业我行我素状态。朱的改革为经济大发展奠定基础,但政治改革滞后也给权贵阶层攫取国有资产提供良机。朱卸任后,大型国企官员们研发出一套摆脱社会监督与控制的技巧,诸如:大而化之模糊化企业经营数据(甚至做假帐),收买或边缘化企业独立董事等。大型国企很快又置于官员们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的绝对统治之下。

四、习李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混改”,让私人资本参与大型国企。私人资本参与国企,必然会密切关注国企经营过程与决策,官员们再难蒙混过关,我行我素。“在王岐山反腐利刃之下,国企大小官员如履薄冰,哪里敢反对什么混改”。但19大上,王岐山下台,“习近平被套上了党纪国法的笼头”,国资委代表国企官员堂而皇之地提出“企业决策由党委决定”的意见。

国资委“企业决策由党委决定”的动议,表明中共高层经济路线之争,以及对国家资产控制和分帐之争。国资委向来是国企官员重要阵地,现在抛出这么个反市场声明,不禁令人质疑:这仅是官员集团要搞新的腐败,还是政府新的国策规画?谁是保守派?习中央到底属于保守派,还是所谓“隐性”的开明派,或介于两者之间?“求是”杂志为何敢刊登如此复辟文章?这是哪来的底气?习近平的旨意在党内既然“不能违背”,那么这些保守东西是不是习思想的反映?或是保守派及反对势力借助习党管一切的思路顺藤摸瓜?

事实来看,习近平在左右和保守与改革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也因19大后“被套上了党纪国法的笼头”。习近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让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在国家的有效调控下稳定运行,防止任何外来资本对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干扰和操控。所以中国经济必然在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之间,找到基本平衡,既不让中国经济倒退到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又不能任凭市场自由发展。

之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一篇“保卫改革开放”的文章,在中国知识界盛传,与不久前人大马列教授周新城“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文章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中共党内在经济路线上的思想与政策方向竞争。而习近平则尝试,利用这两种思想交锋,使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偏不倚”(既左且右、大政府小社会)地向前推进。

(作者为德国明斯克大学政治学博士)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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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彭涛:中共管国企,官员集团反击?” 有 1 条评论
  1. 經濟資源分配就是政治權力分配,入黨就是加入分配自己的利益。化解中國國企百病叢生,就是透過憲改,讓百姓多投票,分年直選行政、立法、司法、檢察首長。且選舉免費。一次投票就是一次資源重分配。詳見《永久和平發展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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